刘培玲
这篇文章已经酝酿了很久, 太久了。 从妈妈决定出版这本书起, 我就答应她要写一篇悼念爸爸的文章, 但每次提起笔来, 都发现要写的东西太多了。7个子女中, 我是与父母一起生活最久的, 况且爸爸去世时我在美国, 没有机会看他最后一眼, 送送他。
只是, 回忆带给我的悲伤、 痛苦与遗憾, 真是太多、 太多了……
1993年1月19日我 (到美国两年零四天) 在晚上10点30分回到美国得州丹顿市的简陋的旧公寓里, 听到当时在美国宾州做访问学者的小哥哥留在电话答录机中的话, 让我到家后马上打电话给他。 听他的口气有点急, 我马上想到父母中的一个或是与父母在一起的女儿生病了, 我立刻抄起电话, 小哥哥的电话也接得很快, 似乎正在等我。 我急着问他什么事? 他说妈妈不想让我知道, 但他认为还是告诉我的好。 我还在想着是我女儿出了事?接着他说, 爸爸去世了。 我想都没想就回答说: “开什么玩笑?”因为不久前我还和爸爸通过话, 谈到他的健康状况, 他告诉我他只是要去医院住几天, 做例行检查。 小哥哥紧接着说: “是真的,开始我也不相信。” 我问: “什么时候?” 他说: “16日早上。”“这不可能, 我不相信!” 说着, 我便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怎么也止不住如注的泪水, 哭得天昏地暗, 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哭过。 到美国两年多, 无论多苦、 多累、 多难、 多烦, 我只是掉几滴眼泪, 却没有这样哭过。 哭了一阵, 我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电话铃声惊醒了我, 还是小哥哥, 这一次他把整个经过告诉我, 我只是静静听着, 默默地流着眼泪, 没有再用哭声打断他。 哥哥讲完后, 我说我想回去, 哥哥说不必了, 就是明天动身也赶不上遗体告别了。 我问为什么要办得这么急? 哥哥说是妈妈的意思。 之后, 他说: “你多保重, 以后再联系。” 便撂了电话。 我木然地挂上电话, 和衣躺在床上, 眼泪不住地流着, 低声地抽泣着, 又慢慢地睡过去。 清晨, 电话铃又响起来, 这次是妈妈、 大哥从国内打来的。 妈妈在电话那边抽泣着, 无法说一句完整的话。 大哥接过电话, 又把整个经过简要地讲了一遍。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 爸爸像每年冬季一样因为感冒住进医院, 但几天里一直发高烧。 在他走之前几天, 神志一直清醒。 事情发生太突然, 没有一个人有思想准备。 大哥讲到这里, 我脑海里出现了爸爸在医院的画面,就好像我当时在场一样, 因为我知道他所住过的所有病房, 我认识那里的医生、 护士, 我知道他的病床在哪里, 床头柜在哪里,沙发、 茶几, 他的换洗衣服在哪里。 我在国内时, 每逢爸爸住院, 我每天都去看他, 给他送饭、 送报纸, 陪他聊聊天, 重要的是把我女儿带给他看看。 我女儿从生下来就长期与我父母住在一起, 爸爸非常爱她。 这一次为什么他没等我去看他, 送一次饭给他, 就走了? 这不可能! 我一直也想不通, 只是感冒, 爸爸就会走了?
从我个人观点看, 爸爸是从事政治的, 尽管是不自觉地从事上了政治, 而我是个不问政治的人。 所以, 我们没有什么信仰、政治观点的分歧, 唯一的矛盾是在教育我女儿上。 爸爸很宠孩子, 特别是女孩子, 他用当年宠我的方法去宠我女儿, 而且大大地超过了我, 正像有人说的掌上明珠。 原因之一是隔代人, 原因之二是他的年龄大了, 工作环境与从前不一样。 我不同意他那样宠孩子, 如今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 已经有了社会带来的心理障碍, 如果家长再不教育, 对孩子的一生都有影响。 直到我出国后, 爸爸才渐渐地意识到我的观点是对的, 只是我在方法上有些急躁、 简单。
爸爸很爱孩子, 尤其因为我是最小的女孩子, 就更爱我, 也很宠我。 尽管他从未直接讲出来, 但我可以感觉到。 我也很爱他, 但竟没机会告诉他。 以前我不大清楚对爸爸的爱有多深, 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我多么爱他, 我多想能够当面告诉他: “爸爸,我爱你。” 可这已经成了永远不能实现的梦。
从得知爸爸去世的消息后, 我整个人好像垮掉了, 我没有和任何人讲, 只是像往常一样去上课、 打工, 因为一提起来, 眼泪就会止不住。 那一段时间, 我几乎每天晚上梦见他, 是那样逼真。 醒来后, 我也分不清哪是梦, 哪是现实, 人也变得很虚弱,坐在什么地方, 想一想就会流眼泪。 当时1993年春季学期已经开始, 我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听课,4门课得了3个C, 废掉了一门。 那个时期, 每次出门前, 我总是用深色眼影化妆, 以掩盖哭肿了的双眼。
从我记事起, 爸爸出差开会或疗养, 一有机会一定会带上我, 这习惯一直延续到我出国前。 “文革” 前, 如果爸爸出差没法带我去, 回来时便会有礼物给我——穿着漂亮衣裙的洋娃娃、文具盒, 或是我喜欢的糖果。 “文革” 中, 我高中毕业, 爸爸把他用了多年的派克金笔送给了我, 但因为我上衣口袋绽线, 不知什么时候丢了, 我一直没有告诉爸爸, 怕伤他的心。
从1962年上小学起一直到1966年 “文革” 开始, 我所有的铅笔都是爸爸为我削, 所有的书本皮都是爸爸为我包。 直到现在, 我还是不会用小刀削铅笔。 记得那个时候, 每天晚上我会把文具盒拿给爸爸, 放到他的办公桌上, 如果他不忙, 会很快把铅笔削好, 在我上床前交给我, 我可以收拾好书包再睡觉, 如果他忙或是还没回家, 第二天早上我的文具盒会在我书包旁, 打开一看, 所有的铅笔都削得干干净净、 漂漂亮亮。 有时我忘了把文具盒拿给他, 第二天早上, 文具盒会像往常一样躺在书包旁, 里面的铅笔也是削过的。 有时, 他出差, 我自己会把铅笔削得乱七八糟, 他回来后从不责备我, 只是再把铅笔削好。
每个学期开学的第一天, 学校会发给一个学期用的书和本子, 还要求都包上皮。 当时市场上还没有塑料书皮, 我总是把整个书包放在爸爸的大办公桌上, 等到书包回到我的桌子上时, 所有书和本子都包好了皮, 还写上了字, 课本的名称、 学校、 班级及我的名字。 爸爸把书皮包得很整齐, 还都选了漂亮的画报纸,爸爸的字也写得很帅。 第二天拿给老师检查, 我的书本总是班上最好的。
我和爸爸之间的语言交流不多, 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 我每次只是说: “爸爸, 请你……” 他从未拒绝过, 之后我只是说一句: “谢谢爸爸!”
小时候我吃东西比较挑剔, 吃清水煮鸡蛋不吃蛋黄, 吃咸蛋不吃蛋白。 每次爸爸总是挑我喜欢吃的那部分留给我, 清水蛋白或咸蛋黄。 这习惯一直持续到1978年爸爸调动工作去新华社,也就是到我22岁时。
提起笔来写这篇文章, 往事不断地出现在脑海中, 我觉得可以写一本书。
今天,1995年6月18日, 是美国的父亲节, 在这一天, 我把这篇短文献给我敬爱的爸爸, 以慰他在天之灵。
(1995年6月18日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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