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农业科研四十年

真是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已退休十余年了。回忆起近四十年的农业科研生涯，心绪难平，感悟多多。我出生在河南省西部伏牛山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父母历尽千辛万苦把我养育成人，是国家把我培养成一个大学生，从而走进科学的殿堂。

在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几十年里，我在棉花枯萎病和水稻稻瘟病防治研究两个领域里，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为国家棉花和水稻生产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下面，就自己的求学之路和从事研究工作的经历作以简要回顾。

走出大山进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金秋时节，1950年9月父母送我走进了村里小学校。那时，国家百废待兴，物资匮乏，学校设施也十分简陋，两个年级的孩子共用一个破庙改成的教室，一个班上课，另一个班自习。几个土坯横一块木板就是课桌，每天上学自带小板凳，雨天光着双脚冒雨上学，条件艰苦可想而知。放学后，还要帮着父母劳作，吃的饭就更不用提了，碗里稀汤寡水可鉴日月，每天上学第三节课后肚子就开始咕咕叫啦。从1958年到1962年，我们经历了“大跃进”、“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和勤工俭学等各种体力劳动，占用了太多的学习时间。即是这样也没有阻挡了我和小伙伴们对知识的渴望，在繁重体力劳动过后，在灰暗的小煤油灯下读书做作业,解难题。一个晚自习下来，个个黑墨花脸，成了“小包公”。在知识的海洋里，一点一滴地吸收营养，积累知识。 使我这棵生在瘠薄土地上的幼苗茁壮成长，就这样寒来暑往完成了小学到高中的学业。

刘洪涛

1962年的高考至今记忆犹新。由于“大跃进”、“浮夸风”造成的恶果，国民经济实行大调整 ，高校纷纷下马，录取比例降为15%。能否走进大学的殿堂是个极大的未知数，唯有更努力，更勤奋。直面第一次人生的重大抉择，农村生活的经历，报考农业大学成为自己的首选。揭榜之日，喜讯传来，幸运地被河南农学院（现名河南农业大学）录取，成为全班唯一的金榜题名者。为学校争了光。为此，我们的老校长还宴请我们一顿以前从未吃过的大肉包子。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实现父母让三个儿子都上大学的愿望，在当地一时曾传为佳话。

携妻带子“闯关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了1978年，中国农科院植保所要搬回北京原址。当时因为户口的原因，我们有几个同事无法回京。这时，吉林省农科院领导伸出关怀之手，接收了我们四户“特殊家庭”，这才有了我们携妻带子“闯关东”的故事。

东北到河南相距4000多里地，是个冬天零下30-40℃，呵一口气就结冰，出门就会冻掉鼻子耳朵的地方。对祖祖辈辈生活中原地区，又没有出过远门的我们来说，心里着实打怵。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978年12月，来报到的我一下子就感受到东北人的热情和豪爽。回去后，初步打消了家人的顾虑。1979年3月我们带着3个孩子，小的1岁，最大的才8岁，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外边又加了棉大衣，个个像小胖墩似的，千里迢迢来到了公主岭。由于水土不服，小孩拉肚子；妻子出门遇冷空气有过敏反应，患了荨麻疹；没有好煤好柴不会烧炉子吃饭成了问题。问题一个接一个，困难一箩筐。但在单位领导和同志们的热心帮助下，问题得到逐步解决。我在东北安下家，开始了新的科研方向，从事水稻稻瘟病的防治研究工作，这一干就到了退休。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90年5月我的结发妻子发现身患癌症已到晚期，灾难降临到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经济上三个孩子的学费已使我难以承担，妻子治病动手术更急需一笔不小的费用。生活中既要到医院看护病人，又要回家做饭照顾孩子，真是难上加难，我濒临崩溃。有道是“病魔无情人有情”。在领导的关怀下，植保所、大豆所和人事处的同志们献爱心伸援手，在吴新兰、路琴华等同志倡议和带动下，有的捐钱，有的帮助照顾孩子，有的到医院照顾病人，“一人有难大家帮”。虽然最终病魔还是夺走了亲人宝贵的生命。但我深深感到集体的温暖和同志间的深情厚谊。强忍悲痛送别了亲人，安排孩子上了学，第二天我就上班投入到工作中。

当我的日子过得焦头烂额、最艰难的时候，我现在的妻子走进这个破败不堪，千疮百孔的家。她不辞辛苦、任劳任怨，帮我走出了困境，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让我能全身心的投入工作。把孩子们个个都培养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成了博士、硕士、会计师、管理人员等。

棉花地里治“癌症”

大学毕业经过一年的等待，1967年我被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1968年6月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集体到山东省济宁地区邹县济南军区饮马河炮兵农场学生连队，劳动锻炼一年半。接着又参加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五•七科技服务队，在山东省惠民县蹲点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做一些农业科技服务工作。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时，不但学习他们的优秀精神和品质，也学到了不少有用的知识。

1971年终于回到研究所，那时的植保所已下放到河南省新乡市。参加的第一个课题就是棉花枯、黄萎病防治研究，1972年分工让我承担抗病品种方面的工作。棉花枯萎病20世纪30年代随着美国“柯字棉”、“垈子棉”等品种的引进而传入我国，经过40余年的传播扩展蔓延，到20世纪70年代在全国各大棉区均有分布，发生面积已达2000多万亩，占全国棉田面积的30%。重病棉田发病率高达100%，死苗率可达60%以上，摧毁了不少优质高产棉田。严重地影响着我国植棉业的生存和发展，当时尚没有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来控制该病发生和危害，所以，人们称它为棉花上的“癌症”。

针对棉花枯萎病的肆虐和危害，我和马存等年轻同志，开始在棉田里进行“药剂灌根”、“土壤消毒”，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试验了3年；采用“小麦棉花”轮作、“玉米棉花”轮作等各种各样方法措施，效果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结果都令人失望。失败面前不灰心，面对挫折不退却，是探索者的个性。我们查阅了国内外资料，走遍了大江南北，进行调查研究，开始调整思路，把重点放在“品种”上，在品种上进行攻关。但当时的棉花品种状况是“丰产品种不抗病，抗病品种不丰产”，不能满足棉花生产的需要。我们立志要解决这种矛盾，培育既丰产又抗病的新品种。

棉病组几个年轻人要选育抗病新品种一事,在研究所内引起非议，说什么“不务正业”、“痴心妄想”等等。但我们不懂就学，向育种单位的专家学，向棉农学，在干中学。我们到中棉所、陕西、四川、山西省棉花所等单位调查研究，征集和引进品种资源，几年已达2000余份。几个30多岁的年轻人在老专家指导下，带上行李，到河南省新乡县小冀公社王屯大队建立基地，采用“引育”结合的方法，开始了我们的棉花抗病品种选育工作。在点上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播种时和社员同拉一张耧；防治病虫时，背着20多斤重的喷雾器打药，头顶烈日，冒着零上40℃多的酷暑，真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农民可以回家换换衣服，而我们只有简单的行李，只能是穿着湿衣服坚持工作，晚上还忍受蚊虫叮咬之苦，真是辛苦重重。但是我们心中有目标 ，一天又一天坚持着，一年又一年坚持着，记不清做了多少个杂交组合，不知道筛选了多少个单株。

天道酬勤。就这样十年过去了，辛勤劳动得到了回报。我们培育的棉花新品种“86—1号”，高抗枯萎病，在重病田发病率控制在3 %以下，丰产性和品质的各项指标均达到了丰产优质棉花品种的各项指标。攻克了“丰产品种不抗病，抗病品种不丰产”技术难关，达到了抗病性和丰产性的统一，实现了“抗病品种既抗病又丰产”的目标，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水平。该品种在全国迅速推广，重病区推广普及率达到60%以上，至1983年累计推广面积1550多万亩，有效地控制了枯萎病的危害，制服了棉花生产上的这个“癌症”。看着棉农们不再愁眉不展，我们欣慰不已。该项成果先后获得河南省科学大会奖、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学技术发明二等奖。

水稻田里送“瘟神”

1979年3月，植保所领导分配我参加水稻稻瘟病课题组的防治研究工作。稻瘟病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而陌生的领域。在李成栋等老专家的耐心指导下，从认识病斑开始，一点一滴地学，参加课题组的各种粗活细活认真体会，下点跑面多接触稻瘟病的实际，增加自己的经验。1979年参加了杭州的全国稻瘟病菌生理小种联合实验，1980年远赴昆明参加了日本专家的稻瘟病技术讲座，从理论和实践上全面锻炼提高，在这个环境中我逐渐成为中坚力量。1983年以后，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课题里的老先生们先后退休。临危受命，我走上了课题主持人的岗位，这既是我科研工作上的又一个新起点，也是一个难点。

国际稻瘟病大师欧世璜教授说过，选择稻瘟病研究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误，此话不无道理。稻瘟病是水稻上一种侵染性流行病害，因其流行性强，病原菌生理小种变异快，加之影响发病的生态因素复杂，致使品种极易丧失抗病性。一个品种一般3-5年就会丧失抗病性，如从日本引进抗病品种“滨旭”，在我省大面积推广三年后，在1983年就完全丧失抗病性，造成大面积绝收，引发损失稻谷数亿公斤的水稻灾害，这种案例在国内外并不鲜见。把稻瘟病称为水稻种植上的“瘟神”，绝非耸人听闻，夸大其词。

在进行水稻稻瘟病的防治过程中，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那是1979年的秋天，我到吉林市稻区调查，看到一老汉坐在地头，对着一片因稻瘟病危害而几乎绝收的稻田哭泣，痛不欲生，没有尽快研制出高效防治稻瘟病的农药使我深感内疚和不安，农民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从那以后我工作的热情高涨，工作更加努力。又记得在1983年稻瘟病大流行的季节，我承担和指导着几个地区的防治和试验工作，白天在田间调查指导防治，晚上赶路，这样风里来雨里去，来去匆匆，抢时间地工作，奋斗了多个春秋，付出得到了回报。我主持研制的防治稻瘟病新农药——灭稻瘟1号（后改名“稻洁”）获得成功。该农药不但具有良好的预防作用，而且具有理想的治疗效果，其使用成本还降低了20%以上，为农民防治该病提供一种理想的新药。在省内外推广，成为全国防治稻瘟病的主要药剂品种之一。时间虽已过去30多个春秋，该药至今仍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为稻瘟病防治作出了一份贡献。

针对水稻推广塑料覆盖保温技术后，水稻恶苗病严重危害的问题、全省水稻生产水平的提高而稻曲病严重危害的问题，1990年以后我先后主持了水稻恶苗病防治研究和水稻稻曲病防治研究（我院主持，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通化市、吉林市农科院参加）。经过课题组全体同志五年多共同努力，1995年研制成功了防治水稻恶苗病新农药——“901”。防治效果在98%以上，成本降低30%，使用方便，在同类产品具有明显优势。在省内外迅速推广，1993-1998年累计推广面积达1.12亿亩，1996年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在稻瘟病菌生理小种消长规律和品种抗病性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吉林省稻曲病综合防治研究 经四单位协作攻关取得了成功。上述两项成果于1993年分别获得了吉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科经结合创效益

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科技人员的创造精神和创新激情，涌现出了大量的新成果、新技术。科技成果是知识分子辛勤劳动的结晶，是一种知识产品，具有潜在的生产力，只有把它开发出来，转变为经济效益，才能体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价值。

怎样把我们自己研究的技术上成熟的、农业生产上应用价值大的成果开发出来，推广出去，为农民所用，变成生产力，转化成经济效益，是我们面临的需要重新学习的又一类研究课题 。我们针对不同成果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措施：一是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点棉区建立示范区，具体指导，召开现场会，以点带面，扩大影响。棉花抗病品种“86-1号”推广之初，先后在河南新乡、山东维坊、浙江慈溪、江苏常熟、安徽池州、湖北枝江、河北石家庄和山西运城等地建立了20多个示范区和示范点，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得到当地干部和农民的认可，促进了新品种的推广，使86-1号种植面积迅速扩大，1983年在重病区推广400万亩，普及率达50%以上。1979—1984年累计推广面积1550万亩，挽回皮棉损失282.7万担，经济效益达13.12亿元人民币。二是与农药厂家合作开发。厂家具有原料、资金、技术设备方面的优势，在我们不具备独立开发的条件下，与他们进行合作，才能尽快出产品，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由我们主持、延边农药厂参加，合作研制的防治稻瘟病新农药——“灭稻瘟1号”就是这样开发成功的，成为生产上防治稻瘟病的主推药剂品种之一。30多年过去了，现在仍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三是建立中试基地独立开发。当条件成熟时，经化工部和农业部批准，我们于1983年及时建立了自己的农药实验厂，开创了我院农药产业。自己生产我们研制的水稻种子消毒剂——“901”，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自己销售，也获得成功。1994—1998年共计生产达1105.5吨，推广应用面积1.3 9亿亩，增收稻谷7.16亿公斤，创造经济效益7.132亿元人民币。总之，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把成果开发出来，发挥了科技成果的作用，实现了我们为农民做实事，为农民服务的心愿。

几十年来自己在科研上努力了，奋斗了，做出一些成绩，没有虚度年华。我和课题组的同事们，先后主持承担完成国家、省、部重大科技项目近20个，获得十多项重大成果奖。主要有：国家发明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部、省科技进步二等奖4项、三等奖3项等。在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公开发表的论文48篇，生产建议12篇；有的被有关研究单位同行认可、采用和引用，得到了较高评价，有的被领导部门和基层推广单位采纳，在生产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

研究工作话体会

我们在工作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科学研究本身要求，与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都相差甚远。 由于所受基础教育较差，加之“文革”10年的耽误，常有“力不从心”之惑。如在稻瘟病的流行规律和病原菌遗传变异等基础方面没有进行深入研究，也就拿不出高水平论文，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所以，打好基础，练好基本功，平时注意积累，扩大知识面，多动手，多实践都很重要。

向老专家学习。我院稻瘟病课题组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展了防治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在国内有很高的学术地位。老先生们经验丰富，具有严密、严格、严肃的科学态度，他们本身就是一本我们学不完的活词典。从试验设计到试验的每个技术环节都要反复推敲，亲自动手，重要结果反复验证，经得起生产实践的检验。他们非常注重现场调查，从实践中取得第一手材料，不顾年老体弱多病，每年秋季都要坚持到基点调查试验结果；对于院内盆栽试验结果都要亲手调查，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于试验报告、研究论文更是反复推敲，认真琢磨。常为一个字、一句话要思考几小时，几天甚至一个星期，力求达到“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没有一句不实的话”。这就是李成栋先生等已故老专家在我们心目中的工作写照，他们这一代人有着“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要半句空”的科学精神和治学态度。

生产实践是我们的好老师。棉花枯、黄萎病和稻瘟病等病害，我们在课堂上都学过，有的还看过标本或实物，但在脑子里印象淡薄，一到实际上，就不认识或认不准了。什么是“毁灭性”，什么是“大流行”无法在脑子形成概念。在棉区蹲下去一看就明白了棉农为什么把枯萎病称为“癌症”。1983年吉林省稻瘟病大流行季节，我在吉林市郊区、舒兰县平安公社、柳河县三源浦镇和永吉县双河镇等重病区蹲点跑面3个多月。使我明白了大流行、抗病性丧失、防治标准、防治时机等不少关键问题。我们在水稻立枯病和恶苗病防治研究中，也常带着问题到生产实践中调查研究，也有不少收获。“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是指高人指点的作用。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下乡实践几个月，胜读十年书，此乃我研究工作中的体会。

充分发挥青年科技人员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课题组几位老专家相继离退休，离开了研究岗位，中青年成为课题的主体。课题组根据每个年轻人的不同特点，让他们承担相应的工作，在工作中锻炼成长。如韩润亭同志当时30多岁，农村出身，有生产经验，做事细心爱钻研。就把水稻种衣剂的工作让他来做，他细致认真，不但拿出了种衣剂的简单工艺，还拿出了种子消毒剂的配方，为以后“901”的研制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他以后被评为吉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现在已成为植保所独挡一面的研究员。又如程明渊等同志，当时只有20多岁，硕士研究生毕业，业务基础好。我们就把“稻曲病综合防治”课题中病菌生物学特性部分让他来做，他得心应手，很好的完成了任务，后来做了稻瘟病课题的主持人。这些年轻人为稻瘟病研究课题延续和发展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我在工作岗位做的研究工作，有的圆满完成，有的还没有完成好。但党和国家却给了我很多荣誉：1990年被国家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科技专家”称号，1991 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被吉林省委、省政府授予“吉林英才”称号和奖章， 1998年省委、省政府授予我“吉林省首批省管优秀专家”称号并予以奖励，2008年六十周年院庆时被授予“吉林省农科院有突出贡献科学家”称号。

曾先后兼任吉林省政协常委、吉林省科协委员兼学术委员会委员；吉林省自然科学序列高级职称评委会评委，省农药专家组专家，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常务理事，吉林省植保学会理事长等社会职务。

岁月的风霜染白了头上的黑发。当我回首往事，70多年的人生旅途，40年的工作历程时，心潮起伏，激动不已。深感我是最幸运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因为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没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没有科学的春天，哪有我们的今天。一个山里的苦孩子哪能走进高等学堂，成为国家的高级农业科技人员。在此，我要深情地感谢我的父母和我们经历的苦难，使我们养成了不怕困难、坚忍不拔的品格，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我要深情地感谢我们的老师们，教我们如何做人，传授知识，授业解惑，把我们带进了神圣的科学殿堂，使我们这些莘莘学子们在科学攻关的征途上披荆斩棘，开拓进取，攀登一个又一个科技高峰。我要衷心地感谢中国农业科学院、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领导和专家、与我合作共事的同事们，没有你们的培养、关怀；没有你们的支持和帮助，我的一生也许碌碌无为。我最要感谢我的妻子与我同甘苦共患难，无怨无悔的背后支持，撑起了家庭的重担，让我全身心的投入工作。

退休之后我的心仍系着国家农业科学的发展。2006年、2013年被选为第六、七届吉林省老年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力所能及的参加老科协的各项活动，为吉林省的农业发展贡献余热。

窗外的风依旧吹着，信步走出家门。看到从办公区走出来的一个个年轻人，一张张充满激情活力的脸庞，内心无比喜悦，这么多新鲜血液注入到农科院的科研队伍中，我们的希望在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