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农作物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往事

一、高粱首开“南繁”之先河

育种方向大变革。

高粱因为无法实现人工同时大量除掉雄花，做不到种植杂交种子利用杂种优势提高产量，使得高粱单产长时间落后玉米很多。美国科学家用十七年时间创造性地培育出叫做雄性不育系高粱，单独种它只开花不结粒，用它做母本与另一个称之为恢复系的高粱种在一起，就能获得大量杂交种子，比玉米制种方法还简单省事。中科院遗传所徐冠仁先生于1958年将美国高粱不育系——TX3197A引入中国，经扩繁后于1960年同时分发给种有高粱的省级农科院。

高粱育种课题主持人李公德觉察到，高粱育种方向将发生大变革。在不少质疑声中，他坚持从1960年开始，先将本地良种——护2号、红棒子和矬1号采用核置换法转成高粱雄性不育系，接着筛选出护22号等多个用做父本的恢复系。1966年秋又从十余个测交种中选出三个杂交种——吉杂1号、2号和11号，用七年时间培育成的首批高粱杂交种比本省优良品种增产 13%～15%，为实现高粱生产杂种化迈出了第一步。

筹集经费，落实人员，去海南扩繁亲本。

鉴于高粱制种田所需母本种子量为父本的五倍还多，必须加快繁殖母本高粱种子才行。为此，1965年秋向李公德所长建议：我去海南岛试种高粱不育系，为日后扩繁积累经验。他当即应允，并决定派高粱室老工人邓殿玉负责试种，姜秀奎同志陪同去海南落实土地，并于播种后返院。谁都没预料到，姜秀奎还没到家，邓殿玉从海南打来电话说：高粱出苗甚少，速派人来。当时我正在编写吉林省高粱丰产栽培技术经验，准备参加全国高粱会议，临时选派王树春同志前往。很快调查清楚：播种后，高粱尚未发芽生根之前，种子就被周边成群蚂蚁盗走了，所以没出多少苗。当年带去一斤多种子，收回来不到二斤，算是交出“南繁”第一笔学费吧！

王世义

1966年秋选出的三个高粱杂交种，对其双亲特性了如指掌，应当去海南加快扩繁母本高粱不育系，以便把这项最新科研成果尽快应用到生产中去。先找到姜秀奎同志商量，她说去冬失败，恐怕李公德所长难下决心，不如先找党支书徐凤岳，取得他的支持后你俩再一起到李所长那里为好。果然，说明来意后李公德同志提出两大难题：其一，若扩繁150亩高粱需一大笔经费从何而来；二是文革期间派人外出，作物所自己说了不算，要请示省委驻院工作组。讨论一阵子，最后达成：力争省农业厅出经费，由我起草申请报告；徐支书联系海南人选问题。报告送出三天，得到回复是：农业厅承担海南高粱扩繁的全部费用。在当时，全省粮产区耕地面积20%种高粱，推广高粱杂交种可提高产量13%以上，每年增产的粮食可不是小数目，况且当时党中央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因此“南繁”之举，顺风顺水。可是海南人选问题就没那么顺当了。几经多方协商，海南人选落实到从全院调集：大豆所闫庆林、植保所徐邦太、畜牧所汪孔春、果树所赵子璋、作物所李凤楼和姜兴周。任命王世义为队长，副队长李凤楼。对于人选，所长李公德说：带领五个专业六名老工人去海南扩繁高粱不育系会增加工作难度。我说，再给派个帮手，让谷子课题高信汗同志去吧，所长立刻答应了。

当年十月中旬，我先去海南岛落实土地。察看比较，跑了半个月后落实在崖县（三亚）南滨农场、崖城大队和陵水县郊区坡留大队，各选50亩土地，当即电告作物所土地落实情况，催促来人动身。十余天后，李凤楼打来电报说：一行七人，已到湛江，快来接我们。天啊，没有住处！猜想他们一路坐火车过来，就到湛江站前旅店去找吧。

接电报第二天动身去湛江，运气不错，果然在站前一家大旅店找到了他们。连夜开会，介绍土地落实地点和有关情况，商量人员分工。最后，我提出：这次来海南，可说是举动不小，是省里出钱，院里选派了我们，临来时领导上让李凤楼同志捎给我口信，说：“别搞砸了！”现在不知大家是怎么想的。老工人回应：听说带来的是一种新奇高粱，不论怎么新奇，只要你老王指导到位，我们一定努力把工作干好，砸不了锅！对啊，关键在我，便站起来向大家表态说：我将按时到现场与大家商讨每项技术要点，直到弄清楚为止。你一言，我一语，直讨论到深夜。次日，一行八人乘车走雷州半岛，渡琼州海峡，用三天时间将七名队员，分别送到各自工作驻地。

认真落实每项技术措施，千方百计闯过每道难关。

首先过好播种关。面对来的队员都是新手，先在南滨农场召开高粱播种现场会，由高信汗小组长张罗有关事宜，将距离农场2公里外的崖城大队李凤楼、闫庆林找来参加。首先讨论清楚两点：一要播种当天，在高粱地周围田埂地头撒施“六六六”粉剂，播后前三天，早晚到地里观察有无蚂蚁盗运种子迹象；二是，必须做到先种一行父本保持系，再连种五行母本不育系，依次按1:5行顺序种下去，绝对不许出差错。接着开始播种，当大家已熟练掌握了高粱播种程序和要求之后，就乘车去陵水县坡留大队，再按照南滨播种程序演示一遍。由赵子璋小组长负责，徐邦太、姜兴周和我三人参加直到将50亩地种完，我没离开过坡留大队。

回头我再到各点调查高粱出苗情况时，老工人说：我们不仅坚持早晚到地里查看蚂蚁活动情况，还在地周围寻找蚂蚁窝，主动消灭它。因此，三个点的高粱保苗率均达八九成。其实，在播种的150亩高粱地里，有的地块蚂蚁挺多，有些地块几乎见不到成群蚂蚁。1965年冬季在崖城良种场之所以遭受蚂蚁危害，是碰上了蚂蚁窝较多地块而事前又没采取防范措施造成的。初来海南人生地不熟，在所难免。

其次要过好高粱不育系田间除杂关。田间除草、施肥、灌水之类农活，对老工人来说算不上什么难事，可是要识别高粱雄性不育系，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有一定难度了。因为地里种的母本高粱不育系和父本保持系，在田里生长得一模一样，根本区分不开，只有高粱开花时凭借对花药外观形态的异同来鉴别真假。高粱母本不育系的花药呈现“消瘦干瘪”状，而父本保持系花药显示“肥而饱满”，通过反复对比才能记牢，只有掌握好“干瘪”与“饱满”唯一花药形态上的区别后，才可能做好高粱田间除杂工作。

因此，逐一到现场教会每个人之后，再开始进行高粱田间除杂工作。同时要求做到两点：一要在高粱开花期间，每天到地里将母本行里花药呈现肥而饱满的单株清除干净，母本行里不漏掉一株和它不一样的高粱。二是将每个父本行地头上，头3～5株高粱叶子打掉一半，以防高粱成熟收割时，因地头没有明显标记而将父本当成母本混收在一起，造成下年用它做母本生产出来的高粱种子，会有比率相当高的假种子，出售后将坑害农民，损伤自己。后来到各点检查时，老工人近乎同样表达说：高粱开花五六天，天天瞪着眼睛，耐着性子，逐行检查母本高粱里有无杂株，实在感到“头晕脑涨”，比干力气活劳累难熬。从这些话语中感受到，老工人对待新接触的高粱雄性不育系田间除杂工作，真的做到了一丝不苟。

面对突发困难，坚持有始有终。

春节临近，问老工人谁写家书，我愿意代笔。大豆所闫庆林口述，刚写几句话，他便开始流泪，接着放声起来，也许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一种表达方式吧。春节前后家书往来增多。这期间传来“红旗”派夺了唐川院长这个“走资派”人物的大权。接着又传出：留种的黄瓜已经拴上线了。看来院内某些领导人还将被夺权。为防止海南也跟着闹出什么事来，与李凤楼商量先做“卫东”人的工作，希望不要与“红旗”的人争论谁该打倒什么的，也不要把家书中容易引发双方争议的话题透露出来，免得引起事端。一天李凤楼告诉我，某某人对他说：吉林省农科院的大权已经由“红旗”派的人接管了，崖城大队南繁小组长位子应当交给他才对；李凤楼（卫东）回应说小组长只有领人下地干活的权，除此之外，我手中还有点购买所需物资的公款，你要的话就给你，顺手将几十元公款递他手中，他高兴地收下了。幸好此人没有更大奢求，从此再没挑起什么风波。

很快完成高粱收割与脱粒工作。南滨与崖城两处高粱种子顺利运往湛江火车站，高信汗到湛江已经办理好包租一节车厢，专门往公主岭运送高粱种子。而陵水县坡留大队，因种子款尚未汇到陵水银行，说啥也不肯交粮，如果再拖上几天将影响整个种子运输计划。和赵子璋商量，也只有找当地政府支左军代表出面帮忙解决了。说明来意，陵水镇政府军代表答应晚饭后到坡留大队去开会。高粱种植户都到齐了，军代表主持开会。我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种子款七天到位（当时心里并无把握），陵水镇政府担保，种植户马上交出种子，避免耽误北方春播。七言八语，总是谈不到一块，好不容易有人表示可以考虑时，有个种植户站了出来发狠说：一句话，不见兔子不撒鹰！这样就彻底卡住了。时间已经午夜，真是心急火燎。刹那间，军代表拍案而起，对着种植户说：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吉林南繁队员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来海南繁种高粱的。汇款正在路上，政府又来担保，所以明天早晨必须把种子交到大队，拒交种子的人举手！会场鸦雀无声，无人举手拒交。“坡留大队干部负责”军代表说着向农民摆摆手，走啦！

第二天清晨，两天前已经检斤过的一万多斤高粱种子如数送到大队门前，立刻装上汽车，发往湛江火车站。三天后种子汇款到位，高信汗发来电报称：种子全部到齐，三日内发车。至此，八名南繁队员，拼搏四个月，收获到三万四千多斤高粱杂交种亲本种子，已在运往家乡的路上。我们没有“办砸了”。此时此刻，紧绷了多时的神经，一下松弛了下来。不过心里明白，海南高粱种子纯度究竟如何，下一年才能做出真实准确回答。到了1967年在梨树等四县种植三百多公顷高粱制种田的母本高粱开花后，没有发生一件质量问题，最终答案：海南扩繁的高粱不育系母本种子质量，完全合格过关。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动荡的节点上，带领五个专业六名老工人为主力的八人南繁队，取得如此令人满意的结果，是由于在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口号的推动与感召下，排解一场场困局，并坚持将老工人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落实到每个生产环节的保证技术措施上，扎扎实实做好每件工作才得来的。回忆这段往事，真的心里还产生过一阵子自豪感呢！

二、海南育种基地建设（前25年）经过

去冬扩繁高粱杂交种亲本种子获得成功，那么今年到海南进行育种材料加代将会怎样？

1967年冬我和涂光曙携带少量高粱、玉米杂交后代材料来南滨农场，开始探索育种材料加代问题。种了半亩地，田间作业全部自己干，并详细观察作物生长发育变化情况。

海南冬季日照时数比北方吉林农作物生育前期的日照时数，每天少2个小时，在北方120天的品种，到海南冬种90天左右就成熟了。除了生育期缩短，高粱、玉米茎秆也矮了些，其它农艺性状没有出现明显变化。

1968年冬，谷子、大豆等作物也派人到南滨农场。大豆生长矮小结荚少，听说在崖城种的南繁水稻感染了属于国家检疫对象的一种病害，全部水稻种子被就地销毁。将这些信息转告给宋立同志等院内有关领导人。这年结束冬种时，我留下来摸索海南冬季可否连种两三季。第二季试种期间，除了虫害增多，高粱、玉米田间生长比上季还好些。播种第三季的土地已准备好了，突然接到电报：立刻返院参加文革运动。返院后打听，要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可是到八月初宣告清理队伍运动暂停，白白浪费掉试种第三季的时间，真是无可奈何。

这年秋天，我提出：为减少低温冷害带来的损失，应当增设早熟中矮秆高粱杂交种选育项目的主张。此后，对于是选育高秆的还是矮秆杂交种的问题，在高粱室内部一直争论不休，由此还传出些闲话来。为此，唐川院长（党组书记）召开党委扩大会，讨论高粱室的问题，作物所有邵荣春、李公德和我参加。讨论会上，唐院长表态说：什么高秆与矮秆的，哪种高产，农民就欢迎种哪种高粱。对啊，光是讨论来讨论去不行，先干起来再说。于是按照自己的设想，连年冬季去海南育种加代，终于1976年育成早熟中秆高粱杂交种吉杂52号。它比首批选育的吉杂11号早熟5天，增产21% 在黑龙江省龙江县连年获得大面积亩产超千斤的高产纪录，很快在吉林省北部、黑龙江省二积温带和内蒙古部分地区推广开来。实践表明，海南岛冬季不仅可以扩繁良种，还能在这里进行育种材料加代，只要育种实施方案设计得当并坚持做下去，终将获得成功。

1969年冬临来海南时，院科研处与有关研究所议定:水稻所离开疫病高发区，李彻同志和侯连运去乐东县生产建设兵团15团农场试种水稻；李开明和刘存志去海南通什市良种场种大豆，观察在稍北些地方看大豆生长得如何。其他作物仍然留在南滨农场进行育种材料加代工作。

刚结束播种，玉米老工人栾玉富清晨上厕所被毒蛇咬伤了脚，住医院治疗数日。不久，李开明同志打给南滨农场的电报说：刘存志过河落水，驻军正寻找中。生死不明，大家焦虑万分。不幸消息转告乐东农场李彻。过了一天，男同志去通什良种场，女同志留下照应试验地。到达通什良种场得知：刘存志早饭后去通什市里购买工作所需物资，返回路上下起雨来，当他过河走上木制小桥中间时，来势凶猛的山洪把他卷走了。当地驻军第二天在下游200米开外的河边小树丛中找到尸体。在通什良种场场长主持下，举行向刘存志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尸体就地火化了。院所领导派来的梁××、刘洪兰两人处理善后事宜，其他人员返回各自工作驻地。年近三十的年轻科技工作者刘存志同志，就这样急匆匆地离开了同事和他心爱的妻子与幼小女儿。

刘存志牺牲后，大家心情沉重，饭也吃少了。我提议到海边散散心去。沿着退了潮的海边沙滩寻找自己喜爱的小贝壳，人们脸上露出了久别的一丝笑容。火车快来了，赶快去车站，相互吆喝着。火车眼看进站了，女同志金莲花还没来到，劝大家快上车，我来找金莲花。火车开走了，她从百余米外小跑走来。天色晚了，又下着小雨，我俩在路上试着拦截货运汽车不成，只好找到马岭镇邮电局招待所留宿，打电话给南滨农场值班室，转告金莲花找到了，免得大家挂念睡不好觉。第二天早晨我俩乘汽车返回了南滨农场。

接连发生三件事，促使大家坐下来，谈谈来到陌生地方工作生活该注意些什么？你一言，我一语，理论出不少好主意。刘存志牺牲后，引起院所领导同志对南繁人员安全问题的关注，决定撤销乐东、通什两个试点，1970年冬季开始统归崖县（三亚）南滨农场开展工作。

南滨农场气温最低的一月份，仍保持在摄氏19度以上，宁远河从北侧百米远处穿流而过，每天有汽车、火车通过这里。两年冬种实践证明，北方农作物在这里可以正常生长。至此，在南滨农场建设我院冬季农作物育种与良种繁育基地意向已经形成。

1968年向作物所领导人提议：在南滨农场场部北侧建设四间砖瓦房，结束居无定处的茅草房生活。王举芳所长来海南考查后，决定建房事宜委托南滨农场负责。转年二月间，四间砖瓦住房建好，场方要求我三月结束工作返院后，将建房费（四万）立刻汇还。一个多月过去了，经过反复协商决定，作物所出资一半，大豆所出八千元，余额由院财政承担。这年冬开始固定27亩育种加代试验用地，临时扩繁良种用地则要到别处租用，因为每次扩繁用地多少各不相同，无法固定下来，而且还有玉米、高粱必须设置隔离区的问题。

1969年冬，院里各育种专业都派人到南滨农场开展工作。1970年以后，生物物理、微生物及植保专业的人，都来南滨场或考查或做田间试验。人员增多了，住房拥挤不堪。大约在1972年或1973年，我院在南滨农场又新建八间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平顶房，可在房顶上晾晒种子，既安全，又脱水快，更不需要人工看管。

1978年，为了防止牛为害试验田，在固定使用多年的27亩育种试验地周围，设置了铁丝网。从此白天不用轮班看牛，在夜里不再雇用临时工巡逻。

到了1981年冬天，在27亩试验地内打一眼井，提供生活用水和补充灌溉用水。从此结束男同志天天到邻近井边担水吃的历史。

1982年冬，安装一台28匹马力抽水机，保证27亩试验地可以随时灌水，不再依靠南滨场那台故障频发的老旧抽水机了，使我们南繁试验田用水得到了保障。

1983年从江西购买一台18匹马力拖拉机，配有全套农机具，结束依赖南滨场牛犁翻耕试验地，既不及时又难保证作业质量的历史。

1985年在八间平房上，再接上一层，变成16间的楼房。同年稍晚时又在省财政厅的支援下，在住房后院建成一栋装化肥、农药和拖拉机的大库房，在库房的一头建成足以容纳30多人吃饭的大伙房。至此，在南滨农场可以独立自主的开展农作物良种繁育工作了。

1987年冬由赵忠勤副院长带队，有毕忠立、张兆凤、王振海等人组成的畜牧专家考查团，到南滨农场考查一个月后，与场方达成合办养鸡（羊）场和畜牧饲料加工厂的意向，邀请南滨农场领导赴吉林省农科院驻地公主岭签署正式合同。1988年3月，南滨农场副场长于培生带队来公主岭签约。洪绂曾副院长决定派畜牧所副所长杨德新和黄礼光两人先去海南开展工作。大概于当年5月份杨黄两人动身去海南。1988年冬到海南后，听南滨农场李场长反映，杨德新负责带队去广西省购买一批山羊，运回南滨农场饲养不到一个月便开始大量死亡，为此双方发生争议。赵忠勤副院长再次去海南处理此事。最后以终结合同而告终。

1989年冬，南滨农场于场长答应将该场预留的40多亩土地转让给我院使用。第二年临来海南前，臧广信院长答应一个月后岳德荣副院长去海南承办此事。在后来的电话中告诉我岳副院长来不了海南，以后再说。在我23年往返海南从事育种与良种扩繁工作中，唯一没办好的大事，就是这块离我院住房仅有一百多米的40多亩好地，在我回院后没有继续张罗落实下来。两年后听说被别的省租用了而埋怨过自己，1991年我退休了。

到1988年统计，我院仅玉米、高粱两作物，经海南加快繁育出的十几个良种推广生产后，创造社会经济效益达十多亿元。我院已经离世或还活着的育种专家和参与过南繁工作的人们，怎能不为此而感到一丝宽慰呢？

三、海南工作生活侧面观

初到海南农村，第一印象是生产工具落后。没有轴承的木制牛车，在路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二里地外都能听见，特别是多车同行时发出高低短长各不同的咯吱声，颇似刚组建的民间乐队奏出的声音，给人以别样音乐视觉享受。想不到这近乎原始的牛车，还能派上大用场。先把车棚抬下，再将带轴的两个轮子竖立起来，人站其上，手持装有稻谷的竹筛子，迎着风向一筛一筛地清选刚脱粒的稻谷。当地既没有北方的木掀，更没有风选机器，三万多斤高粱的大半也只好采用当地模式一筛一筛地清选出来。

水稻脱粒方法更加独特。先将稻穗摊放地上，农民手牵多头耕牛在上面四圈转，利用牛蹄踩踏方式，将稻粒从穗上剥离出来。我怕牛蹄踩伤高粱种子胚芽，降低芽率，只好采用木棒敲打高粱穗子的办法，将三万多斤高粱，一下一下敲打出来，费力不说，工作效率太低了。高粱田间除草时，没有北方锄头，手持足有三斤重的铁镐头，不像铲草是在刨草。农民使用最多的物件，是镐头和砍刀。这砍刀既可用它上山开路砍柴，也用它当菜刀切割猪肉和蔬菜，很少人家有专用的菜刀放在厨房里。陵水县坡留大队听说我们明天要动身返回家乡，趁着我们中午进县城预购汽车票功夫，将我们的菜刀之类的厨房用具一扫而空，害得晚餐只好到城里找饭店。

别说少数民族居住茅草房，就是以转业军人为主体的南滨农场职工，也得住进一间房子隔成南北两个屋，分配给两户人家住。如此狭小空间，迫使家家另建一栋宽敞茅草房居住。自然先期到海南繁育良种的人员也要住进茅草房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往返海南途中吃过不少苦头。买不到有座位号的火车票，一站就是一天一夜，长途哪里会有人中途下车，后来带上个小木板凳子，挤点空坐下来，算是享受了。中途下车中转时，要跑步抢旅店住，有一次跑慢了，大家交上押金后换取店主给张草席，到屋外空地上凑合着过夜，蚊虫叮咬免不了。旅途劳累的缘故，作物所一位女同志在火车上流产了。站在她近处的未婚彭某问道： “你脸色不对，怎么了？”她回答：“小孩的跑了。”因为大家不在一个车厢里，很久后这位男同志才找到机会向人发问：“小孩的跑了，是什么病？没听说过。”有人回答：“等你婚后就明白啦。”

四十多年前旅差费很少。公出三五天还行，可在海南连续工作四个来月，就成问题了。预报有台风，一行六七人在雷州半岛南端小镇海安住了三天。为了省点钱，开头一菜一饭，第二天都改成一饭一汤，因为清汤不收费，只有赵洪业同志还坚持着。到了第三天，赵洪业也改为一饭一汤了，小青年开玩笑说：怎么赵老师也吃素啦。

还是为了省点钱，曾经引发一场虚惊。一天水稻所高亮，午饭后骑自行车去崖城买鱼，应当一个小时左右就回来，可是天色渐黑，屋里已经点灯了，还没有回到南滨。大家站立不安，作出各种猜想，多数人说发生交通事故被车撞伤的可能性大。于是我与另一位男同志骑上自行车，直奔五里以外的崖城派出所打探消息，请求他们帮助寻找当天下午来崖城买鱼，至今不见踪影的小青年。派出所给七公里外的港门鱼市打电话询问情况，回答：这里已经没有买鱼的人了。既然崖城周边当时没发生过交通事故，我俩就到岔路口边等人，边打听消息。发现一个骑车人朝向我们，越来越近。看清了，那就是高亮！问他怎么去港门买鱼，他说那里比崖城每斤便宜一角来钱呢。是啊，省一点是一点没有错，可把大家吓坏了。

记得那时候院所领导来海南考查时，带来咸鸡蛋、肉炸豆酱之类南繁队员家人捎来的食物，还少不了带来粮票。其实，南繁头几年一冬欠下的债，要到下年再来海南前才能还清，好在院财会是每月少量扣还的，真的连累家人不少。

海南岛地方话语不同内地，崖城周边自称说的是官话，计数时说：“呀诺答迪欧拉希”即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些话语弄明白后，仔细酌量有点近似普通话的语感。陵水坡留农民看见高粱叫做“打高拜”，将下定决心说成：“喽俩瓜叮”。幸亏国内很早就推广普通话，与农民打交道，话语不懂找当地学生沟通一下就是了。

如今海南农业生产工具已经实现半机械化了，这中间也有各省南繁大军的一份贡献，因为最初是他们把拖拉机、脱粒机之类的农业机械带去海南岛使用并起到生产示范的推广作用。

随着我院南繁基地工作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必将激励年轻育种工作者为我省农业生产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们企盼育种战线不断传来好消息。

2013年10月于公主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