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布莱特（David Brett）[1]
编者按：布莱特先生来云大任教时，似如无心闯入外人不曾踏足之桃花源，林中精魅妖娆，落英缤纷，别有一番滋味。此人此物，此情此景，皆深烙于其心。风土人情，良师益友，亦不可多得之宝，终其一生难以忘怀。
第一次获得来中国大学工作的机会，就像要到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一样神秘。我仿佛要穿越国王十字火车站的 9¾ 站台一般，另一边是未知的世界。
我在云南大学的第一堂课安排在校本部，按计划提前半小时到教室，学生们却一脸茫然地看着我，让我感到很疑惑不解。当我被告知“上课迟到了30分钟”后，我才明白原来新老校区作息时间不同，但之前并没有人告诉我这个信息。
后来，一个学生告诉我，第一天上课他们在等待我到来的时候，开玩笑地猜我会迟到多久。由于他们之前的外教骑自行车摔倒受伤了，几周后他就返回了家乡，所以这门课也就被取消了。
我的大部分课被安排在洋浦校区，我需要在校本部搭乘校车前往。我可以充分利用路上的时间学习中文，尝试看懂途径的那些建筑物上的标识。
有一次我坐车去洋浦校区，在停车场我遇到了我教的两个班的班长，她们是韩菲和夏米丽，幸好遇见她们可以帮我带路。这以后的日子里，她俩帮助我解决了不少问题，还在我生病的时候，帮我重新安排了补课事宜。
多数学生对英文名不太感兴趣，所以我鼓励他们用自己的中文名。我尝试记住每个学生的名字，但班上有55名学生，到了期末我只记住了大半学生的名字。跟学生交谈时称呼他们的真名能很好地打破僵局，这对于那些有英文名的学生同样奏效。有学生喜欢日本动漫，我甚至直呼他们的日本名字。
学生以小组进行活动时，每个小组也会有一个名字，有些是英文名。这些名字有的很浪漫，有的充满爱国情怀，有的让人出乎意料。有时我发现整个小组的成员都是来自同一个六人寝室，他们经常一起吃饭。我通常会拿一些传单或者通告，试着解读这里的校园生活。在“哲学日”有研讨会，经常讨论如“科学哲学”“政治哲学阅读”和“思想道德修养”等一些传统的话题，也有一些如“精神分析的不同观点”“视错觉”“瑜伽的智慧”和“艺术中的享乐主义”等新颖的话题。
我上课的一间教室安装着壁挂式摄像头，直指着教室前方。我问学生：“有人在盯着我上课吗？”他们笑了，说道：“这个摄像头好几年都没用了。”
我需要自己来设计课堂内容和教学大纲。经管学院的主任每年都会来看望我几次，给我带一些月饼之类的礼物，学期末他会来找我拿成绩单。
有时毕媛媛老师和国际交流处的同事会带我们去吃饭和看演唱会，我们一起看过现任主席夫人的表演。去年我去昆明旅游的时候，还受邀参加了为外教准备的晚宴。
工作的时候，把简单的事情做好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你能准时上课和下课，每个人都会很高兴。在课上，我会找一些我和学生都会很感兴趣的话题，这样能保持我上课的激情（在中国“精神状态”是衡量教学水平的一项指标）。我最快乐的经历是在2011年春季学期。当时我只有八个学生，我们一起谈论有关“如何打造成功团队”的种种问题。有时讨论很激烈，还会离题。在这里，我想要感谢张骁（Zhang Xiao）、朱锦妮（Zhu Jinni）、李莎（Li Sha）、钟乐（Zhong Le）、狄楠西（Di Nanxi）、谭思（Tan Si）、郭梦奇（Guo Mengqi）和奈尔森（Nelson）。
我在洋浦校区教过书，后来云大搬到呈贡校区，我又到呈贡校区教书，我工作的第四个学期在校本部上课，我在三个校区都教过书。
2010年，呈贡被网民称为“鬼城”。去年我坐地铁去呈贡，变化很大，以至于我在那里完全迷路了。
因为女儿在云南师范大学学习，从2002年12月开始，我来过昆明几次，也加深了对昆明的了解。2009年到2011年，我们住在校外宽敞的公寓里，还和房东成了好朋友。公寓的背后是一片桉树林，视野开阔，可以看到北市区的山脚。
找到这个公寓是极其幸运的事情。一个朋友把我们介绍给在这个小区工作的勤杂工，由他帮忙联系到这间公寓的主人，装修好后房东曾在这里住过六个月，后来房子就一直空着。
2009年到2011年这段时间我在昆明任教，对中国更加情深意切了。
【注释】
[1]David Brett：澳大利亚籍，2009—2011年在云南大学经济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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