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大生物科学教授

哈迪·韦丁（Hardy Wieting, Jr.）^[1]

编者按：哈迪·韦丁先生因其有志于保护生物多样性而与云大结缘，借此与云大渐生情谊。于此城，其有幸与诸位学者摩拳擦掌比试学识；于此城，其有幸见证云大之历史及其日益精进；于此城，其悠悠而来满载而归。

我的研究领域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所研究的每一个物种都是具有不可估量价值的潜在资源，因此保护物种使其免遭破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具备当代最新信息资料方面的知识，要清楚哪些类型的生物（物种和生态系统类型）最为稀缺、最易遭受破坏，以及它们的具体分布情况。

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E.O.威尔逊不仅是全球蚁类研究的顶尖专家，而且随着教龄的增长和智慧的升华，他开始关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问题。威尔逊教授认为地球上的所有财富可以归结为三类：物质财富、文化财富和生物财富。物质财富诸如石油、摩天大楼等；文化财富主要指对文化的认知和传承；而生物财富则包含所有的生命体，包括从稻田和玉米地到热带森林和浩瀚的海洋中的所有生物资源。在威尔逊教授看来：“人类所犯的战略性错误是：生物多样性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自然资源，却最不为人类重视。”

基于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我来到了云南大学。在讲述我的云大故事之前，我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件事情。1995至1996年岁末年初之际，我和妻子在湖南收养了一个10个月大的女婴。在孩子7岁时，我们打算带她来中国生活一年，以便她有机会了解自己国家的“传统”。“传统”是个意义不同寻常的词，对我女儿来说，它意味着文化传统。但就我的工作而言，“传统”这个词有另外的含义：我在美国从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决策/信息资料系统，也被叫做“自然遗产计划”。

去中国的哪个城市？我们想到了湖南。我记得当时我们驱车从长沙到益阳市儿童福利院，途经通往毛泽东家乡的奇幻大山。在长沙，我们还参观了辛追夫人的陵墓。尽管湖南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但我知道就生物多样性而言，云南才是最好的选择，这也使得昆明以“春城”而闻名。

我觉得能在昆明从事生物多样性研究实属幸事。我很快决定到云南大学工作，然后就通过互联网试着与云大的研究生联系。在网上我认识了陈（Jerry Chen），他当时回复我说他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伯纳比而不在昆明，但他说他的一个同学是云南大学生态与地理植物学院的欧教授，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很感兴趣。

我很快与欧教授取得了联系，之后我才知道欧教授还是生态与地理植物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他很欢迎我作为外国专家和高级访问研究员到他们学院工作。当时我还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离中国驻美大使馆很近，所以我和妻子办理来华签证也很方便。

2002年9月，我偕妻子、女儿和我们的爱犬（一只体型较小的爱斯基摩犬）来到了昆明。我们在翠湖附近的一套公寓里住下来并很快与这里的外籍人士交上了朋友。在欧教授的帮助下，我们在离家不远的一所学校为女儿办理了入学手续。她当时上二年级，一点中文都不懂，不过没多久她的中文就说得很流利了，每天都和我们小区的姓黄的小朋友一起上学，一路上说个不停。

学院给我安排了一个已退休的金教授曾工作的办公室。金教授曾是欧教授的硕士生导师，还与他合著了《云南植物分类习题集》。金教授已经退休好几年了，他退休后这个办公室就没人用过，里面堆满了野外采集标本工具的架子。办公室里的用具都是实木的，但是这些办公用具在4年后重新装修办公室的时候都被扔了。我觉得金教授的办公室颇具中国风，并为能在这样一间办公室工作而深感自豪。

在过去的20年里，我一直在为美国50个州的生物保护资料数据中心和大专院校牵线搭桥，但没想到的是，金教授早就建立了这样的联系。在翻看金教授那一沓厚厚的名片时，我还发现了佛罗里达自然遗产计划信息部主任的名片。在这个位于塔拉哈西州州府的信息部创立之时，我还为它做了不少事情，以前还是那里的常客。没想到在我之前，它就已经与昆明建立了联系，这让我欣喜不已。

虽然过去和现在我所从事的都是自然资源的保护工作而不是教学，但在刚到云大的时候，我也为研究生开设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法论的课程，并用英语授课。当时有20来个研究生鼓起勇气来听我的课，以此来检验他们在生物保护方面的知识和英语水平。我还记得有个姓段的本科生请我做他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他的毕业论文是用英语撰写的，稿子改了好几遍，终稿的质量非常不错。这位同学一毕业就在环保局找到了工作。

中国人对篮球的那份热情和挚爱确实令初到云大的我大吃一惊。在图书馆和科学馆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篮球场，你随时都能看到那些生龙活虎的年轻人。我去北院办公室就要穿过这片篮球场，所以一提到云大我就会想起篮球。学校还举办过各院系参加的校级篮球锦标赛。生命科学学院代表队人才济济，但每场比赛他们都会给我几分钟的上场机会（尽管我已多年没碰过篮球，而且我比较擅长的是网球、壁球和羽毛球），令人遗憾的是生命科学学院代表队每役必输。

一年后，妻子和女儿回到了美国，我的爱犬陪我在云大待了半年。半年之后我和爱犬也回到了美国。不久之后我又重返云大，以一种全新的模式开始了我的工作：每年春天和秋天分别在云大工作两个月。这几个月我的工作并非教学，而是在我协助建立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数据中心给研究生开讲座。我希望该数据中心提供的数据能为政府部门和生态研究人员在研究和保护稀有濒危物种方面提供帮助。

我对云大和生命科学学院的感情随着了解与日俱增，它们不断地给我带来惊喜。例如，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会不定期地召集现职和退休教授参加学术会议。这样的会议我也有幸参加过几次，他们引荐我认识了老院长姜汉侨（Jiang Hanqiao）。我很想和他交流一番，我以为他不会说英语，但是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我发现其实他的英语非常好。他的两个女儿就住在加州，离我几年前住的地方不远。

我很高兴与学院里很多从事教学工作的教授都成了朋友。他们都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的学者。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的是现任生态与地理植物研究所所长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库斯托生态组织技术主席欧晓昆（Ou Xiaokun）先生。此外，还有张志明（Zhang Zhiming）、王崇云（Wang Chongyun）、陆树刚（Lu Shugang）、耿宇鹏（Geng Yupeng）、彭明春（Peng Mingchun）、杨明宇（Yang Mingyu），以及已经毕业的研究生彭盛京（Peng Shengjing）、孙振华（Sun Zhenhua）和江彬（Jiang Bin）。对任何一个云大的访问学者来说，能有机会认识他们是一件幸事。他们有些人已获准延长在美国和欧洲的学习和研究期限，这极大增进了东西方之间的学术交流。

现在有很多国家的学者都来到云大，在我工作的云大生命科学学院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比利时根特大学和云大生命科学学院有着密切的往来，根特大学的罗伯特·德沃尔夫教授曾到访过云大生命科学学院，并在学院选拔了一批研究生到根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德国马尔堡大学的乔治·密尔教授曾带领一批德国学生到访云大，并与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在昆明植物研究所工作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伊·特金教授在昆期间也到生命科学院举办过系列学术讲座，深受师生欢迎。

我在云大工作期间见证了云大现代化的过程。比如此前我曾提到过那间我非常喜欢的具有中国风的办公室，以及那些在房屋改造时丢掉的旧家具。我初到云大的时候没有移动电话，就只有学院图书馆的一部座机。那时的图书馆很传统，堆满了学术期刊，而且每个月新期刊到的时候书架就要加长。不过现在的期刊都实现了现代化，可以通过互联网阅读了。图书馆的另外一件古董是一台长期没有使用过的老式电视机，因为长时间不用而且将来也派不上用场，所以学院就把这个古董借给了我，让我和我的家人能通过媒体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我们可以收看中央电视台的英文频道，有一些是有关外国要员访问中国的评论。我比较喜欢看的是中国历史的纪录片，尤其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我印象最深的是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人生传记和其他一些中国早期电影明星的故事。

后来教授们开始使用台式电脑，随后手提电脑就代替了台式电脑。现在有一间屋子里堆满了被淘汰的台式电脑。2002年，我来昆明时带了一台无比笨重的IBM笔记本。之后IBM的手提电脑越来越多，现在还有了苹果电脑。四五年前，苹果电脑在中国还鲜为人知。看着苹果、三星和其他品牌的电子产品相互竞争不断发展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儿。特别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苹果手机在中国上市之前，市面上就出现了很多山寨版的苹果手机。

记得一位工人来学院，用了整整一个星期在每个办公室铺设电缆，将办公室的电脑与校园的服务器相连。又过了一两年，学院又来了几个工人对电缆进行更换，我们一直用到现在。依稀记得，在这次更换后不久无线网络就出现了。所以我们并没有用多长时间的有线网，倒是用了很长时间的Wi-Fi。

现在云大又有了新校区，这已经是第二个新校区了。第一个新校区现在归另外一个大学使用。云大新的校区融入了很多现代化的元素，也让人对其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而老校区则保留了历史的印记。现在，老校区仍旧是个宜人的，适合研究生、老师和像我这样的客座研究人员学习和工作的好地方。

【注释】

[1]Hardy Wieting,Jr.: 美国籍，2002—2003年在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