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一个来自中国的美女

洛厄尔·L.克莱斯（Lowell L. Klessig）^[1]

在中国的私人护卫——贴心的她

1996年9月23日

昆明，云南大学

最后一秒时，澳大利亚籍的飞行员选择放弃着陆，没有跟我们做任何说明。除了一些低声耳语，客舱里变得非常安静。这就是昆明的能见度么？地面飘着农民焚烧稻秆的烟尘。我们穿越云层，跑道就在我们下方。

在我们不断祈祷，终于绕道降落在另一地点后，机长才告诉我们他在一场暴风雨中遭遇重尾风，导致不能在原跑道上着陆。

那天晚上一切都很反常。我们的行李虽然到了，但是瓶子和牙膏都被挤压得严重变形了。云南大学国际项目处的比尔开着校车来接我们。中国和十年前大不一样。现在车多了，新楼房也多了。

当我们进入云南大学的石门以后，一条蜿蜒的长石阶映入眼帘，上面摆着许多花，一直通向茂盛古树林里。我们望不到石阶的尽头，但可以猜想，必定是个美丽的地方。

因为中国人热情好客，他们让我们自行选择住在他们自家的民宿里或是住在花费较高的私人旅馆里。我们最后选择了他们自己的民宿。

云南大学为我们提供了两套房子，每套有三个房间。房子里基本设施都有，入住的第一个月内，卢克买了他的第一台电视。虽然电视里没有英语的频道，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看电视。

民宿的外观看起来就是普通的现代化建筑，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当我们进去建筑内部时仿佛置身于古代中国建筑中。颜色鲜艳、设计精巧的拱门矗立在用各色各样的瓷砖铺成的人行道上。在过道的两边和院子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连不起眼的角落都摆放着两排盆栽和盆景，把每条路都装扮的绿意盎然。

厨师特意在家里的餐厅为我们准备了一顿晚餐。一切就绪后服务生来叫我们。两份汤、十个主菜还有一大份米饭挤满了桌上的大圆转盘。克里斯和孩子们都说之前从未吃过如此丰盛的晚餐。由于我之前来过中国，所以享受过这样的大餐。

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我每次出门时都习惯把房间钥匙交给宾馆。不出门时我就把钥匙放在房间或者钱包里。而住在这个民宿，因为门外一个视野很好的小屋子里住着一个帮我们看东西的门卫，所以他们甚至都不需要给我们钥匙。除了一位厨师、两名服务生，他们还请了一位服务人员给我们送热水、换洗被褥，就是这个姑娘帮我们看门。

这些人，包括我们的“门卫”都是20岁左右的姑娘，她们可能是在校大学生。但和中国大多数大学生一样，她们几乎不说英语。不管她们在生活中是什么角色，但她们起码掌握了热情好客的待客之道。洗澡前，她们给我们送来了旅社提供的毛巾、加厚毛毯（因为这里的晚上很冷，-55F）、梳子和牙具——这是中国的另一传统。直到现在，我们仍在使用那些1985年从中国带回来的牙具。

但是门外有一个私人“门卫”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新的经历。尤其是这个“门卫”还是一个贴心的年轻姑娘，这让一切变得更加美好。

每晚8：30到10：00，她还给我们提供了一项特别的服务——烧洗澡水。这时，她会打开直列式燃气热水器，开始为沐浴烧水。

学校派到客房里的所有服务人员都穿着红色的制服，像是整齐又热情的红军女兵。

三个人挤一张桌子——记夜校课程学习

1996年9月24日

云南，昆明

晚上九点半，云南大学校园里人群熙攘。这里没有激进的特邀演讲嘉宾，也没有摇滚音乐会，有的仅仅是一群求知若渴的中国学生。

有一位政府研究开发部的官员，需要学习英文以便于经营国际市场。1961年，在这个班级大部分学生还没出生时，他便获得了化学工程（云南大学特色专业）学士学位。结束生产部门的职业生涯后，他来到政府研究开发部工作。当我第一次让他起来讲述自己最独特的优势时，他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中国人不习惯看重自己的优点，也不适应参与式教学。他一边拭去脸上的泪水，一边开始讲话，但没多久他便充满了自信，向我们讲述他45年的人生经历以及活到老学到老的决心。

有一位二十二岁电子专业的学生，公司老板需要记者，于是让他随身携带了磁带录音机，负责采访任务。他想了解同学们对电脑科技的看法，并对克里斯不知道怎么开电脑的举动很吃惊。但他似乎很赞同我的说法，即电脑不应该被人们崇拜，因为它仅仅是一个工具，人们过分依赖电脑会丧失面对面交流的能力。正如他之前在一个大型访谈中采访一位体育英雄时的表现，关于美国司法制度，他问了克里斯一系列问题。同学们对陪审团的审判权没有多大印象，似乎认为中德信赖型法官系统更有意义。同时他们引用了O.J.辛普森的审判作为依据。

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去了云南南部的热带雨林，与白色的大象和其他特殊生物生活了三天。她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其中最深刻的问题是关于社会结构的退化或美国的凝聚力（我的叫法）的。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讨论美国个人权利膨胀以及社区责任的悲惨状况。当我描述美国人在这些事情上的做法和中国人有多么不同时，大部分领导都点头赞同。在听到一个美国人告诉一名中国听众自由太多和自由太少都一样糟糕时，他们感到非常震惊。

还有一位年轻的男士，在听了兰斯谈论了他获奖的小公牛奥斯卡和卢卡斯谈论了他亲爱的小猫萨兜后，他想对我们的农场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告诉他农场有三十公顷——这一面积根据中国的测量标准来说很大，根据美国的标准却很小。后来我们就美国农场专业化谈论了许多。

这里有一些这样的女士，她们在努力弄明白为什么美国男孩子们会有这么长的假期。兰斯和卢卡斯解释了他们有作业和日记，中国学生每年在校学习九个月，这点和美国很相似，但却没有听说他们会离开学校去旅行。

这里也有女士想了解我们美国人对孩子们的期待，克里斯告诉她，和孩子们取得成功相比她更希望他们快乐。我则告诉他们，受教育是为了热爱生活和理解人生，而不仅仅为了谋生。我们要平衡事业和家庭、团体、私人时间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这次旅行的意义所在——我和克里斯之间关系的平衡及对所有人的生命教育，尤其是对兰斯和卢卡斯。

在云南大学，同学们更愿意在晚上学习，即使经过一天的工作，这些成年人脸上都洋溢着对学习的热爱。我们班学习的是英文，这对于工作了一整天的人来说很难学。因为教室空间有限，三名同学常常围着一张坚硬的只够两人使用的木桌学习。我在教他们功课的同时也与他们共同学习，这是一段很特别的经历。

圆圆的月饼

1996年9月28日

昆明，云大校园

整个校园里烛光闪烁。有的地方只有一点烛光在摇曳，有的地方是三五支甚至数十支蜡烛一起点燃。但是，无论离家多远，这里的同学都不会感到孤独。

这就是中秋节，一个在9月下旬（农历8月15日）庆祝满月的节日。形式上类似于我们的感恩节。结束一天忙碌的工作后，家人齐聚一堂，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无论规模大小，所有餐桌上的主角都是月饼，即一种约直径10厘米、厚4厘米，以水果和果仁为馅的圆形糕点。

虽然学生们远离家乡来云大求学，但他们会共同庆祝这个节日。大家围坐在一支或几支蜡烛旁边，脸上洋溢着欢乐的微笑，共同分享饮料、水果（苹果、橘子、梨等应季水果）和干果（核桃和花生），当然还有月饼，共度佳节。

大部分聚会都是老乡聚会。通常在国庆假期前的周六，学生们还要上课，这样就可以延长休息时间或者将中秋和国庆假期连在一起。中国学生从来不缺课，他们是世界上最认真的学生。

胡教授带我们夜游校园，欣赏烛光晚会，去了解每个小团体的社会关系。好友之间三五成群，共同庆祝中秋佳节。胡教授先跟一群大理人打招呼——大理是云南一个少数民族居住的自治区域。

我们分别与大家打招呼，他们都来邀请我们加入他们。加上胡教授我们一行共六人。如果我们跟这些人一起坐在草地上，那他们的人数和规模都翻倍了。

为了不让同学们横穿草坪，大部分草坪都铺在低矮的树木下面，我们不得不弯腰走过人群。我们只要停下来超过一分钟，就会有一小群人拿着苹果向我们跑来。一旦我们接受了其中一两个人的苹果，他们所在的团体都会走过来给我们更多美食。

还有一大群人正坐在新科技楼前的池边。他们来自西藏，正唱着家乡的藏语歌。我们再一次收到了邀请和食物。

中国人的热情好客让人难以抗拒。最初，我参加了湖泊治理研讨会和现场讨论，作为酬谢，他们为我提供了为期一周的学生宿舍，并且为我进行专业考察提供了交通工具。我很想支付这些考察、餐饮或是住宿的费用，但是他们并不接受。

昨天和胡教授一起出行，我试图支付午餐、公园门票以及乘船游览费用，可惜又失败了。胡教授承担了全天所有活动的开销，还在一个巨大的花卉市场为克里斯买了一束粉色玫瑰，为卢卡斯买了红玫瑰，还买了一束昆明人喜爱的菊花。

昨天晚上，胡教授和夫人陪我们过中秋节，还为我们准备了送别礼物：一盒包装精美的月饼、几个木质托盘、一套精致的花瓶。之前，我们因为没有花瓶或者合适的罐子，就把玫瑰摆在了洗手盆里，但是胡教授送我们的这些花瓶用来装长茎玫瑰还是有点小。

我们沿着生物楼漫步，楼里有同学在举办班级聚会。或许是因为这些学生来自农村，在那里只有一两个学生能考上云南大学，因此，他们按班级聚在一起。胡教授亲自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他们热烈鼓掌表示欢迎。

这些同学马上拉着我们进教室，让我们坐在前排没有靠背的硬板凳上。很快，他们就为我们倒好了可乐，并且拿了花生、橘子和月饼招待我们。我们决定小聚一会儿，胡教授出去买了一个大月饼，尺寸大到足够所有人共同享用。我吃了小月饼和花生，又吃了两块切好的大月饼。

接下来我们加入了他们的游戏，比如组队一起把羽毛吹过一根离地约1.5米高的绳子、抢椅子和传酒瓶。活动策划者组织了这些游戏，希望大家可以乐在其中，并进行乐器演奏、唱歌或者跳舞等方面的文艺演出，使大家玩得尽兴。

当兰斯抢到瓶子时，我们都起身帮他唱“铃儿响叮当”。因为我们在周五之前，即周四晚上也做过这个游戏。

周四晚上，我们参加了一个云南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的高中聚会。在中国，单位不仅为员工提供工作，还提供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基础服务。

因此胡教授和王教授都住在学校里，他们的孩子也就读于这里的小学和中学。尽管在制定该制度时，采取了符合社会主义思想的方式，即向全体员工提供基本服务，但该体制倾向于将员工等同于工厂（雇主），并将他们与其他公司区别开来。在同一工厂工作且与职业紧密相连的社会群体往往会背离社会，然而在美国，个人对事业的野心却也与社会背道而驰。日本则趋向于拥有两种形式的某些共同部分，即员工对公司的至高忠诚和对职业的担忧，但这也可能是两种制度中最糟糕的部分。

参加这场聚会的原因是，当时正在与兰斯打篮球的同学邀请他提前过中秋节。这些同学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所学校的具体所在地。我们同意他去看看，如果我们也能参加的话就最好了，他们对这个提议表示赞同。

他们安排了一个人来接我们，把我们带到了晚会现场，所有人都鼓掌对我们表示欢迎。我们坐在前排，桌子上摆放着十几个精致的茶杯、二十几个月饼，还有橘子和硬糖。

大约20分钟后，在几个学生的主持下，晚会开始了。同学们唱歌、弹吉他、模仿迈克尔·杰克逊的舞蹈。虽然没有高档的娱乐节目，也没有香烟和美酒助兴，但是孩子们仍然很知足，他们笑得那么开心。

我们吃了月饼和橘子，参与了他们的游戏，轮到我们表演节目时，我们唱了“铃儿响叮当”，他们笑着跟我们合唱。中国的未来就如同洋溢在这些年轻人脸上的微笑一样，光明、美好。

小皇帝们就是证明

1996年9月29日

昆明，云南大学

究竟是基因造就人还是环境造就人？“人类”是一种自然生物（基因决定论），还是一种社会生物（社会决定论）？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准确答案。

达尔文在进化论中提出了适者生存的观念之后，人们普遍认为，拥有最优良基因的人才能得以生存并繁衍后代。人们认为，那些优良、强大的基因是人类发展进程的先决条件。

然而，希特勒提出的优势人种论震惊了世界，尤其是学术界。他认为，世界应该由一个最优秀的种族来统治。在他的理论中，自然是发挥不了作用的。毫无疑问，希特勒错了，毕竟他没有赢得战争并且犯下了滔天大罪。

对于一代人来说，没有人能明确自然因素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社会因素却发挥了极为重大的作用。儿童如同一张白纸，社会通过父母、学校、青年群体、同辈人以及媒体来书写其未来。人们认为，儿童成长的好与坏，唯一需要对其结果负责的就是社会因素。

这对于父母和学校而言任重道远，但是他们往往对儿童的发展不够负责。假如负责任的家长培养的孩子成为了少年罪犯，家长们会陷入良心自责，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因为这并不全是家长的责任，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

有研究表明，同卵双胞胎或三胞胎被分开抚养后，他们在基因表达上惊人地相似，然而在社交方面却千差万别。在这个政治得体的社会，仅限女性研究员参与的某项实验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人在心智、性格以及休闲娱乐偏好等方面存在先天差异，而这些方面与性别以及生理结构没有直接联系。

因此，虽然自然因素的确发挥了作用，但是并不能替代社会因素。现在，大部分社会科学家认为，儿童的成长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儿童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其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有很大影响。但是在同一个家庭或同一个班级里，即处于相似社会环境里的孩子，也有很大差异，因为他们的基因不同。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塑造了人。

社会因素发生改变，人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出生的孩子，与20世纪60年代保守主义社会运动时期出生的人截然不同，而后者又与贪婪年代——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截然不同。

此外，日常生活对人格的发展也有深远影响。1970年之前，美国家庭多为大家庭，成员众多。许多美国家庭从事农业，因此孩子们很早就学会为家庭分忧。他们知道，如果没有按时播种或是按时收获，家庭将会承受多大的损失。由此可见，家庭成员共同劳作是多么重要的生存之道，尤其在天公不作美的时候。

孩子们一起上小学，学校里只有一两间教室。在那里，高年级的同学指导低年级的孩子。这样他们能更好地学习知识，学会社交技能，学习如何与比自己小的孩子交往，学会自信和自豪。在美国，尽管联合学校投入了大量资金来建设教室、图书馆、电脑室、游泳池以及体育馆，但是这种面面俱到、配置齐全的教育却从来没有培养出更好的学生。那种学校只有一间教室，一位老师的教育模式反而更适合美国教育，那位老师在很多年后仍然记得每个学生的一切，记得每个学生的家长。

晚上，大家共同做家务，共进晚餐，共同学习。之后，大家在同一间房间里睡觉，或许是两间房间，女生一间男生一间。与他人共用一间房间可以培养孩子的沟通协商能力以及妥协让步能力，这对于他们今后的人生大有裨益，无论是在成年后的团队合作还是在拥有一个漂亮房间时。现代的孩子拥有自己的房间，他们不仅变得自私，而且将房间里的所有物品都视为“己有”。在今后的人生里，他们越来越难以满足，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切。孩子不劳而获的那些美好的“私有”物品，会破坏他们将来的幸福感，除非他们出生于小康社会。这类孩子会认为是世界亏欠了他们。

毫无疑问，美国已经培养出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代人。他们从小拥有自己的房间，房间里有足够的玩具、任天堂等电子游戏以及电视机。这样的教育模式于他们无益，他们很难感受到快乐和感激。他们注定要遭受挫折，甚至会满腔怒火，因为他们无法得到更优质的物质东西来填补他们空虚自私的灵魂。

美国高度强调个人主义，所以出现上述情况并不奇怪。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没有美国那样极端，但是中国也确实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因为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强调的是群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一直以来，团队合作、关爱他人以及全社会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

在中国，这种优良品质流传至今。没有这种品质，有着12亿人民的中国一天也无法正常运转。但是在培养儿童的过程中，即便有这种以群体为主体导向的文化为支撑，一个简单的结构变化也会培养出一种新的个体，至少这种新的个体很难再融入群体生活，不愿分享。

对于解决人口过剩以及纠正毛泽东错误的生育政策来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至关重要。中国需要把人口控制到10亿，但是中国人又非常喜欢孩子。所以，很多夫妇不愿意膝下无子女。因此，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农村地区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以补充劳动力。（百分之三的少数民族没有生育限制）

但是因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孩子们可以拥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衣服和各式各样的玩具，这是实行这项政策意料之外的结果。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不仅这些东西只属于独生子女，很多只要市面上能买到的产品也都只属于他们。独生子女被宠坏了。

中国父母用物质宠坏自己的孩子之后，又同很多美国父母一样，被自己孩子的自私与不知感恩所震惊。但是这就是现实：孩子得到的越多就越不愿分享，他们变得越来越自私。当他/她们长大成人后，就更难从这个社会获得满足。

那些没有兄弟姐妹的独生子女被称为小皇帝。他们向大家证明了，简单的社会结构，如兄弟姐妹的数量，对个体的发展有深远影响。这些独生子女很快就会成为新一代的中国公民。当他们成年后，中国文化中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责任意识还会适应社会的发展吗？还是他们会改变中国文化，使其更加倾向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甚至可能是享乐主义？

注释：

1.联合学校：英文为consolidated school，尤指农村小学。

2.任天堂：英文名为Nintendo，日本电子游戏公司及其开发的电脑游戏名称。

【注释】

[1]Lowell L.Klessig:澳大利亚籍，1996年在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