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之旅（一）

路大卫（David R. Knapp）^[1]

编者按：大卫先生每忆起于中国教书之时，往昔之日便渐浮于其脑留于其心。日光甚暖，云气甚洁，深泓甚澈，此地之一草一木，一情一景，尤以口语之妙趣横生，且喜于为其取名之小徒为甚，此间深情，难以忘怀。

到1992—1993学年的时候，我退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的夫人玛丽琳还在阿拉斯加州锡特卡镇的埃奇库姆中学从事全职教学工作。1992年末，我们就有了外出冒险的念头。我夫人所在的学校为老师订阅了一份刊物，她在刊物里看到了一条信息：华盛顿州贝灵翰姆的西华盛顿大学正在开展“中国教学项目”。我们成功地申请了这个项目。1993年，我们花了差不多一个夏天参加培训，培训内容有英语外语教学以及中国语言、历史和文化。

我们可以选择去中国任教的地方。我已经在阿拉斯加生活了三十六年，习惯了寒冷的气候。我了解到，昆明与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纬度相当，但海拔约为六千英尺，这地方听起来不错，所以我们就来到了“春城”。

途经温哥华、哥伦比亚和香港，我们来到了中国，并于1993年8月25日抵达昆明。尽管暑期培训我们学了些中国知识，但对我们来说，中国，特别是古中国，仍充满着神秘色彩。

我们在香港停留了三天倒时差，并去拜访了女婿的一位表兄，他是香港的永久居民。接下来我们又坐了两个小时的飞机抵达昆明，抵达时大概下午三点。有人到机场来接我们，并将我们送到学校的外教公寓。我们的公寓在三楼，整幢大楼都没有电梯，公寓内有设施齐全的卫生间、餐厅、卧室，客厅配有电视和电话，封闭式阳台配有做饭用的液化气灶。我们还有一些需要适应的地方，这里的电压是220伏，我们为此做了相应的准备。虽然没有中央供暖但我们有足够的被褥。热水上午供应一小时，晚上两小时。

第二天，我们见到了两位在这里任教一年多的外教，他们对周围的环境比较熟悉，特别是餐馆。他们通过餐馆的外部特征，比如“绿门”和“黄门”来向我们指路。晚饭由外办宴请，真可谓美味佳肴。当时的外办主任是严思慎先生，副主任是甘雪春先生。

我的夫人玛丽琳教大学英语，她的领导是周真女士。第二天我们在校园逛了逛，找到了玛丽琳上课的教室，这时我们才真正开始享受我们的中国之旅。

第二天晚饭后，夏顺华女士和她的同事来看望我们，问我是否愿意教中学英语，我欣然答应了。从交谈中我了解到每个班的人数很多，如果是口语课，人更多。第二天我和夏女士在那所中学碰面，我们看了几本教材，我问她是不是必须要用教材，她回答说未必。随后我们见到校长于建中先生，他为人友善随和。学校安排我上口语课，每周给中学生上八小时，给成人学生上四小时。

任教的头两周我便形成了一套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只要我在中国中学教一天英语，我都会贯彻这样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它与成人夜校教育的方法相似，但又不相同。第一天我给每个同学发了一张长五英寸宽三英尺的卡片，并要求他们在卡片上写些东西交给我，我让他们用拼音写出自己的中文名字，如果有英文名字就写英文名字，还有他们的出生日期和出生地。我会用这些卡片来点名，然后问他们希望我用中文还是英文点名，这可以帮助我练习中文发音，也有助于学生练习英语听力。学生生日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唱生日歌。渐渐地，我会说中文了，但是说得很慢。

我希望学生通过我的引导自己去理解，而不是我直接给他们讲答案，这与他们之前接受的教育方法不一样。在课堂上，老师和同学要积极进行交流和对话。我告诉同学们我不会介意他们犯错，但会介意犯错后有没有改正。第二个重要的变化是，我会让学生思考问题而不是死记硬背。尽管我的教学方法与中国老师的完全不同，但都很有效。

我通常会提一些需要学生自己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书上都找不到答案。他们上课可以带字典，字典上能查到每个单词，但查不到的具体用法和问题的答案。开学的前两天，我给学生介绍我的家庭情况和家乡——阿拉斯加，接下来我会挨个向学生提些简单的问题，如“你早餐吃什么？”“你穿什么样的衣服？你的衣服是什么颜色？”按照教学进程，我会提一些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比如“如果有钱和时间你会去哪里旅行？”“为什么想要去那里生活？”有五分钟时间准备答案，可以和同桌讨论。然后我让他们用英语说明如何使用筷子，在回答问题时双手需放在裤兜里，不准使用手势，这样做对学生来讲非常难。

第一学期过了三周还是四周后，一天坐在后排的一位女生站起来问我是否有中文名字，我告诉她没有，她问我是否想取个中文名，我说想。几周后，这个班的学生告诉我全班决定给我取名叫龙富贵，含义是富贵的龙，这个名字给我留下了美好记忆。

10月1日发工资，玛丽琳领到几十元人民币，由于一些手续还没有办完，我的工资要一两个月后才能拿到。揣着玛丽琳的薪水我们走出寓所来到街上，看见几个撒尼族妇女在兜售各式各样的小玩意，这些小玩意大都是她们自己做的。这时我们才知道中国政府发行两种货币，一种供本国公民使用，另一种供外国人使用。前些年外国人只能在限定的商店购物，现在这种限制已经放开了。这几个撒尼族妇女头戴棒球帽，身着传统的民族服饰，看到这些撒尼妇女用太阳能电池计算器换算人民币和外币着实令人捧腹大笑。跟这些妇女买东西，必须学会讨价还价。

在中国与在美国上课有两点不同。其一，在美国，老师固定在一个教室上课，学生轮换教室；而在中国，情况却截然相反，他们甚至可能四年都在同一间教室上课。其二，中国学生的出勤由班长负责向教学管理部门报告，每个班都有一名班长，但我几乎不知道班长是谁。

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节，相当于美国的7月4日，国庆节全国放假一周，国庆节当晚会大规模地燃放烟火爆竹，绚丽夺目。

中国经济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不少的变化，但这种变化速度有明显的地域差别。我上课的两幢教学楼都很破旧，没有暖气，一些窗户的玻璃都没了。1993年12月23日冬至，室外温度大约1℃，学生都是穿着夹克，戴着手套来上课。但过不了多久，春天就会来了。

期末时我要求单独安排时间给学生进行口语考试，而不是按照学校统一的期末考试时间。我的请求获得了批准。考试时学生在一间教室，我在另外一间教室，学生依次来到我在的教室，我先让学生朗读一小段文章，考查他们的发音是否正确、语速是否适当、是否有吞音的现象。然后我给学生看一幅画或者一张图片，要求学生详细讲述画或图片上的内容。讲述画或图片内容与其说是测试学生的英语水平，倒不如说是测试学生的心理素质。这种方式行之有效，我在昆明任教一直沿用这种方式。

昆明的学校有寒暑两个假期，我、玛丽琳还有其他两三个老师曾结伴到新加坡度假，我和其中的一位男老师泛舟新加坡海湾，那里北纬1°29′，一队一队的集装箱船队穿梭其中。

新学期伊始，我们遇见了在其他大学任教的三个加拿大人，他们告诉我们滇缅公路的终点距他们的住所很近。滇缅公路是二战时期将抗日物资从仰光运往昆明的补给线。此外，昆明是二战时期飞虎队的大本营。我们曾遇到过一个人，他小时候经历了抗日战争，后来去了美国，而后又回到昆明。他每周参加一次“英语角”，当地人借此来练习口语。他邀请我加入，我几乎每周都去。

1994年5月初，甘雪春和外办的司机带我们四人去了大理和丽江，这两个地方文化迥然不同，都非常有趣。我们还岔道去看了长江（金沙江），沿着一段幽深狭窄的山谷奔流而下，那段山谷叫虎跳峡，景色蔚为壮观。

昆明的春天的确很美，离我们公寓不远就有公园和动物园，我们经常去玩。有次我们看到大熊猫在户外玩耍，动物园的小径两旁盛开着樱花。我和玛丽琳特别喜欢在云大生活，于是我们提出续约一年的申请，最终获得了批准。

1994年6月底，期末考结束，我们提交了学生的成绩，考试还是按照我前面说的方式进行。秋季学期学生期末考平均时长五分钟，春季学期期末考为七分半钟，这样看来，学生进步了。

因为假期有六个星期，我们启程返回锡特卡，途经北京停留了五天。我们带着云南大学的校徽，参观故宫可以买五元的教师优惠票，而不是像其他外国人一样购买二十五元的票。我们去了天安门，路过了颐和园但没有进去，下午去了气势恢宏的天坛，在酒店附近吃了北京烤鸭，味道不错但比昆明贵。第二天我们还游览了长城。

1994年初秋的一天，我约甘雪春见面聊聊，他欣然答应。在阿拉斯加的锡卡特我积极参加劳特莱国际服务俱乐部的活动，国际青年交流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根据该交流计划，美国学生可获得美国劳特莱俱乐部的资助去海外学习，外国学生也可获得当地劳特莱俱乐部的资助来美国学习，外国学生到了美国后还可获得美国当地劳特莱俱乐部的资助，用于帮助解决就读中学的学费和寄宿美国家庭的食宿费。当时在中国没有劳特莱俱乐部，我和甘雪春边走边聊，我问他可否由美国劳特莱俱乐部资助中国学生去锡卡特学习。甘雪春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想法，最终接受了我的建议，他认为一次去两名学生，时间安排在寒暑假比较合适。中国学生不需要支付在锡卡特的学费和寄宿美国家庭的食宿费，而且这是锡卡特劳特莱俱乐部首次为海外学生支付半价国际机票，实属不易。次年中国学生就可以在美国学习整个秋季学期了。那年十月我们开始遴选工作，所有对该项目感兴趣的学生都可以报名，通过笔试和口试，最终确定两个人选和一个后备人选。时至今日每年的圣诞节我都会收到他们的贺卡。1994年起，只有一年没有推送候选人，其余每年都会推送两名学生到锡卡特学习。这些学生均来自云大外语学校和云大附中，现在学生可在锡卡特学习一年。这一项目将继续成为联系两校和两市的重要纽带。

除晚课外，1994年秋季学期与上一年没有太大区别，我每周有15个课时，班级总人数为232人。我一半的工作在外语学校，我的领导不再是夏顺华，换成了徐悦欣女士，新的校长叫杨云峰。另一半工作在云大附中，这边的领导是程慧云，于先生时任云大附中校长。学生们没有什么变化，仍旧彬彬有礼，课间迟到的同学会先敲敲门，然后有礼貌地问一声“我可以进来吗？”一月份的时候，我的家人从锡卡特来中国，认识了我的中国朋友，品味了中国的美味佳肴，也去了一些城市旅游。

我们骑了大象，我骑在象脖子上，玛丽琳坐在象背高高的座椅上，之后我们步行了一段路程，穿过了一个小村庄，最后坐了竹筏。船工在前面掌舵，玛丽琳坐在中间，我坐在竹筏的尾部用竹竿助船夫一臂之力，玩得非常惬意。

三月底，我们应1992级二班同学的邀请去抚仙湖游览，他们是我上一年教的学生，都非常棒。学校组织我们去过抚仙湖，这次我们住在抚仙湖北岸一个更为舒适的酒店。两三周后，班上的女同学邀请我们到鲜花公园野餐，公园内有出售老寿星手工艺品的商店。一星期后我们再次来到这里，我买了个老寿星，珍藏至今。因为我们佩戴云大校徽，所以同样享受了优惠的票价。

“五一”放假我们乘火车去了桂林，坐的是软卧，软卧车厢的每个隔间有四张卧席，我们夫妇俩、一个女同事，还有一个陌生男士同一个包间。火车于清晨抵达桂林，随后乘着小船从漓江划向阳朔，途中花了五个半小时。漓江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美的风景，有奇特的喀斯特地貌。我们在阳朔住了一晚，第二天乘大巴回到桂林，然后乘飞机返回昆明。

1995年6月22日，我们与昆明依依惜别，我们先回到锡特卡，再到华盛顿的贝灵翰姆参加儿子的婚礼。

1996至1997这段时间，昆明和云南大学的记忆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我终于忍不住拨通了甘雪春的电话，申请再回去任教两个月，他说云大的大门永远向我敞开。抵达昆明机场时，有五个人来迎接我，还为我献上了鲜花。我了解到附中又有了新校长，我的领导换成了毕晶梅。

我还记得来昆明的第一年，受邀去餐厅和别人家里吃饭差不多有四五次，第二年几乎每月一次，第三年更多，我不得不用记事本记下来。在任教的两个月中，我们又选拔了一批学生到锡卡特学习。这样的遴选活动持续到2010年，那年我已82岁，我开始考虑寻找合适的人来接替我。2011年和2012年秋天，我和约翰·霍尔斯特两次来到昆明，我引荐他认识了相关人员，向他介绍了学生遴选的流程。约翰是锡卡特学校优秀的督学，比我小18岁，现已退休。

在昆明度过的美好时光仍历历在目，我在昆明的时间加起来有三年半。现在我和玛丽琳住在华盛顿州的贝灵翰姆，我们常常想起那段难忘的中国岁月。

【注释】

[1]David R. Knapp: 美国籍，1993—1995年在云大外语学校、云大附中任教，我校与美国阿拉斯加州Mt. Edgecumbe高中交流项目发起人。自1994年起至2012年，每年都亲自到昆明云大附中选拔两名学生到美国阿拉斯加锡卡特短期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