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做孙文那样反叛的事业

从拒绝到合作

孙中山（1866—1925）与吴稚晖（1865—1953）是一对革命挚友，终身致力于中国的自由平等。1905年1月19日，孙中山先生在伦敦拜访吴稚晖。

虽然孙中山与吴稚晖都生于清朝末年，但不论是教育还是出身背景上，二人均有很大的不同。孙中山是自始至终一心坚持革命，而吴稚晖最初是支持保皇派的，到后来才转变成为革命倡导者，其思想发生过重大转变，而这一转变正是代表了当时整个知识界的认知变化。

吴稚晖本名为吴敬恒，稚晖是字，江苏人。他所受的是传统的科举教育，6岁入私塾，26岁时中举。两次进京参加会试均未成功后，进入天津北洋大学堂教习。1901年奔赴日本留学，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主张维新。就如吴稚晖自己所说：“从温和的维新党变成剧烈的维新党，我终究还是忘不了要扶持光绪皇帝的。”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他这样说：“那样反叛的事业，终究觉得不正当，让孙汶去做罢，我是不做。”

然而，1898年慈禧发动了政变，光绪帝的“新政”被推翻，维新运动的失败让吴稚晖维新思想开始动摇。1900年，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的后裔史坚如因策应兴中会的起义，被清兵抓获英勇就义。让吴稚晖发现竟有翰林的儿子为孙文拼命，想必孙文必有来历，对革命思想又有所接受。后来“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之后，国势危急，皇帝出走，清廷威严扫地，吴稚晖对保皇党彻底丧失信心。加上身边朋友都赞同革命，吴稚晖至此心中埋下革命的萌芽。1903年6月“苏报案”发，吴稚晖遭到通缉，由香港逃至伦敦。

吴稚晖直到1905年才与孙中山在伦敦见面，那时孙中山从法、比、德到英国，打听到吴稚晖在伦敦的寓所后前去拜访。孙中山给吴稚晖的印象是“一个很诚恳、平易近情的绅士。然而只觉是伟大。不能形容的伟大称为自然伟大，最为适当”。吴稚晖于是在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

不为人知的吴稚晖

吴稚晖古文底子雄厚，文笔出手不凡，对中国文字的变迁、读音造诣很深。1912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请吴稚晖负责筹组全国读音统一会，以核定读音，统一语言。因为清朝末年虽然绝大多数人说的都是汉语，但长期的封闭隔绝使各地的方言变得千差万别，以至于同为汉族的异乡人完全不能自由交谈。地方政府的文官一般又不任用本地人交流还需要雇用译员。即使在闽、粤等省推广官话一百多年后，科举出身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广东新会人），还因为讲不好官话无法与光绪帝正常交流，足见得语言统一并非一蹴而就的易事。此后几十年吴稚晖一直热心于普通话的普及工作。1916年编印《国音字典》；1935年任国语推进会会长，审定《国音常用字汇》《中华新韵》《国语罗马字拼音方式》等著作。如今，普通话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语种，成为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普通话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又把世界介绍给中国。作为普通话的提倡者、推动者，吴稚晖功不可没。

后来蒋介石北伐完成，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推选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提名吴稚晖。吴稚晖立即站起来说：“介石同志，你跟我有仇吗？为什么要害我？你知道我不是做官的材料，叫我当主席，岂不是害我早死吗？”拒绝了蒋介石的提名。他誓不做官，并对做官有独特见解：“现代做官，确有妙诀。未登仕途之先，必须善于用气，用之得当，遂能做到大官。盖气分为数种，曰耐气、忍气、下气、使气，甚至大发脾气。同时应当小气的地方，虽一碗羹，也要小气。若须大气的地方，即使自己是一位微员，也要大气。切不可在该耐气忍气地方而使气，该下气地方而大发脾气。以及该小气反而大气，该大气反而小气。如能这样用气，就不患不达到气概十足颐指气使的地位，总而言之，谓之官气。”

参考文献

1.黄晓蕾：《吴稚晖和中国现代语言规划》，《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2期。

2.谭秋霞：《吴稚晖与孙中山的早期交往》，《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