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孙中山困境中的抉择

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实行扶助农工的政策，成为他一生光辉的顶点。他晚年能采用这些新抉择，除本人不断追求进步等主观因素外，苏俄、共产国际的国际主义援助起了关键性作用。

1922年4月26日，少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由上海经汕头、香港抵达广州。达林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同时与孙中山举行会谈，商讨合作事宜。

苏俄首席顾问鲍罗廷曾指出，国民党有许多不足：“首先，国民党组织不完善，毫无纪律可言。其次，党员存在许多异己分子——腐败的官僚和投机者。最后，国民党还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在人民眼里，国民党“只有领袖，没有群众，只有高级干部，没有中下层干部，严格说不像一个政党，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到革命的因素”。

孙中山也承认：“本党分子此刻过于复杂，党内的人格太不齐……”所以历经失败之后，孙中山本身有从根本处着手，整理党务，巩固内力的需求。他热切希望能从俄国经验中寻找到治世良方，与达林进行了深入透彻的交流。

会谈中，达林根据苏俄党政高层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再次向孙中山提出了同苏俄联盟的问题。孙中山表示希望同苏俄联盟，并在未来的革命事业中能够得到苏俄的帮助。但当前情况不允许，除了担心国民党内部亲英美的力量反对他之外，他还需要平衡一些对外关系，比如防止与苏俄结盟会引起英国采取行动反对他，使时局更为艰难。

会谈中，孙中山多次询问达林，苏俄能否帮助他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铺设铁路的计划。其中最主要的是建设一条经过苏俄的土耳克斯坦连接莫斯科和广州的大铁路。孙中山还谈及人才缺乏，他很需要后方的组织者、行政人员、发展国民经济的人员。他反复询问达林，苏俄是如何解决此类问题的，并表示希望得到苏俄专家的帮助。

同时，孙中山也表达了对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的怀疑，认为中国不存在西方社会那样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问题是如何用温和的、建设的方法，预防西方资本主义弊病的问题，而不是用共产主义去提倡阶级斗争，不是用苏维埃制度去实行阶级专政。鉴于达林再三宣传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好处，孙中山建议不要在城市里直接做试验。他慷慨地表示：“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教化的县。那儿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我们的城里人更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为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在这个县里组织苏维埃政权，如果经验成功，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

孙中山和达林会谈时，“对红军的人数、其组织和政治教育很感兴趣”，询问得十分详细。此前在1921年年底，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一项建议，就是“要有真正的革命武装，应该设立一所军官学校”。孙中山借此会谈深入了解苏俄的军事建设。后来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孙中山特别强调，革命军要像苏联红军那样，首先要用革命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要从自己的方寸地做起，要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

然而，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的部下炮轰总统府，要置孙中山于死地。孙中山被迫避居永丰舰。孙中山在极其失望之余于6月23日通过陈友仁联络身在广州的达林，突出表达了对苏俄关系的重视，表示绝不放弃斗争。孙中山放弃了对西方列强的幻想，从此一心一意联俄，希望得到苏俄援助，使革命得以成功。

参考文献

1.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