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曾积极参与“五四”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孙中山在上海，他虽然没有直接出面领导这一运动，但却以一个革命家特有的眼光和胸怀，做出反应，对运动给予极大的关注、声援、支持和指导。

“五四”运动爆发前，孙中山避居上海莫利爱路寓所，主要致力于理论著述，总结民主革命的经验和教训，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以唤起新的革命运动，因而与代表革新新力量的学界的联系自然较少，甚至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激进人士未谋一面。

但“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中山成为运动的参与者和指导者。孙中山以其领导的《民国日报》等报刊为平台，卓有成效地发挥了宣传报道、新闻舆论的导向作用，对“五四”运动在全国特别是在上海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19年5月6日，孙中山指示邵力子，《民国日报》要大力宣传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此后，《民国日报》倾其全力宣传报道运动情况，分析形势，指点方略，呼吁各界人士声援学生，共同战斗。5月6日、15日连续发表评论赞颂青年学生“寒贼胆而快人心”的爱国斗争。5月12日起，《民国日报》开辟“大家讨贼救国”副刊，6月11日起又办“救国余闻”副刊。孙中山还在6月、8月指派戴季陶、朱执信等人筹办《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约请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人为《民国日报》和《建设》杂志的专刊写稿，加强文化宣传，报道和支持“五四”运动。

孙中山利用自己的政治声望对被捕的工、学界代表积极予以营救。当他得知北洋军警无理逮捕32名爱国学生时，于5月9日同岑春煊、伍廷芳等六总裁联名致电徐世昌，要求北京政府“洞明因果，识别善恶，宜为平情之处置，庶服天下之人心”。由于孙中山和社会上其他人士的营救以及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被捕学生很快获得释放。6月11日，陈独秀因起草和散发《告北京市民宣言》而遭北洋政府逮捕。《民国日报》当即予以报道和声援。9月上旬，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徐世昌、段祺瑞的和谈代表许世英时，郑重谈及陈独秀被捕之事，提出严正警告。随后，陈独秀获释，这与全国舆论压力和孙中山的抗议均有关系。

孙中山给予上海乃至全国的学生运动以切实的帮助和指导。1919年5月8日，陈汉明上书孙中山称，南京华侨学生代表大会决议电请各方争回青岛，维护国权，请予赞助。孙中山批云：“此间有一分之力当尽一分之力。”6月10日，上海复旦大学文学系三年级学生朱仲华等登门拜访，孙中山面授机宜，要求朱仲华等“要扩大阵线，尽可能设法使上海商界参加到爱国运动中来，要敢于向帝国主义盘踞的租界进军”。当商人罢市一周后，孙中山洞察如果商人支持不了主动开市会影响学生会的威信，他告知学生会注意斗争技巧，在适当时机主动劝商人开市。

孙中山对“五四”新思潮也有其独特的看法。他既从“五四”运动看到了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找到了激发国民党活力的源泉，也对“五四”运动否定传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比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不但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孙中山分析道：“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在孙中山看来，西方文化良莠不齐，不加选择地全盘引进是要不得的；同样，中国文化、中国传统道德也是好坏杂陈，不加区分地连根拔除将祸害无穷。他还对新文化运动中“倡废中国文学之议”表示反对，中国语言文字悠久历史、“流布最广”，以优美著称，“中国文字决不当废也”。孙中山对西式的民主自由观念、个人主义观念等提出批判。他说，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个人没有自由，而是民族没有自由。国家、民族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个人自由可能对群体力量瓦解，反而无助于国家的和平。孙中山这种有分析有辨别的文化态度，恰是新文化建构所需要的理性态度，这是孙中山比西化派和复古派高出一筹的地方。

“五四”运动是由民族危机而产生的爱国救亡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总称，是中国百年史上十分重要的界标。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参与及观察，在其政治生命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董德福：《孙中山与五四运动关系辨正》，《学术研究》2006年第2期。

2.傅绍昌：《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声援与推动》，《历史教学问题》2015年第3期。

3.邵和平：《试论五四运动前后的孙中山》，《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