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曾说：“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而宣传的利器，在当时则非报刊莫属，盖其受众广、传播快，能有效弘扬革命思想及奠定民意基石。
“蒙难”与“诋毁”促进孙中山办报的决心
孙中山与报刊结缘甚早，就读香港西医书院期间，已常阅读、投稿于《循环日报》《万国公报》等主张改革的报章。毕业后，他便与友人创办《镜海丛报》，针砭时弊之余，亦报导革命活动的消息。及至兴中会成立，他更把“设报馆以开风气之先”列为一项任务。
当时孙中山沿袭晚清报人的理念，办报仍以“启蒙民智”为主，宣传革命为次。然而，随着下面两件事情的发生，这种理念也渐渐扭转过来。
1896年，孙中山于伦敦被清公使馆人员诱捕拘禁一事，经伦敦《地球报》等报道后，舆论哗然，英国政府遂逼迫清使馆释放孙中山。经此一事，孙中山深感舆论之威力，遂认定报纸为最有效的宣传工具：“觉革命主义之借报纸宣传，收效必能速于置邮，是无疑也。”
另外，当时康有为、梁启超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力倡立宪保皇之论，并对革命党人口诛笔伐，许多侨胞因而转向保皇派，致使革命党人在海外备受冷遇，筹款之事难有寸进。孙中山曾感叹这是“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为抗衡保皇派的舆论攻势，孙中山决定筹办一份属于革命党人的报刊，重夺舆论阵地。
创立《民报》重夺舆论优势
接下来几年，孙中山创办、资助了多份报刊，当中最重要、最知名的当推《民报》。《民报》于1905年11月26日创刊于东京，乃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以月刊形式发行，每期五六万字。
《民报》的主要任务有二：一、宣传革命思想；二、扫除革命障碍。革命党人通过《民报》与保皇派展开论战，澄清革命理念，批判立宪之说，如《民报》第3号即发表《〈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一文，揭示革命与保皇两派的原则分歧，又发起针对《新民丛报》的大规模论战，围绕种族革命、民权实践问题展开激烈辩论。
《民报》的编撰者皆一时俊杰，如章太炎、胡汉民、陈天华、章士钊、宋教仁等，尽管《新民丛报》有梁启超坐镇，但辩论起来，还是寡不敌众。通过这些辩论，世人总算了解到革命党人的真正理念和能力，许多改良派的支持者也纷纷转投革命派的怀抱。《民报》的发行量曾高达1.7万份，足见其受欢迎程度。
《民报》经费问题与同盟会的分裂
《民报》有助于宣扬革命，却因经费问题暴露了革命派的分裂。
事缘1907年，日本政府、商人分别赠予孙中山五千元及一万元，以资助其革命事业。潮惠起义在即，他遂把大部分款项留作起义之用，仅将两千元作为《民报》的经费。
时任《民报》主编的章太炎认为，办报经费紧绌，两千元根本不敷应用，同时亦对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资助极为不满，盛怒之下竟把民报社悬挂的孙中山照片撕下，并在照片背后写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等字。一时之间，有关孙中山“受贿”、挪用革命经费等流言更是四处风传。于是，章太炎、刘师培等召开大会，要求罢免孙中山总理职务。在大会上，“倒孙派”与“挺孙派”竟因意见不合而大打出手。幸得黄兴等领袖稳住局势，才避免同盟会进一步分裂。
另外，章太炎常于《民报》讨论国粹及宗教，偏离宣传革命的宗旨，导致销量下跌，孙中山对此颇为不满，故于1909年派汪精卫到东京秘密筹备出版《民报》第25号。
章太炎得知此事后，大感愤怒，撰写《伪〈民报〉检举状》，指责孙中山公器私用：“昔之《民报》为革命党所集成，今之《民报》为孙文、汪精卫所私有。”此文后经保皇派喉舌《南洋总汇新报》转载，乘机对孙中山和革命党大肆进行辱骂和攻击。有关流言更传至欧洲，孙中山遂致函身在巴黎的吴稚晖，要求他在《新世纪》周刊上撰文为其辨正。《新世纪》由吴稚晖、李石曾等于1907年6月22日创办，曾得孙中山资助，是当时华语世界最早的“无政府主义”刊物之一，颇受留法的中国学生欢迎。其后，“挺孙派”也在各大报章撰文反驳章太炎，甚至斥其为“满洲鹰犬”“中国革命党之罪人”。至此，“倒孙派”与“挺孙派”的分歧，已完全沦为意气之争，致使会务停顿，几陷分裂。
幸好同盟会内部派人暗中调查孙中山的经济状况，发现其母、兄生活艰困，根本没有贪污革命巨款，有关资料公布后，流言方渐渐止息。可惜，争论过后，同盟会内部分裂之势已是无可避免：章太炎、陶成章等于南洋重组光复会，正式与孙中山、同盟会分道扬镳。这也间接导致《民报》的停刊。
1.程慧：《同盟会两次“倒孙”风潮》，《文史精华》总第255期。
2.罗永雄：《传播实践的转向与舆论思想的演进——论孙中山舆论传播观的形成》，《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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