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家乡翠亨村与澳门相距仅37公里。13岁时他经由澳门乘船前往檀香山大开眼界。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曾于1892年9月至1894年1月前后在澳门短暂行医。可以说,澳门是孙中山迈向世界的门户和踏进社会的舞台。
澳门社会对孙中山的帮助
早在孙中山香港求学期间,他常常利用周末假期前往澳门与好友杨鹤龄、陈少白、尤列聚会,交流反清的革命思想,期间常为澳门华商诊疗疾病。孙中山的医术得到大家的认可,也为他日后得到澳门华商的帮助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想进入镜湖医院担任华人西医师。由于镜湖医院由华人设立,向来以中医中药施治疾病,对西医西药持怀疑态度,所以颇有难度。澳门华商卢九、何连旺、曹善业、吴节薇等人助孙中山一臂之力,尽心引荐,孙中山本人也反复申请,并声明“充当义务,不受薪金”,镜湖医院破例聘用。孙中山由此成为澳门第一位华人西医。
孙中山进入镜湖医院之后,尽管医术高明,但华人社会对他及其西医西学多持怀疑态度。为此,华商领袖不遗余力,以各种方式积极推介孙中山的人品和医术,其中包括在《镜海丛报》刊登广告。渐渐的,孙中山以“神乎其技”的医术获得广泛的赞誉。孙中山由是声名大振,慕名病患日多,其医务发展迅速,异常忙碌,被称为国手。
在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席不久,1892年12月18日,孙中山为拓展医务,托香山籍华商吴节薇担保,向镜湖医院借钱开创中西药店一间。此时澳门华商曹有、曹善业父子等钦佩孙中山的赠药善举,对“立竿见影”的西医也颇为热衷,除了“知见”孙中山“揭银”外,还将草堆街80号提供给孙中山作为居住与赠医之场所,并给予资金支持,见证和参与了中西药局的筹款、选址及开办。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中西药局于1893年7月底“开市”。孙中山的医务发展更为顺遂,他在药局诊症,在街外赠药,诊金收入也颇为可观,“一年的医金收入计算一下,竟有一万元之多”。
然而,孙中山这样一位年轻华人西医,被称为“国手”,病患盈门,对镜湖医院乃至澳门的中医是一种巨大的冲击与压力,招来葡医以及中医的排挤、妒忌。同时,此时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等经常聚于澳门杨鹤龄寓所,谈论时政,“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而支持孙中山“悬壶济世”的华商曹有、曹善业、卢九、何连旺、吴节薇等人因拥有资财,捐有官衔,深得清政府“眷顾”,对孙中山改造中国的政治言论“心有疑虑”,反应冷淡。孙中山渐渐觉得在澳门无法施展其抱负,在种种原因之下,1894年1月前后,孙中山离开澳门赴广州另创门面。
孙中山对澳门社会产生的影响
孙中山早期在澳门的活动,无疑给镜湖医院乃至澳门华人社会带来了另一种意义的“革命”,他所鼓吹的“改造中国”的“政治言论”,对新一代华商及华人青年转向支持或参与革命产生直接影响。他离开澳门后所从事的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业,以及中国内地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则将澳门华人的政治视野带至更广阔的天地,尤其是更加关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
孙中山早年在澳门的行医及革命言行皆为其以行医为入世之媒的表现,一年多的短暂行医后,他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去实现振兴中华的理想。
林广志:《澳门华商与孙中山的行医及革命活动》,《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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