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思远与梁漱溟

程思远与梁漱溟都是广西同乡，论年龄和辈分，梁漱溟与李、白、黄（指桂系代表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同辈，比梁年轻15岁的程思远一直自称晚辈，恭称梁漱溟为“梁老”或直称“老前辈”，而梁则称程思远为“程公”或“程先生”。

程思远1965年随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归来，程在这件当时轰动海内外的大事中有过突出的贡献，但从海外归来的次年即发生史无前例的“文革”，对李宗仁先生和程思远在国内还来不及作政治安排。1969年，李宗仁先生病逝。程思远先生长期居家北京，差不多是与世隔绝。1972年，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全面恢复学习（此前于1970年起即有学习活动，但不定期，人数也较少）。经有关方面同意，程思远参加直属组的学习，每周二至三次会议，次次必到，开始是组员，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增补为直属组召集人。

由于程思远身份特殊，他不像学习组的其他成员，多年来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因此刚开始时他在学习组从来是只听而不发言，后来逐渐习惯，但发言的次数少，而且大都谈国际形势，而避开国内的事情。从1973年底开始，“批林批孔”运动掀起高潮，整整1974年一年的时间，政协直属学习组都在“批林批孔又批梁”的高潮中度过。程思远在学习组里长期保持沉默，一言不发。无奈这是一场政治运动，凡参加者都必须表态，或长或短，或早或迟，都必须发言。程思远在全组所有人都多次发言之后，批判梁漱溟的会议即将由小组会批判升级为大会（一、二百人参加）批判的时候，程思远才表态说：“我拥护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我学习了许多文件，读了许多文章，倾听了诸位的发言，我深受启发，深受教育。但与各位相比，我还是一名刚刚启蒙的小学生，因此我没有勇气发言，更不可能像有的同仁那样出口成章，洋洋一大篇。对于梁漱溟先生，我一来这个小组就说过，他是我的乡长，是我们广西老乡中的前辈。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学问家，对孔孟之道深有研究，而不像我这样的知识浅薄，只知皮毛。但我以为，梁老的错误恰恰在于他太懂得孔孟之道了，反而被学问所误，而脱离了现时的政治运动，发展到成为政治运动的障碍。要批判梁老的学问，我才疏学浅，没有资格。要劝阻梁先生不要执迷不悟，而继续阻碍当前的政治运动，那倒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这也是我的态度。”相比之下，程思远的这番话在当时是属于最温和、最不够“火力”的。因此梁漱溟也表现出少有的认真，听后居然点头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