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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向党“交心”材料摘录

时间:2022-01-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梁漱溟在1958年的一次政协的整风小组会上曾出自内心地向党“交心”,该内容本书正文未提及,在此作一补充。将这些材料中的重要内容披露于众,既可以再一次表明梁漱溟先生耿直坦言的品行,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作为被改造对象在“大跃进”时代的心态。说到向党交心,好像大家都提出要交黑心。我是如此的自信。但领导上发动这一批判运动我是拥护的。如果要我交心,我感到只是有许多疑问而已。如此之类,尚不止金先生一个人。

梁漱溟在1958年的一次政协的整风小组会上曾出自内心地向党“交心”,该内容本书正文未提及,在此作一补充。

将这些材料中的重要内容披露于众,既可以再一次表明梁漱溟先生耿直坦言的品行,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作为被改造对象在“大跃进”时代的心态。

1958年4月17日梁漱溟在政协整风小组会上第一次向党交心材料原话摘录一——

我的体会交心要说心里话。如果允许我说心里话,像我们现在这样谈心,我觉得不满足。我认为应该深切细致地谈,才能有助于我的思想改造。说到向党交心,好像大家都提出要交黑心。我倒不觉得我的心有多少黑的或白的。我只能说出自己心里的思想情况——思想的真实情况。这情况就是一肚子疑问——疑问多。因为我从来爱有自己的意见要求、主张、看法,似乎成了一个体系。自信心很强,非常自以为是。只是到了解放以后,受到事实的教训,才知道自己一直没有对。

解放前夕,我在重庆实业大厦讲,我要修改共产党;1938年,我在延安同毛主席辩论了两个通宵。我是如此的自信。但解放后我被事实教训得不能不佩服共产党,失去了过去的那种自信,于是乎一个平素意见多的人变成了疑问多。但至今我仍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在没有新的认识和见解代替时,这看法和意见总是存在的,只不过不那么自信了,意见常常变成了疑问,容易有意见也就变成了容易有疑问。不过在解放之初,我受的事实教训不够,仍然常常固执己见。举例说抗美援朝,那是1950年的事。这一年的10月24日,领导上派人到颐和园征求我的意见,还要我参加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工作,但我谢绝了。因为9月23日,毛主席约我谈话时,还对我分析中国不会参与打仗,而派来的人却说要出兵,我认为不妥,出兵对我们不利。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抗美援朝是对的,我们的国家经过这一锻炼好处很多。其他事实也一件件教训我不能太自信。但是,自信是不太自信了,却并不轻易接受自己还搞不通的事,因此许多半信半疑的看法和意见,仍然存留在脑中。

1958年4月17日梁漱溟在政协整风小组会上第一次向党“交心”材料摘录二——

1951年我参加土改亦有很好的事实教训。本来我还不相信国家的统一当真稳定下去。但到下面一看,我这才相信了。毛主席的领导真使我五体投地佩服。他确是高明英明,实在了不起,简直无话可形容。反观自己,简直太蠢了。可是意见还是有,有时还要说说。1953年9月在怀仁堂周总理主持的政协扩大会上,我的发言曾引起很大风波。但周总理很谦虚,说我谈出来的好。后来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我再讲一遍,就引起了大波澜了。当时批判我反对总路线,其实我并没有反对总路线,我反省我错误是严重的,但非错在反对总路线上。我向领导上自承错误,但到今天始终没有承认反对总路线。当然也许我不明白,我曾请求领导上派人帮助我检查思想,亦就是要求和马列主义水平高的人深切细致地交谈,给我指点出错在何处。然而领导上总没派人应我之求。我亦曾请求当众检讨,亦始终没有让我作检讨。

1955年一整年,从1月至12月,转过年来还有,不过主要是1955年,有一个批判我的思想的运动,京内外报纸期刊批判我的思想的文章真不计其数,此外,还有科学院由郭沫若、潘梓年两位主持开会批判,学术界到会者有80人左右。所有这许多批判,给我启发不大,益处不多。但领导上发动这一批判运动我是拥护的。拥护是从政治立场上拥护,而思想转变则不那么容易。比如在哲学上我是深喜柏格森的,现在要我否认他的道理,做不到。潘梓年亦曾相信过柏格森,他曾翻译过柏氏《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并写有一篇译者序言,对柏氏治学方法深致推崇。我曾向潘先生请教:你是怎样从柏格森哲学里跳脱出来的,希望指点给我,他却笑而不答。像这样,我只能积下许多疑问了。

如果要我交心,我感到只是有许多疑问而已。其中亦有抵触情绪,但并无不敢吐露之言。像对柏格森加一些反动等丑恶帽子尚不明其所以然,我是不服气的。不过这些哲学思想上的问题,现在可不谈。现在要紧的是自问政治上的措施我有无抱反感。且举最近的反右运动为例。我没有写一篇文章表示反右,说完全没有却亦不是,我很觉得右派言行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当去年人大开会时,7月4日我和我内人曾以选民资格写信给大会主席团,请求撤销六个右派分子的人民代表资格。可是文章写不出写不好——自己思想不够明晰。相反地,对某某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倒为之不平,心中替他呼冤不迭。特别是我所了解的人,我相信他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当然我是指少数几个人,不是指所有右派,许多右派我并不了解。我可举我有了解的一人为例,那就是医药界的金宝善先生。土改时我和他一起工作过,深知其心拥护党,丝毫无问题。将近一年没有见面,亦不甚知其事实究竟。从报纸上看金先生所犯错误,一点是他说中医尽管有疗效明验仍不好算是科学,一点是他说预防为主的方针政策没有得到贯彻。我就同意这话,我不认为是错,似不应把他归入右派。如此之类,尚不止金先生一个人。领导上把他判归为右派亦许有理由吧,但我不明白,只有存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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