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事功主义者梁漱溟

吴　江

对于梁漱溟先生，我禁不住想写一点文字，不是因为我对梁先生有特别的了解，而是因为我意外地读到汪东林先生发表在广东省政协机关刊物《同舟共进》杂志（1993年第1、2期）上的一篇文章：《述评梁漱溟向党交心的材料》（以下简称《材料》）。汪先生原是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的一位青年干部，任梁漱溟所在学习小组的秘书工作长达二十余年，多次专门采访梁漱溟，与梁先生结成了忘年交。汪先生因此留下了一份关于梁漱溟的极为难得的材料。这份材料比较翔实地记录了受中、西、印文化熏陶的梁漱溟在中国共产党当政前后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彼此学识、政见上的异同，特别难得的是记录了梁漱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特殊新旧交替环境中（其中又有一个时期政治生活不正常），在若干年的风风雨雨中，所表现出来的立身处世之道。这里看出梁漱溟确是从传统文化阵营中出来的一位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事功主义者。鉴于此，我乐于利用这个材料，夹抄夹叙夹议，就梁漱溟的活动特别是建国后他对若干重大问题的态度，在此作一些介绍。

梁漱溟是否如人所说是中国新儒家的开山祖师，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他属于新儒家阵营是毋庸置疑的。他甚至被人称为“儒家”的最后圣人。梁幼年不曾接触儒学，而是直接接受西学，热衷于印度哲学与西方哲学，深喜柏格森，信服西方政制，也读过一些马列著作，但不信奉马列学说。1917年，二十四岁时，他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梁沉湎于佛学，并从比较角度评价中、印、西三大系统文化。因对民国以后政治上种种腐败现象不满，梁曾几度准备出家而未如愿。但他绝不是一个出世主义者，他和那些纯学术活动的新儒家不同，他自幼以经世救国建立功业自任，颇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因此没有几年就由佛归儒（但梁个人生活中始终未放弃佛家思想）。特别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他像严复走过的道路一样，因看到西方文明的非人性和粗野自乱而毅然舍弃西化思想而倾心于中国固有文化，认为世界未来是中国文化之复兴。梁漱溟于此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国文化本位论”者。他期望中国文化“老树上发新芽”，同时期望中国政治之改良。梁漱溟自认他非“学问中人”，乃“问题中人”。梁漱溟1922年出版的被认为新儒学开山之作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大胆地倡言自己对儒学前途及命运的看法。

梁漱溟从一入世就进行多方面的活动，其活动倾向性的互异令人吃惊。早年同李大钊、陈独秀、张申府（当时亦为共产主义信奉者）等人有交往，李大钊遇害，梁曾尽力营救并为之操办后事，梁始终认为共产党内的精英分子都是一些为国为民不图私利的“汉子”。他在“五四”活动中首先站出来反对“打倒孔家店”，标榜“新孔学”。20年代胡适提出了所谓“中国五大仇敌”论，即认为中国之所以极弱，是由于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因，而独不提列强的侵略和军阀的黑暗统治。梁漱溟对此很不以为然，当时致书胡适，率直地指出胡适否认列强实为症结所在，亦不以军阀为仇敌，所谓“一步一步作自觉的改革”，便只能是“没有具体内容”的“空发梦想”。这正是作为具有时代感的事功主义者梁漱溟的一个最大的特色。他这样做，纯为改良中国社会的功利观念所驱使。梁一生注重于事功，本着自己的识见而积极采取行动的人，这使他在观念上亦常有出奇制胜之举，而不失之于迂。就连被看做是梁的文化之根的所谓“意欲”说，也是功利主义的，纯是为了满足“生”之需要（天地之大德曰“生”），即以其所欲治天下，为贫穷落后的中国谋富强之道。为此，他独创自己的“内圣外王”之道，企图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为本位，从乡村建设、实现乡村自治入手，重造中国社会。梁认识到在中国无权、无势、无兵，办不成大事，知识分子必须依附于一种权势力量，才有可能施展自己的抱负。1928年，他先投奔时任北伐后方留守总司令的李济深和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铭枢，陈铭枢曾研佛学，是欧阳竟无的弟子，梁和熊十力都尊重欧阳竟无。梁欲借重李济深的权势实现他的政治思想——乡村自治。无结果，后又依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开展乡村建设活动。梁的乡村建设的支柱是地方武装。他在韩复榘支持下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训练了一千五百余人，派他们到山东乡村去办“乡农学校”，还帮韩复榘训练了大批壮丁。梁还准备改革地方行政，派他的同事和训练出来的一些重要人物去当专员、当县长。这一时期，是梁漱溟实现他的政治理想的一个高潮。抗日战争发生，韩复榘因擅自从山东撤退而遭军法制裁。梁漱溟的基地丧失，不能不另图实现其政治理想之途径。梁漱溟在任何逆境中都怡然自适，其自信自负简直可以说达到狂妄的程度。1942年，梁自日本统治下的香港脱险后，曾给他的两个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这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偷渡离港时，同行者都面有惧色，独梁怡然自若，若无其事。因他相信“安危自有天命”，从天命上说，他是无人可以代替的。

此后，梁漱溟仍我行我素，高度自信自负，始终没有放弃他的主张。抗日时期曾在四川北碚成立勉仁文学院，聚徒讲学。但这不是主要的，抗日开始，梁漱溟已以“乡村建设”派代表人物和国民参政员名义，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参与创建“民主政团同盟”（后来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成为其负责人之一。当时棲息勉仁学院的梁的挚友、也有新儒家宗师之称的熊十力，认为“梁漱溟本非事功才”，劝他“以讲学为主”，并“拟请政府准予资助勉院，使其培养学子”。（见熊十力《论六经》之末章）但梁不听，反而更积极地投入了党派活动，因此愈来愈成为“问题中人”。

关于梁漱溟在新中国前的为学为人已有许多文章作了介绍。这里，我只是想根据上述汪东林先生提供的《材料》来看一看梁漱溟在抗日期间同中共领导人的接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思想转变和遭遇，从这里窥知他的为学为人立身处世的一部分。

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梁漱溟为了了解并比较国共两党的主张，曾两上延安，一次是1938年元月，一次是1946年3月。《材料》记述梁的自述：“我根据自己对中国思想文化和中国现实生活的研究，并不信奉共产主义学说，尤其是对中国社会，仅持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能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理论，我一直不敢苟同。我读过毛泽东的一些著作文章，知道他的主张，敬佩他的献身奋斗精神，但过去并无机会同他探讨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这个大问题。自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而今国民党方面令我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样呢？百闻不如一见。因为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我产生了赴延安见毛泽东会谈的念头。”

梁漱溟第一次赴延安与毛泽东会见，第一次谈话主要是讨论时局问题。梁漱溟提出当前局势使他失望与悲观，中国的前途究竟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共产党有没有救国的良方？据说毛泽东兴趣颇高而又十分耐心，向他讲了一篇“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理由，那就是后来不久发表的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梁漱溟说，这是一次“求同”有效的谈话：“仅就抗日战争而论，像毛泽东《论持久战》这样的大作品，大文章，蒋介石没有，旁人也没有，我看这是事实。”

第二次长谈被梁称为“与毛泽东争论通宵”，那就是谈双方的“异”了，即谈双方的严重分歧。《材料》记录了梁漱溟口述的关于那次长谈的回忆，因为内容重要，谈得又比较生动，我就直接把全文抄录在下面。

梁漱溟说：

“毛泽东约我的第二次长谈，是从下午六点开始，不止是谈到次日凌晨，而是谈到天明，整整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如何改造这个旧中国和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我和毛泽东分歧较大。头一天我把自己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送给他，请他指教。隔天约我谈话，毛对我说，他已翻看了这本书，并写了一条条批语，拿给我看。毛泽东坦率地对我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但总的看你的主张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是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的，中国的社会需要一场彻底的革命。他十分明确地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重担已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当然还有统一战线的扩大，武装斗争的加强，即所谓发挥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作用吧，他都分析了。其中从理论上说，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核心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它的作用。我们对此发生了一场争论。

“我说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主要指西方）的中古社会，贵族与贫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其贫富贵贱上下流转是相通的。中国有句老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中古社会的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状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几千年。在现代中国，最大多数的仍是贫富有差别但并不悬殊的农民，工人少，资本家更少，真正的大地主也很少，它的阶级分化、对立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的状况依然存在，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我据此分析，又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大字。所谓伦理本位是与西方人的个人本位针锋相对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有我的自由，把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人不是这样，历来注重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父亲的义务或责任是慈，儿子的义务责任是孝，还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都是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无论是谁，居何种地位，都注重尽义务，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也为社会，而把自己的权利放在次要的地位，放在尽义务、尽责任之中。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每个人作为社会一员，你干哪件工作，就有责任（义务）把它做好。人人负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能和谐、稳定、发展。要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中国最需要的是开展艰巨而持久的民众教育工作，特别是从乡村建设和农民教育做起，因为乡村是中国最广大的领域，农民是中国的最大多数。全国有识之士，都应积极支持我从事这项工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不是去费力从事其他。

“我讲了许多，毛泽东都耐心地听着，中间偶尔插几句话。我讲得差不多了，毛泽东才接过话头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与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很不相同，这些分析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无论是中古还是现代，都同西方社会有着共同的一面，而这个共同性即共性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面。这个共性指什么？就是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存在着阶级的对立和阶级斗争，这个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最后，他说我太着重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我则说他是太着重了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两人争论相持不下，谁也未能说服谁，直至天明。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当时毛泽东那种政治家、学问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往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谈吐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

这次谈话把双方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分歧症结摆得十分清楚了。中共对梁漱溟采取“求同存异”态度，引为朋友。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在北京召开创建新中国的新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路朋友各党派民主人士到会，在此会上正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唯独梁漱溟未到会。从1949年4月至12月梁漱溟留在四川静观全国解放。据说，在此稍前梁漱溟在重庆实业大厦作了一次讲演，还讲他“要修改共产党”。另据一材料说，1951年梁漱溟还给他的一个外甥写信说了下面这样的话：“……既有‘四顾无人’之概，不免有‘舍我其谁’之感。像这样数千年悠久历史之下，像这样数万万广大人群之中，而‘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句话，只有我一个人最亲切……是事实如此，不是我自负。我的生命即寄于责任一会。”195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再次邀请梁漱溟来京共商国是，梁来后被安排在原皇家园林颐和园居住，待为上宾。

《材料》指出：梁漱溟终于来京，说明他毕竟怀抱着一颗爱国爱民族之心，同时他仍要看一看。总之，梁漱溟是带着惶惑和疑虑由旧中国走进新中国的。他来北京后有整整两年抱沉默的态度。而毛泽东则多次把梁请到中南海长谈，又安排梁于1950年4月至9月带秘书随从赴华东、华北等地考察；1951年5月至8月，梁又到四川省合川县云门乡参加土改运动。这次梁漱溟亲眼看到了贫苦农民的愿望和要求，看到了中共领导的农民活动中的农民与他自己30年代搞乡村运动时的农民，情况迥然不同，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了，农民真正有了自己的人格。这对梁漱溟思想上的冲击是非常之大的。1951年10月间，梁漱溟终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两年来我有哪些转变？》的长文。这篇文章所谈的“转变”，在过去熟识梁漱溟的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这里，抄录文章的两段：

文章开头说：“说到思想转变这句话，在我谈何容易！更简捷地说，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等到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悟中共之所以对。现在那个距离确实大大缩短了，且尚在缩短中。”文章是这样总结的：“所谓三年来（自1949年始）给我的教训最大者，即是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情，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我何以估计错了呢？对于国际的国内的种种形势漫不加察，没算在内；我认为分不成两面的，归根到底还是分为两面了。其次，我对于马列主义不通，误以为斗争只是斗争，不料想毛主席却有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那一套运用。于是就不但分为两面，始终斗而不乱；更且不断扩大了自己的一面而终于制胜强敌。当全国解放之初，我还对于国家前途的统一稳定有些信不及。但一到川东参加土改，在下面看了看，才知道原来高高在上的北京新政府竟是在边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筑起来的，每一个农民都是新政权的一块基石。若问似这般鬼斧神工从何而致？还不是说破嘴皮的四个大字：阶级斗争。结束一句话：既然客观形势上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卷入世界漩涡，而终必出于阶级斗争之一途，那么，阶级斗争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眼前的事实即其证验。”

对于梁漱溟，无论对他赞成不赞成甚或抱有成见，大概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是梁漱溟为迎合共产党而故作违心之论，是被迫放弃自己坚持数十年的理论。梁的思想转变可能与他的西学底子和过去曾接触过马列学说有关，当然主要还是反映了梁漱溟的现实的事功主义立场，他是根据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说话的，在事实面前服人之说，而自弃其旧说，亦是梁先生的过人处。而当时中共之所以获得成功，所谓“始终斗而不乱”，“并且不断扩大了自己的一面而终于制胜强敌”，则是由于中共在开国初期处事谨慎，其所进行的斗争一般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不像1957年以后那样失去控制直至发生像“反右”、“文革”那样的狂乱事件（这是一个郑重的党所必须认真检查总结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教训）。

正因为梁漱溟如此坦承了自己的根本性的重大“转变”，公开否定了自己坚持数十年的一套理论，这就尤显出1953年毛泽东怒斥梁漱溟并为此展开一场批判，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输了道义。根据《材料》作者在历次学习小组会（或“交心会”）上对梁漱溟的多年观察，认定：梁漱溟仍恪守“讲真话”的主张。当时谈到“交心”好像一般认为是要“交黑心”，梁漱溟则申明不敢苟同这种说法，他没有提到神圣的“红心”，也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黑心”，他还独创一家之言，认为也没有什么“白心”。梁漱溟没有“随风倒”乱批评过人，更没有冤屈过一个人。1953年8、9月间那场批判，他自己当然没有料到。起初他是在怀仁堂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政协扩大会上说他对当前农村问题的看法，说农民生活还是苦，当场引起大家的反对，但周总理很谦虚，说有看法还是说出来的好。后来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梁漱溟当着毛泽东主席的面又重复谈他的看法，不意引来了毛泽东的恶语相问，梁漱溟又当面顶撞，还问：“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听意见的雅量？”这就引来了一场批判大波澜，而梁漱溟在被批判中却表现得出奇的冷静。

据《材料》记载，1958年一次整风会上，梁漱溟曾谈到这件事，他说：“那时我曾请求领导上派人帮助我检查思想，亦就是要求和马列主义水平高的人深切细致地交谈，给我指点出错在何处。然而领导总没派人应我之求。我亦曾请求当众检讨，亦始终没有让我作检讨。直到1955年，还有一个批判我的思想的运动，京内外报纸期刊批判我的思想的文章真不计其数，此外，还有科学院由郭沫若、潘梓年两位主持开会批判，学术界到会者有八十人左右。所有这许多批判，给我启发不大，益处不多。但领导上发动这一批判运动我是拥护的，拥护是从政治立场上拥护，而思想转变则不那么容易。比如在哲学上我是深喜柏格森的，现在要我否认他的道理，做不到。潘梓年亦曾相信过柏格森，他曾翻译过柏氏《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并写有一篇译者序言，对柏氏治学方法深致推崇，我曾向潘先生请教：你是怎样从柏格森哲学里跳脱出来的，希望指点给我，他却笑而不答。像这样，我只能积下许多疑问了。”

尤其是1957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梁漱溟的表现更是非同寻常，在那种情况下，虽经多方动员，梁漱溟竟是出奇的沉默不语。感谢《材料》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并且可以说是相当客观地分析了）梁漱溟当时对运动的惊人的客观冷静态度以及他对几位“右派”朋友的与众不同的坦率陈言，使我们活生生地看到梁漱溟之所以为梁漱溟。《材料》对这件事费了较多的笔墨，为历史，为了解梁漱溟其人，我觉得有全部抄录其文的价值。作者写道：

“梁漱溟先生这样有案在身的人，何以1957年没有成为‘右派分子’？这是不少人颇觉诧异的问题。1953年那个与毛泽东当众顶撞的大案，当时虽没有公之于众，但传播的面相当广。从1953年到1957年这4年间，除了李济深、张澜这样地位高且与梁漱溟交谊颇深的人曾给毛泽东写信说情（当然无下文），再没有人敢为梁说话，但不少相熟或不相熟的人，只要略知事情始末的，都知道梁心里有不少委屈。因此，到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鸣放’一开始，就有《新建设》杂志、光明日报、上海文汇报等先后派出记者采访梁漱溟，要他发表意见，甚至要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梁漱溟先生出奇地冷静，一概默然待之。也有人请他到座谈会上说说话，谈谈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解，以响应领导上号召，梁依然未加接受。有人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梁漱溟在1953年闯了大祸，吓破胆了，不敢说话了。此话传到梁的耳朵里，他摇摇头，一笑置之。如何解释这个现象，特别是梁漱溟先生何以这样沉得住气，在沉默中平安度过‘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呢？这个问题发生在梁漱溟身上，的确不是‘敢不敢’、‘怕不怕’这样简单的事情，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和文化背景，是不可与平常人同日而语的。

“第一，梁漱溟自少开始，就梦寐以求中国强大起来，但在旧中国生活半个多世纪，这一强国梦始终没有做成，这个愿望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变成现实的可能。梁漱溟是抱着怀疑、旁观的态度进入新中国的，他受到共产党的礼遇，但1953年9月又受到大的打击。在1954年至1956年3年时间内，他一方面是闭门思过，认真读书，一方面则对国家面貌的发展变化，局面的稳定统一，新事物的不断涌现，甚感欣慰。梁漱溟正视现实，深感共产党、毛泽东领导得法。正因为此，相比之下，他对自己个人的委屈便渐渐淡漠，心情则爽亮开朗起来。其间尤其对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宣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亦即是集中全力搞经济建设，特别赞赏，梁漱溟惊呼：‘这个结论实在太妙，好得不能再好！’‘人团结起来，向大自然开战，中国有望了！’梁漱溟盼着中共八大后迅速掀起一个经济建设高潮，也没有想到1957年开始，接踵而来的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搞得十分热闹。梁漱溟冷静地注意到绝大部分的‘鸣放’意见都是批评领导党的作风和政府弊病的，还包括要民主、要自由等等，而直接关系到如何发展经济建设的意见建议则很少。梁漱溟认为领导党刚刚召开了十分成功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正确的思想和行动纲领都有了，因此各方有识之士应该下力气的不是批评领导党而是多为经济建设出主意、想方法，使领导党把建国的大任务更好地担当起来。因此梁漱溟一开始便决意采取冷静旁观的态度，后来‘鸣放’的言论越来越加激烈，梁漱溟更决定一言不发了。”

“第二，在后来成为‘右派’头面人物的上层人士中，有两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前期，梁漱溟曾经与他们共过事，接触较多，自然对他们的人品比较了解。尽管当初是为了共同抗日，后来反对内战，目标是一致的，但梁漱溟在当时即感觉到这两位‘头面人物’政客味较浓，特别是其中的一位更甚，有着明显的从政谋私的气味，而对此，梁历来是不屑一顾的。海内外学术界都认为，梁漱溟是中国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事实上从他青年时代的成名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他九十高龄才完稿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七十年的治学经历看，他是当之无愧的。但颇有意味的是，作为梁漱溟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却有着浓厚的佛家思想。这不仅表现在年轻时曾几度决心出家而未如愿，而后从十九岁茹素一直坚持到九十五岁病逝，达七十六年之久，在生活上淡泊如水，以至在病逝前一年的一次佛教文化研究的聚会上，他对赵朴初居士说，纵观我的一生，从始而终我都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而且这一点明显地反映在他个人在看待名位利禄上，也如同衣食居行一样淡泊而无所欲求，表现在一生从事政治社会活动上，则是多做事而不求高位，做好事而不谋己利。正因为这样，他常为坚持己见而不顾一切做出常人所不可理喻的‘傻事’。梁漱溟知道那两位后来被划为‘右派’的老朋友在旧中国就曾谋求高官厚禄，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已官居中央部长，却仍然不满足。梁漱溟心里不以为然，也就决心不凑这个热闹了。当然，梁漱溟也并非预料到紧接着会有个反右派斗争的政治运动，他也想不到自己的那两位老朋友竟会变成反党‘联盟’的头面人物。

“在三十年后的80年代中叶，在这两位头面人物先后病逝二十年之后，有关方面为其中的一位召开九十诞辰的座谈会，其真实的含意是为这位保留‘右派’帽子的头面人物肯定历史上的功绩，以全面公正地评价其一生。几乎所有到会的发言者，都从不同的侧面回述这位头面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为民族所作的贡献，而没有人指出他的毛病，更无人提及1957年被判为‘右派’头面人物的事情。梁漱溟是最后几位要求临时发言者之一。他以九十二岁的高龄，吐字清晰，没有稿子，不到十分钟的发言吸引着全体与会者。他一开头就说，大家都在缅怀他，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人无完人，他也不例外。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甚至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1957年反右派开始后，许多人都在说他个人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心里却念及他也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今天大家都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种种好事时，我却觉得应该提一提他的短处，他的弱点，他的不足。我以为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从此完整地看到每一个人的自我。我的话可能与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陈言于故人，为老友，也为自己，当不会有错，我的话也就讲到这里了。”

这里见出梁漱溟评事论人的特点。这种特点仍表现出梁漱溟身上的独立自居的功力和他的重淡泊、轻世俗的人生观。有人说梁漱溟的思想是“逆现代化大潮而行”，其一部分原因，我想是因为没有看全作为现代事功主义者的梁漱溟的一生，尤其是没有注意到他对中共八大会议的评价及由此触发的对于中国现代化所抱的憧憬。

说到论人，“文革”以后，论人恐怕莫过于评论毛泽东了。对毛泽东的看法成了一个集中点。梁漱溟有幸看到毛泽东走完其一生路程，辽远广阔而最后仍未消解物我的界限。1953年风波后，梁漱溟与毛泽东中断了联系，但毛泽东并没有把梁漱溟这个老朋友忘却。1975年即毛泽东逝世前一年，毛泽东还在讲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那段批语中专门提到梁漱溟，含保护梁漱溟之意。毛泽东谢世之后，特别在批判“四人帮”、总结“文革”的历史教训之后，梁漱溟又是怎样看待毛泽东的呢？《材料》的作者对这个众所关心的问题（因为从这里可见出梁漱溟的为人）也有段重要的记载。作者写道：

“经过1953年的那场风波，直至1976年毛泽东病故之后，梁漱溟在公开或私下场合，都认为毛泽东是本世纪中国仅有的少数几个伟大人物之一，他始终不接受任何说他反对毛泽东的指责，他只承认有误会或政见不合。在梁漱溟的晚年，许多来访者几乎都提这个问题，要他谈谈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对此，梁漱溟除了一般的交谈，即‘一分为二’地看待毛泽东，还提出过一个独特而有趣的说法和见解。梁漱溟说，毛泽东不是一个，有许多个毛泽东。他说，纵观毛泽东八十三年走过的道路，有为创党建国立下丰功伟绩的毛泽东，有为新中国创业引得全世界注目的‘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毛泽东，又有别人不可限制，自己不加限制，随心所欲地热衷于搞人斗人的‘运动’而导致十年‘文革’祸国伤民的毛泽东；若从个人的天赋素质观之，则有作为思想家、革命家、军事家的毛泽东，有作为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毛泽东，又有精通马列主义学说的毛泽东，熟读中国经书和运用中国历代治国之道的毛泽东……梁漱溟常常谈笑风生而又颇为严肃地发表诸如此类的议论，指出任何一个人都是变化的，发展的，不可能固定不变，至于变好变坏，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坏，则取决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因此，他认为没有固定不变的同一个毛泽东。梁漱溟多次说过，毛泽东是个伟人，他以自己的丰功伟绩建立起本世纪中国共产党谁也望尘莫及的地位，因此，他功劳大，过失也大。这正是毛泽东的崇高地位决定的。”

这种评论历史伟人的方式，也是中国人古已有之的方法，即综观和纵论的方法，见局部而不失全体，富有历史感，较少情绪化，却往往包含着不少模糊点留待人们用自己观点去分析。例如，人的变好变坏的主客观条件究竟是什么，一个现代伟人或领袖（不是古代的帝王）达到“别人不可限制，自己不加限制，随心所欲”的地步，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然？何以致之，孰令致之？这些在梁漱溟等人除了概而论之以外，大概是说不大明白的。这不能苛求于他们。在我看来，梁漱溟对于毛泽东的评论，在格调上已经胜过某些自负的专业史家了。

现在再回头说几句。梁漱溟这位现代新儒学的奠基者，这位有中国特色并且深有时代感的事功主义者，这位在“文革”后复出著书立说的新儒家人物，虽然后来新的时代条件造成他的思想转变，而且建国后的特殊环境塑造了他的某些特殊心态表现，但是，他的执著于事功的立场不变，他的独立人格不变（梁在逆境中仍有一种徜徉自适、与物冥合的心境，大概与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立身天地的人有关），他的“讲真话”的一贯主张不变（例如，他最后讲的一句真话是：“儒学开不出新天地来”），连他的佛学修养底蕴也不变。梁漱溟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真真实实的人，有益于中国文化的人，也是有益于探索中国社会的人。这样的人是值得后人纪念、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