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梁漱溟

郭齐勇

汪东林先生是一位有心人。他在全国政协工作期间，有幸与梁漱溟先生直接接触，近三十年，掌握了鲜为人知的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政协学习会的大量秘闻，在“文革”结束之后继续与梁先生相过从。汪先生的《梁漱溟问答录》原由湖南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1991年再版，是汪先生与梁先生相互对谈的记录，当然经过汪先生据史料和梁著整理加工而成，也可以算是汪先生整理的梁先生的口述历史。

外国史学界颇时兴口述历史的工作，我国史学界也已开始使用这种史学方法。虽然因口述者年事已高，史实上未必准确精当，但作为当事人的回忆，仍不失为一种资料，供后人研究。

这本书现在由湖北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2004年——编者注），真是读书界的幸事！此次出版，从内容到形式，焕然一新。汪东林先生在这一新版中增加了九篇补遗，每一篇补遗都是一篇厚实的文章，增加、补进了许多珍贵史料，披露了原书出版时因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公布的一些内容，澄清了原书出版后的某些误会，方便读者进一步走近梁漱溟。新版增加了大量的图片，使得本来就颇有可读性的这本书图文并茂，更加有直观性，更便于读者比兴、联想。

我作为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一位研究者，作为梁漱溟思想的一位研究者，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梁漱溟，走近梁漱溟，而这本书就是我们了解、走近梁先生的桥梁。我更希望我们的年轻人通过梁先生这座桥梁去了解中国现代史，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因为梁先生本人就是现代中国的缩影，又携带了大量的古代文明的密码。

梁先生是现代的孔夫子、孟夫子，是中国的脊梁。我常常读《论语》、《孟子》，教《论语》、《孟子》，每读一遍，每教一遍，都有新的感受、体会，心灵的震荡不亚于前。我常常把孔子、孟子与梁先生的形象叠加起来。他们都是公众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他们承担着华夏斯文的传续，同样有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情怀与胆识。作为儒者，他们关心国事民瘼、民间疾苦，为百姓、为农民争取生存条件与空间，争取较好的政治环境。

梁先生是行动的思想家、实践型的哲学家，其哲学思想不单是观念模式，而且是他内在的信仰，甚至就是他的自传。他于1924年辞去北大教席（此前曾在北大执教七年），创办师生生活在一起的书院式的学校，以后在广州、河南，特别是山东邹平从事了八年之久的“乡村建设运动”。梁先生的乡建是改造中国旧乡村的一项综合式改革运动，从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的角度看，乡建运动有积极意义。梁先生关注中国的农村、农民，一直到1953年，他还公然以农民的代言人自居，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扩大会上为农民生活叫苦，为农民不能进城打工而叫屈，终于酿成“廷争面折”的局面。

与其他一些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一样，梁先生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是传统主义者。抗战期间，他担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巡视豫、皖、苏、鲁、冀、晋等游击区，访问延安，创办民盟及其机关报《光明报》，调停国共关系。抗战末期和抗战后的一段时期，作为第三党的代表之一，他介入最高政治，希望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并为之奋斗过。从本书第九章和补遗七可知，在1970年，全国政协直属组讨论为四届人大的召开而准备的《宪法草案》时，梁先生坚持己见，从宪法、欧洲宪法史、外国宪法和我国1954年宪法谈起，批评把任何个人的名字写进宪法，实际上是反对把毛泽东写进宪法，更反对把林彪及林彪为接班人写进宪法，认为这违背了宪法之为宪法的普遍意义。大家知道，他说这话的头一年的春天，林彪为接班人已写进了中共“九大”的党章。他还反对“不设国家主席”，认为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一国元首不能没有，至于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完全可以经过法定手续来选。梁先生这一番话，震惊四座。在林彪、江青肆虐的时代，说这种话是要被杀头的！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认为梁先生的这些见解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像我们这些经过了那个年代的人，才知道这些话的分量！当时的绝大多数人不仅不敢说，也不会朝这方面去想。这表明梁先生对民主与法治的一以贯之的坚持。当时幸好有周恩来、于树德等人的保护，才算保住了梁先生的命。

儒家思想是可以与现代生活相结合的。海内外学术界正在讨论儒家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女性主义、生态环保主义对话的问题。其实梁漱溟、张君劢、徐复观的思想与实践，都代表了儒家自由主义的趋向。

在1966年夏的红色恐怖中，梁先生被红卫兵抄家、体罚、游斗，然从9月下旬开始，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记忆写《儒佛异同论》，又写《东方学术概观》。在1973—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全国八亿多人恐怕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像梁漱溟那样有这种气魄的人在坚决反对批孔。他当时写了《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雄文。当遭到群起而攻之时，他脱口而出的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真真是“无欲则刚，有本无穷（这是他晚年给人的题辞）。他懂得孔子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意蕴，真正领悟了孔孟之道作为道德资源与政治资源在现代的价值。梁先生的独立意志与人格不朽！他才是真正的反潮流。他的批判反思意识与参与意识，为中华文化的再生保存了一线之机！

我曾在我与龚建平同志合著的《梁漱溟哲学思想》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中指出：“21世纪对我们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重新拥有我们的文化传统。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进化论思想模式和西化、泛西化的狂潮中，民族精神资源受到极大的伤害。重新拥有我们的文化认同，重视拥抱我们的文化传统，重新界定‘中国性’，已成为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是脱离本民族精神陶养的。……梁漱溟其人其学，正是对治我们浮浅化的药方。我们今天重读这位世纪老人，的确能获得教益和灵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梁先生是20世纪中国的一面镜子。”

现代化运动在从易北河以西向东、向南不断转移推扩的长期过程中，就曾不断受到不同民族、地区的知识精英（包括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家）的批评。当拿破仑的马队把启蒙思想家确立的科学、理性、自由、民主、真理、正义等“普遍价值”观念带到“保守”“落后”的德国时，德国的、同样是启蒙思想家的赫尔德等人在吸纳这些价值的同时又提出“民族精神”的观念来保卫德意志文化传统。他们反对把法国文化变成“普遍形式”，反对把世界文化同化于法国文化。今天，法国、德国的知识精英也仍在保护法兰西或德意志文化传统，而批评或反对现在所谓的“全球化”。“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话语霸权进一步扩张，乃至于成为宰制全世界的枷锁。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对这种所谓“全球化”和“现代化”持批评态度的。“现代性”这个概念需要重新界定。我们强调多元的“现代性”，即不同传统中蕴含着不同的现代性的基因或要素。当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现代性包含了一些普世价值，但这绝不只是西方的或美国的制度、理念与价值的普遍性。西方近代以来的制度、秩序、理性、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是非常重要的参照。但其中的单向度性、平面化的缺弱，需要发掘东方传统的政治资源、道德资源、价值资源予以调剂、互补与互动。东方有东方的现代性。

就民族性而言，儒学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念、形上追求、思想意境、人文性格、生活准则、生存智慧、处世方略，作为民族的意识与心理仍活在民间，有生命力。就时代性与空间性而言，一切地域、族群的前现代文明尤其是其精神因素，不可能不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与意义。经济全球化绝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消解。没有本土性就没有全球性。没有人文精神的调治，当下社会的发展只可能是畸形的、单向度的、平面化的；没有如布尔迪厄和福山等人所说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文化能力的养育、积累，没有工作伦理、社群伦理的建构，我国“经济资本”的建构和经济、科技现代化将不可能实现。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架构和政治体制已经消失，但并不意味与之相结合过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思想与行为方式都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继承传统当然不意味着“复古”和“保守”。批评传统思想的负面，否定、清除其思想弊病，去芜存菁，作出创造性的选择和诠释，以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需要，正是我们的职责。但我们需要综合整体地省视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尤其是蕴意很深的宗教信念、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大小传统的变化及其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多重作用，并作切实的中西比较，切不可信口开河，轻率武断地作出情绪化、简单化、片面化的结论，或因对当下的感悟而迁怒于古人。

从理论上来看，梁先生思想围绕着他一生遇到的文化问题、人生问题、社会问题而展开。他的哲学是文化哲学、生命哲学、人生哲学。他的思想的核心概念是“理性”。但这一“理性”不是西方的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思辨理性，而是儒家的“仁”和“良知”，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当然，他的“理性”概念也包含了西方现代哲学中人本主义思潮的积极成果，包含了人的内在精神的丰满与人性的完善，对儒家思想又有所超越提升。

80年代中期，我曾经五六次拜访梁先生，在木樨地二十二号楼梁寓，每次见他，与他交谈，都有“目击道存”之感。梁先生送给我他的旧著老版本与新书，梁先生给我的信，梁先生的长公子培宽先生送给我梁老的几幅照片，我都珍藏着。我几乎通读了梁先生所有的著作、论文，有的还不止读过一遍。梁先生在我心中活着，是我安身立命、立身行世的楷模。

我认为，梁先生一生的理论与实践基本上是儒家式的。儒家学者往往参禅，也喜老庄，出入佛老，但其精神取向却始终会归儒家。或许梁先生偶然说过自己信佛，甚或说过自己是佛家，但从梁先生其人其书其经历其思想其实践的主要倾向看，他无疑是儒家，且开启了20世纪新儒家的精神方向。

我也不同意美国汉学家艾恺的“最后的儒家”的说法。他的这种说法，仍是以儒家在现代只能在博物馆中而不在现实生活中为预设的。这仍是列文森等美国学者的预设。我的看法是，儒家、儒学、儒教仍在民间，仍在家庭，仍有草根性，只是我们一部分知识人需要有对儒学的自觉，认识、体悟其价值，创造性地转化其中可普遍化的因素，培养青少年读一点《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古籍。中华文化，尤其是儒、释、道的精华可以作为正面积极的力量参与现代化，特别是人的、社群的现代化。这是我们对梁先生的最好的纪念。

2003年11月26日

写于武昌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