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震荡神州情

文/王学明

我的心潮澎湃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一场史无前例的强烈地震发生了。唐山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援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救援下，军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一场悲壮的“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人民战争，在唐山打响了。最终唐山军民以“人定胜天”的英雄气魄和“人民必胜”的钢铁意志战胜了自然灾害，取得了辉煌壮丽的伟大胜利。在神州大地上，中国军民创造了一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间奇迹、谱写了一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英雄赞歌、树立了一座“热爱人民、感恩祖国”的不朽丰碑。多少感天动地的英雄人物、多少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多少气贯长虹的伟大气概，中国人民将永世难忘。

牢记创伤、追悼先烈、饮水思源、感恩祖国、弘扬正气、凝聚力量、激励大众、发扬传统是唐山人民应有的特殊品德。经历创伤、走过苦难、战胜天灾、感受幸福的唐山人，永远记得遭遇严重生与死考验的艰难时刻、永远难忘军民抗击天灾的峥嵘岁月、永远怀念罹难的人们、永远缅怀牺牲的人民子弟兵、永远不忘党的恩情。四十年过去了，唐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时期，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项建设突飞猛进，经济增长水平达到了全省领先、全国先进的高度。唐山人民安居乐业，享受着祖国“全面小康”的美好生活成果。唐山——涅槃重生的凤凰，正在祖国的怀抱中幸福地展翅高飞。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文艺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待、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只要我们与人民同在，就一定能从祖国大地母亲那里获得无穷的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我们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作为一名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人民战争的参与者，以及新唐山的建设者、四十年辉煌成就的见证者，尤其是作为一名文学艺术工作者，我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真实的历史瞬间、光荣的军民事迹、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谨以此文，献给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天边幸福的彩云：“中央慰问电”——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

大地震过后的黎明时分，乌云密布，一场特大的狂风暴雨，接踵而至。轰鸣的震雷、刺目的闪电、倾盆的大雨，伴随着巨大的余震，一波接一波猛烈地扑向灾民。唐山人民正经历着空前的劫难……在暗无天日之中，在泥泞交加之间，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人们痛苦地相拥着、哭泣着、挣扎着……一个赤身裸体、披头散发，震灾中因失去全部亲人而精神崩溃的妇女，在黑暗中幽灵般地穿行着。她此时唱的一曲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映山红》，显得格外的伤心、悲惨、凄凉：“夜半三更呦，盼天明。寒风腊月呦，盼春风。若要盼的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呦，映山红……”

“得救”“重生”“希望”——你在哪里啊？

当天边露出一片彩云的时候，远处传来了密集的马达声。当人们从泥里水里一跃而起的瞬间，直升飞机已经到达灾区上空。 空军“八一军旗”标志、解放军战士鲜红的领章和帽徽赫然跃入人们眼帘。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中央慰问电”雪片般地从空中飘下……人民子弟兵来到了我们身边。眼泪流淌着、喉咙哽咽着、幸福地奔走相告着……汇聚此时的心声只有一句话，唐山人民得救了！不分男女老幼的人们，不顾自己满身的创伤，欢呼着、雀跃着、向往着、期盼着……手中高举着“中央慰问电”，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流露着对伟大祖国、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无比热爱和感激的真情。空中飞机轰鸣的马达声与地面“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交相辉映，响彻在神州大地。

直升机掠过稠密人群上空，在我们周围盘旋着。突然间，从飞机敞开的舱门中，各色包装的物品，倾泻而下。我亲眼看见，一个青年人，一把扯下了自己包裹头部的毛巾被，不顾血流不止的伤口，追逐着掠过头顶的直升机。他双手紧紧地抱着个大纸箱，向周围的人们分发着食物， 自己却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当唐山人手捧空投的烙饼、馒头、压缩干粮时，已经泣不成声。有的人把烙饼紧紧地贴在胸口上，久久地不愿吃下。直升机空投下来的食品和物资，被人们有序地分类，码放到较为宽敞的空地。没有人组织，没有人看管，一切都是人们自发的行为。一位老人把自己遮风挡雨的炕席，默默地苫盖在食品堆上，悄然地离去。那时直升机空投的食品除了墨绿色铁桶包装的“军用压缩干粮”（也叫作“压缩饼干”——著者注）以外，更多的还有家常的烙饼或馒头等方便投送的食品。那个年代，国家还不算富裕，当年市民的粮食还是定量供应。定量的粮食中，还有粗粮与细粮之分。一般粗粮占比百分之八十以上，而细粮的供应不足百分之二十。可是，灾区的广大唐山人民，却能收到每天空投的细粮白面的烙饼和馒头。那些饱含全国亿万军民深厚情谊的“细粮”，养活了苦难中的唐山人民，体现着中国人民“同甘共苦”“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境界。震后很多年以后，我还能偶尔看见，有人在使用墨绿色军用“压缩干粮”的铁桶。这真是唐山特有的“奇观”，当然更是体现着、证实着唐山人民战胜灾难和幸福生活的“珍贵文物”属性。

广阔的地平线、冉冉升起的太阳：人民子弟兵来了！

地震之前，唐山市中心区，是以贯穿市区南北的“陡河”为界，划分东西两个区域的。西区是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周边有以西山口、建国路（当时也称为“柴草市”或“大表”——著者注）、“小山”地区为代表的发达的商业区，以及以凤凰山公园为中心的文化宫、青少年宫、阶级教育展览馆、长城电影院、工农兵电影院、工人医院、人民医院等文化、医疗、教育单位所组成的文教卫区。所以，西部地区是唐山市政治、文化、文教、商业中心。唐山的东部地区是以唐山钢铁公司、唐山市发电厂、唐山华新纺织厂、唐山市印染厂、唐山启新水泥厂、唐山水泥机械厂、唐山冶金矿山机械厂、唐山市轧钢厂，以及华新、唐钢、启新等国有工矿企业的子弟学校、俱乐部（电影院）等企业单位所组成，所以东部地区是唐山的工业区和特大型的生活服务区。在陡河、大城山以东，开平以西，京沈线（北京至沈阳铁路线——著者注）以北，缸窑、龙王庙以南的广大唐山东部区域内，密集地居住着产业、制造业的职工和家属数十万人口。我的家就在东部地区的钢厂桥、新立庄、东工房一带居住。

一切为了祖国，一切为了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从“四面八方”迅速抵达唐山灾区。二十四小时以内，首批到达唐山市东部地区的人民子弟兵，大部分来自山海关以外的东北的解放军野战部队。由于强烈地震的破坏，唐山周边数百公里范围的公路、桥梁等交通设施，损失殆尽。唐山市东部地区进入市区的主要干道上，有一个叫作“胜利桥”的大型桥梁，地震中桥墩断裂，桥面垮塌，远看整体桥梁就像放置平地尖口朝上的一条长长的“钢锯条”。前进受阻的解放军机械化部队车辆，远远地绵延至唐山东部市区以外数百公里的地方。抢险局势万分危急，解放军指战员们跑步向目的地挺进。当指战员们手持钢锹、铁镐，整齐地进驻的时候，人们用殷切的目光迎接着亲人。草绿色的军装早已被汗水、雨水、泥水所打透，他们不顾旅途的疲惫，立即冲向抗震救灾的前沿阵地。一个又一个的危难得到了拯救、一个又一个的生命见到了光明、一个又一个的家庭获得了幸福。

一位被深埋废墟中数天的老大爷，在解放军徒手挖掘下，重见天日。由于身受重伤及脱水饥饿，老大爷出现了严重的休克症状，一名解放军卫生兵战士，俯下身去，立即口对口进行“人工呼吸”抢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最终也没能把老人从死亡线上拉回。周围的群众看着满嘴流淌着鲜血的解放军战士，感动得泣不成声，纷纷向前，搀扶起早已精疲力竭的子弟兵。印象较深的一幕，是在唐山市粉末冶金厂职工宿舍大楼的受灾现场。一名被埋人员，身处废墟顶端的水泥预制盖板之中，外界只能看见遇难者的双腿在挣扎抖动。可是，当时的灾区，缺乏有效的救援工具，更没有起重设备，人们只得无奈地走过。时间无情地过去了，那双期待的腿停止了抖动。是解放军战士付出多人受伤的代价，将这位罹难者有尊严地解救下来。

震前的唐山市，以路北区的市委市政府、开滦矿务局唐山矿所在地的西山口、建国路地区，以及以路南区的“小山”商业街复兴路、解放路地区，为市中心区。在市中心区的东西南北，依次坐落着多个较大规模的国有百货商店大楼和蔬菜副食品市场，供应着几乎全市居民的百货商品、蔬菜副食品的日常消费需求。其中的“西菜市”（当时唐山人习惯的称呼——著者注）占地上千平方米，百货、蔬菜、粮油、鸡鸭鱼蛋、豆制品等主副食商品储量巨大，大地震后，被埋于废墟下的商品食品，成了唐山人民的“生命线”。这个亟待完成的重中之重的光荣任务，落在了人民子弟兵的肩上。为了抢救唐山人民的生命财产，解放军某部指战员义无反顾，勇猛地冲进了余震不断的战场。西菜市——这个由砖石掺杂石灰石水泥垒砌的墙体和钢结构房梁屋顶混合组成的高层建筑，在首次强烈地震的重创之下，残垣断壁，焦土废墟之中，或伫立或高悬着摇摇欲坠的松散断裂的墙体残块儿和钢结构的“三角房梁”屋顶，以及大量堆积覆盖的瓦砾等建筑材料。抢险战斗在不断的余震中进行着，突然坍塌的屋顶，吞噬着人民子弟兵的生命。多名解放军指战员被掩埋在废墟中，瞬时，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西菜市”的一砖一瓦。周围的人们沸腾了，他们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我看到了人们流着鲜血的双手，我感受到了子弟兵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我真切懂得了军民用血肉共筑的钢铁长城的伟大内涵。后来得知，至少有一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英勇地牺牲在了“西菜市”抢险战场。另据老人回忆，这支光荣的部队来自保定方向。这位光荣牺牲的无名战士，永远活在唐山人民心中。震后第一个春节，重建一新的“西菜市”竣工开业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摩肩接踵的人流，这里恢复了震前昔日的繁华，这里重现了往日的祥和。此时此刻，人们是否懂得，革命烈士的鲜血正在这里浇灌着“希望的花朵”。你可曾记得，军民用血肉之躯铸就的丰功伟绩。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党的恩情、人民子弟兵的深情。

我的同学杏红，是幸运的，她第一时间得到了人民子弟兵的救治。杏红的家就在我家的隔壁，房子是砖石结构的，木梁结构的屋顶上，由黄泥、石灰石、“焦子”（或“煤渣滓”——煤的尾矿）的混合物组成的，约二十厘米厚的防雨层铺就。在大地震中，杏红被倒塌的房屋无情地掩埋。一根粗大的房梁和屋顶杂物，恰恰压在她的腰间。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余震一次又一次地袭来，杏红身上聚集的砖石瓦砾越来越厚。由于没有救援工具和缺乏抢救人手，当邻里众人采用徒手作业，将杏红从废墟中抬出时，她已经不省人事，生命垂危。刚刚抵达的解放军部队，闻讯后，迅速展开抢救。杏红被确诊为“危重伤员”，解放军医疗队决定“立即转运外地手术治疗”。解放军的战斗部队在军车使用繁忙，车辆奇缺紧张的时刻，派出专人专车，火速将她运送到约一百五十公里外的昌黎火车站，再乘军用专列火车，转运抵达辽宁省铁岭地区人民医院，进行治疗。一路坦途、一路呵护，人民子弟兵医疗队始终与杏红同在。由于抢救及时、手术顺利，杏红获得了新生。当伟大的“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人民战争胜利结束的前夕，杏红回到了家乡，来到了我们的课堂。四十年之后的今天，早已恢复健康的她，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如数家珍地诉说着往事，流露着对祖国，对人民子弟兵无限感激的真情。人民子弟兵对灾区群众，满腔热忱地服务、无微不至地关怀和“接力救援”的壮举，是“人民军队爱人民”和“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光荣传统的具体体现。在唐山“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人民战争中，有“千千万万个杏红”经历着难忘的幸福，有“千千万万个解放军战斗群体”建立着革命的功勋。这些感天动地的故事，在唐山依然地，并将永远地传为佳话。拯救杏红同学生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来自东北的沈阳。

我家附近的唐山华新纺织厂，厂区内，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水塘，职工称为“荷花坑”。“荷花坑”水塘是人工制作的，不与外界河道水渠等相通，再加上一些生活用水的排放，所以富氧化水平较高、水藻蚊虫丛生、水质严重污染。平时用于观赏和厂区绿化用水，还养些鱼类，供应职工生活。大地震后，这个“荷花坑”成了我们的“救命水”。我们将这里的水挑走，用于熬粥煮饭、洗衣洗澡。记得地震初期的几天之内，“荷花坑”的水已经枯竭殆尽。有群众调侃道，“荷花坑”不光有水喝，还有肉吃。那肉就是坑内的鱼虫（水蚯蚓）、蚊虫的卵等细菌杂物。那时由于急需饮用，没有化学水质处理条件，人们一般是在水桶中物理沉淀一段时间后食用。所以，灾民群众中，尤其是抵抗力较差的老人、孩子等，得病、“拉肚子”的情况普遍存在，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一时间，灾区群众处在被废墟、垃圾、粪便、腐尸包围的危急险境之中。没粮缺水、环境治理，成了亟待解决的重中之重。

我国在历次“抗震救灾”或“抗洪抢险”中，尤其是近现代以来，都有使用现代化的水罐车，向受灾群众供应饮水的场景，比如四川汶川大地震等。但是，我敢说，这种向灾区传递“救命之水”的优良传统，植根于四十年前的，发生在唐山的伟大的“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人民战争的壮举之中。一列列的满载甘甜“救命之水”的墨绿色的军用油罐车改装的车队，源源不断、浩浩荡荡地驶入灾区，场面蔚为壮观。灾区群众手持各色装备，“一字长蛇阵”地排列起来，井然有序地迎接着全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我们居住的地区，每天都有解放军的供水车辆驶入。消防布袋水管，拉得远远的，绵延到废墟深处，使每家每户都能在不远处得到甘甜的饮用水。人们幸福着、欢笑着、畅饮着，再看解放军战士，他们汗流浃背，满脸通红，却不忍摘下自己早已空置的水壶，不舍得喝上一口珍贵的“救命水”。有位老哥欢快之余，得意忘形，将大桶的干净水用来洗澡，被周围的群众唾骂得无地自容，悄然地收拾行囊，消失在废墟之中。人民解放军“救命之水”战役打响后，为唐山人民的生命健康做出卓越的贡献，唐山人民从此结束了“不洁饮水”的艰难时期。

有人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事实证明，在唐山灾区打响的这场“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人民战争中，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没有发生任何规模的流行性疾病。“大疫病”“大流行”之说，不攻自破。在震后初期的几天时间里，解放军的抢险部队还在日夜兼程、紧急赶路的时候，灾区人民处在“自发抢险”阶段。对大量伤亡人员的抢救，基本上是依靠自己的家属、亲友，或者邻里的帮助完成的。由于各管各家，许多全家罹难家庭，一时得不到救援。即使有家庭人员自救的，由于受灾时人们的惊恐、混乱的状态，有些罹难者的踪迹一时难以发现和找到。我家附近一户人家，他的父亲罹难了，全家人几乎把户内的废墟“翻了个底朝天”，还是没能找到其父。直到解放军到达，再经解放军专业的研究判断后，最终，在其家中院子的“门楼子”的地方，将其挖掘出来。还有的灾民对大地震后生活绝望，在自己的房院内，立刻就地掩埋罹难亲人的遗体，收拾行囊，准备逃难。因此，客观上造成废墟中暗藏大量罹难者遗体的状况。盛夏时分，由于接连不断的暴雨和炎热的侵蚀，灾区空气污浊、难闻，有毒、有害气体，正向抢险军民袭来，人民群众和解放军的生命健康正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那个年代，我们的国力还不够发达，面对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我们的解放军部队缺少必要的救援抢险的工具，大型的起重设备很难迅速抵达灾区，更谈不到现代社会中常见的“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装备设备。军民被迫采用徒手作业、广泛挖掘、重点排除、有呼必应的抢险救援原则和方式，一场艰苦卓绝的、特殊的“排险攻坚战”打响了。

冲在生命救援最前线的解放军指战员们，冒着高温酷暑，顶着腐尸袭来的毒气，在废墟中拼搏着、奋战着、前进着、胜利着……。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中，由于解放军指战员们夜以继日地抢险拼搏，顾不上吃饭喝水，再加上天气炎热，不少战士昏倒在抢险战斗前线。在挖掘废墟、清理罹难者遗体的现场，一名战士突然倒地， 口吐白沫、眼睛圆睁、身体颤抖……战友们用担架将他抬到树荫空地处施救。我亲眼看见，解放军卫生员将大口径的注射器内的液体，推进到这名战士的静脉之中。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葡萄糖注射液”的特殊作用。解放军指战员们就是这样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地战斗着。有的战士凭借三层的口罩，徒手挖掘、搬动、包装、清运早已腐败的尸体。那个悲壮的场面，就发生在我的眼前。那时，我只能与周边的群众一样，束手无策地担心着、惦记着、无奈着、伤心着……。八月底，我们居住的广大地区，再也没有见到清运罹难者遗体的车辆进出。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排险攻坚战”胜利结束，成千上万具罹难者遗体，被确认、找到、处理。灾区废墟中的“隐患”被彻底地、干净地消除，为后续的“重建家园”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根本保障。人民子弟兵以不怕流血牺牲的战斗精神和勇往直前的英雄气魄，取得了“排险攻坚战”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在灾区，到处都能看到部队的“消毒罐车”穿行在主要干线公路上。在每个大街小巷，都有军民肩背“背包喷雾器”消毒、灭蚊、灭蝇的身影。他们走街串户，或喷洒药水防治，或宣传“防病”“治病”的重要性。家家户户都受到了政府派发的“敌敌畏”“六六粉”等灭鼠、防疫的药品，到处都能看到“防病”“治病”的宣传口号和相关知识“宣传板报”。在军民共同努力下，灾区健康环境水平得到了显著地提高。

有一次，有个特别自私自利的人，企图趁军民重建家园紧张忙碌的时刻，偷盗公家合作社（当年的百货副食品商店——著者注）的财产，据为己有。他们从废墟的底部缺口，钻入商场内部，向外盗出成筐的鸡蛋、整捆的布匹等食品和物资。解放军指战员闻讯后，迅速包围现场。我亲眼所见，一名被抓获的歹徒，负隅顽抗，一拳朝着解放军战士打去，这名手持半自动步枪的战士，朝天鸣枪警告。按照当时抗震救灾紧急时期的命令和条例，解放军完全可以开枪自卫或武力制止和严惩各类的现行犯罪，可是，我们的子弟兵保持了极大地克制。解放军指战员保持了人民军队优良的革命传统，严格遵守了组织纪律，执行了党和政府在特殊时期的“宽大政策”。

在废墟上，取得“抗震救灾”“重建家园”阶段性胜利的军民，欢欣鼓舞着、兴高采烈着、热血沸腾着，这种精神成就，转瞬之间，化做连续作战的无穷力量。　一座座残垣废墟被移走，　　　　一排排“防震简易住房”筑建完成。当人们欢天喜地乔迁入住的时刻，解放军指战员们的身影才刚刚离去，他们早已转战到新的“防震简易住房”建造阵地。一位中年妇女，因抱怨解放军为她家盖的房子雨天渗水，追逐解放军而去。她花费了几天的时间，走遍了大半个唐山，沿着解放军的足迹，终于找到了那个解放军的战斗排。指战员们认出了她，递过甘甜的水，扶她坐下，问寒问暖，并立刻组织抽调骨干战士，奔赴这位妇女家，重新加固修缮。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热爱人民的胸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无声地感动着、激励着广大的灾区群众。唐山灾区到处可见人民群众表达恩情的“向人民子弟兵学习！”“向解放军致敬！”的标语、口号。

奋起自救的唐山人：没有恐惧，只有泪水

唐山特大地震发生后，我的家所在的东部地区，受灾严重，死伤人口众多。当时在钢厂桥、新立庄、东工房一线的， 由西到东不足十公里的区内主要公路两侧，摆满了成千上万具罹难人员的遗体。令人感动的是，唐山人将罹难者，用各种可以包裹的东西，打理干净，整齐地码放到路边，等待救援车辆清运。一位大叔，后来得知他是唐山启新水泥厂的一名干部。这位大叔震后第一时间带领周边群众自救。在他的带领和指挥下，人们很快在路边支起了“帐篷”，搭建起了“锅灶”。一口“八沿”（指直径在八十厘米以上的铸铁大锅，震前，人们常常用它做饭或贴玉米面饽饽，还有的用于建房时遴选生石灰用途——著者注）的大铁锅用砖头架起，把由雨水与大米或玉米熬成的热腾腾的稀饭，分发给路人。一群老大妈，后来知道他们是附近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骨干。在这些一时没有条件佩戴“红胳膊箍”的老大妈的招呼下，人们撤离危险的废墟，安置在平坦、结实、宽敞、干净的公路、铁路、广场、学校周边和场所。她们张罗着、忙碌着，她们就像每家每户的母亲们，疼爱着自己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唐山成千上万的普通群众，对抢险物资的管理维护、对伤员的紧急救治、对逝去的人们的悉心照顾和无比敬重，展现着唐山人民在大灾面前泰然自若、坚忍不拔、 自强不息的良好的精神风貌，体现着救死扶伤、患难与共、团结互助的高尚社会责任意识。

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闪回到当年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就在大地震即将到来的午夜时分，我和母亲随着下班人流，走在回家的路上。那时我是唐山华新纺织厂中学初二年级的学生，那个年代，由于响应党的号召，学校组织部分优秀学生，进行“学工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被安排在唐山华新纺织厂布机车间，与工人师傅一起劳动工作。每天工作八小时，上班时间分为“白、中、夜”三班（“白班” ：8∶00-16∶00，“中班”：16∶00-24∶00，“夜班”：0∶00-8∶00 ）　。我母亲也是唐山华新纺织厂的职工，大地震那天，我和母亲同时上的是“中班”，所以是凌晨时分下班。那时，地震知识知道的不多，谁也不去想什么地震的事儿，好像地震距离我们的生活太遥远了。虽然，唐山大地震的前一二年里，听说过“海城大地震”和“邢台大地震”的事儿，知道周总理亲自去灾区视察、慰问的事迹。也曾接触过防震的知识的教育，比如，将酱油瓶瓶口朝下，直立放置在水盆中央，地震时瓶子立即倒下，会发出较大响动，人们会被提醒，立刻撤离房间等等。经过唐山大地震的人们，现在想想，这些“地震知识”是多么的“小儿科”。地震知识肤浅，“地震前兆”概念就更谈不到了。现在回忆当年的地震前夜，我们才恍然大悟。唐山大地震前的二十四小时之内，正发生着许多奇怪的气象现象，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大地震的前兆”吧。天气极其高温炎热，同时湿度也很大，是未曾有过的、典型的“桑拿天气”。白天的太阳烈焰似火，夜间暗无天日，闷热的空气压得人们汗流浃背、呼吸困难。车间水房里铸铁的自来水管上，结满了“大大的汗珠”，工人师傅们三五成群地围坐一起，大杯大口地饮用着厂里制作的冰凉可口的“盐汽水”。我被师傅催促着去休息睡觉，可是躺在棉花垛中的我，怎么也睡不着。终于下班了，走在回家的路上，周围人家的“家犬”狂吠齐鸣，人们边走边议论着这奇怪的现象。谁也不可能想到，此时此刻，空前的灾难正逼近我们的家园……到家以后，我倒头便睡，但由于天气闷热难耐，翻来覆去地折腾半宿，大概直到大地震来临的凌晨时分，我才朦朦胧胧地进入梦乡。另外，大地震发生后的凌晨，我也亲眼看见“天边映彻的蓝色闪光”。这种“蓝光”与平时我们见过的雷暴天气的“闪电”，有本质区别。“蓝光”没有“闪电”那种“放电现象”，它是从地平线方向发出的、一大片的、整齐均匀的、很远很远的光芒。“蓝光”自下而上地出现在半边天际中，“久久不愿离去”。“蓝光”出现时“忽忽悠悠”地时暗时亮。“蓝光”光芒颜色清澈透亮，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中，显得格外得刺目，好像电影《打击侵略者》里，美国鬼子投掷的“照明弹”。“蓝光”一旦出现，地震就接踵而来。当时，我已掌握了这个规律，眼巴巴地望着天空，等待着“奇妙的照明弹”的光临。当“蓝光”又一次来临时，我心中默念着“倒计时”，余震如期而至了，我开心地笑着，早已忘记了恐惧的滋味。再看周边的人们， 目光呆滞，像庙堂里“一座座的泥菩萨”，我置身活跃想象的“梦幻般的奇妙世界”的思绪，顿时被拉回到了现实苦难的深渊。想起当年，我还在自责——“真是个不懂事的顽童”。这所谓的“蓝光”与“地震前兆”的因果关系，今天的科学家们，能否给出客观准确的结论呢？我亲身经历的这种类似“UFO”的奇特故事，是否属于自然界中的某种巧合呢？相信许多人都在翘首以盼。在大地震发生的一分四十二秒期间，我在炕上（当时，一般家庭都是采用土坯火炕取暖——著者注）翻滚着，好像被人突然推进了制作元宵的滚筒，又好像梦见白天做“跷跷板”的游戏。我似醒非醒，无法站起，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泥土、砖头、石块，劈头盖脑地落在了我的头上、身上，墙皮的石灰石、砖石瓦块的粉末、水泥沙土，一股脑儿地塞满了我的眼睛、耳朵、鼻孔和喉咙。当我被哥哥拉起的时候，地震已经结束，天空就在上方，房顶已经旁落他处。我们的家庭侥幸地躲过一劫。当年我十五虚岁，个子也就一米六左右。震后第一时间，我独立地奋力救出了五名遇险求救的邻里。我的母亲将自己遮风挡雨的毛巾被，给了一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并为他包扎头部流血不止的伤口。为了响应街道政府号召，我应征参加抗震物资的管理工作。白天负责搬运陆续到达的炕席、苇帘、油毡、木材、塑料布和锹镐、雨衣、雨鞋等抢险救灾物资和生产生活工具，以及各类食品、罐头等必需品。夜间负责看管、防护堆积如山的“物资仓库”。那时不知从哪里来的干劲，一件百十来斤重的物资，我是扛起便走。四十年后的现在，想起往事，真是既欣慰又感动。有意思的是，我人生第一次领到了政府颁发的工

资，而这份日工资，不是现金的，而是实物的——满满一顶草帽的饼干（一种圆形球冠状的草帽——著者注）。

一排排由炕席、苇帘制作的干净卫生的“旱厕”（不用水冲洗的厕所）——公共厕所，大量、迅速地在居民生活区、公共服务区，以及公路等各个可以建造的区域建成使用，极大地缓解了灾区“防病”“治病”工作的需要。“旱厕”体现着灾区军民的智慧。“旱厕”的“蹲位”，一般由就地挖掘的一米左右方方正正深坑，周边用干净结实的木板组成，小便池由瓦质的“大水缸”组成。“旱厕”内部和外部邻近周围的地面，由“三合土”（泥土、石渣、石灰石粉，搅拌而成——著者注）材质组成，再由人工使用“石头夯”平整、砸实。这种地面不仅干净卫生，还能有效地防御雨水的浸泡、侵蚀。震后初期，“旱厕”都是露天的，随着建材物资供应条件的缓解，“旱厕”逐渐被改造成了由木材立柱、房梁，“红砖”墙面，水泥地面搭建的带房顶的较为坚固的“固定公共厕所”。男女公厕内部，还安装了电灯，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生活急需。为了巩固“防疫”成果，那时，灾区的每个“旱厕”都安排有专门的“志愿者” 日常维护打扫。从里到外，都打理得干干净净，之后还得用生石灰二次铺盖。由于周到认真地维护，这种“旱厕”在使用时，基本上没有怪味的侵扰。厕所周围，人们也常常能够见到“六六粉”的身影，是用来“防鼠灭疫”的。在当地基层人民政府的积极组织和实施下，灾区“防病”“治病”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他们功不可没。

不知姓名的英雄排长——“四个兜儿” 的解放军叔叔你在哪里？

唐山市华新纺织厂是唐山震前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当年在唐山市，甚至全省的重点企业的排行，都是“名列前茅”。 唐山市华新纺织厂的重要地位和规模与唐山开滦煤矿、唐山钢铁公司、唐山启新水泥厂、唐山发电厂等重点企业并驾齐驱。工厂生产热烈、兴旺、发达，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生产工厂厂区及其职工和家属居住区，遍布唐山市东部的广大地区。其中生产工厂厂区和人口比较集中的几个大区，分布在大城山、唐山陡河以东，京沈铁路的南北两侧，缸窑路以南，以及新立庄周边。有华新北工房的“东街”和“西街”、华新老工房、华新里、华新南工房、华新小楼、华新自建工房等居住区，还有华新小学、中学、华新幼儿园、华新医院、华新俱乐部（电影院）等配套设施建筑。当年唐山市华新纺织厂处在“鼎盛时期”，所辖职工和家属人口达到万人以上。我家居住在新立庄周边的华新北工房的西街地区。最早挺进这个区域的解放军指战员，是来自东北的沈阳部队的一个“战斗排”。

这个“战斗排”的指挥员就是有“四个兜儿”的不知名的解放军干部，战士们都喊他“排长”。那个“突出革命”的年代，为了体现人民军队“官兵一致”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解放军的干部与战士的服装区别不大。陆军部队“从头到脚”穿的都是“草绿色军装”，佩戴“红色五角星”帽徽、红色的“长方形红旗”领章。区别在于，解放军排长以上干部的上衣军装为“四个兜儿”。就是上衣军服有四个兜盖在外面的“暗兜儿” 口袋，上面是两个小一点的口袋，下面也有两个较大一点的口袋。所以，在唐山灾区打响的这场“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人民战争中的解放军指战员“战斗部队”中，粗看官兵都是一样的，只有仔细观察才会发现并认出“混在抢险一线”中的解放军干部，或叫作“解放军指挥员”。但是，因为人民解放军没有军衔的配置，即使知道是解放军的指挥员，也不知道这位指挥员的职务和级别如何。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的军服上，更没有什么“姓名佩戴”。对这位不知名的解放军排长，印象极深的不光是“四个兜儿”， 还有他长方形、略显消瘦的英俊、刚毅的脸，一双“略小且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挺直、瘦高、结实的身材，“军人的威武气质”在他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一定是因为忙于抢险救灾战斗，顾不上“及时清理自己”，这位排长胡子拉碴的。他满脸的泥水汗水，皮肤被晒得黝黑发亮。估计年龄也就是三十来岁，但是，看上去却像一位“穿了军装的老大爷”或者是个解放军的“老首长”。因为，我家的“防震简易住房”，就是这位解放军排长带领战士们建造的，所以，那时我心中把他称为“‘四个兜儿’的解放军叔叔”。在一次清理废墟战斗的间隙，他手执铁锹，弓着身体，站在空地休息。显然，紧张激烈的冲锋陷阵，使他始终处在疲惫不堪的状态。他抽着香烟、擦拭着汗水，与周围的群众交谈着、说笑着。这“四个兜儿”的首长，是那么的平易近人，除了暴露无遗的“四个兜儿”和年龄之外，丝毫看不出他与普通战士有任何的不同。人民军队“官兵一致”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不光是在革命题材的电影才能看到，在唐山灾区人民的眼前，就真实地展现着这“光辉的一幕”。

废墟的清理与“防震简易住房”的兴建是同步进行的。那时的“防震简易住房”是由土木结构相结合组成的建筑。每个基本住房单元，都采用四个木材组成“柱脚立柱”，不高于一米的砖石墙面，墙面以上至顶的“苇帘抹灰”的“二次墙面”，以及木材房梁、檩子、椽子组成屋顶，屋顶覆盖苇帘或炕席、黄泥层和防雨油毡。用于苇帘外层保温的泥土俗称“菜泥”，是由黄土与麦子秫秸的碎末——“麦花秸”混合而成。把这种“菜泥”用铁锹翻动、用水和匀工艺虽然简单，但干起来非常的不易，非常得累，我干脆光着双脚，去踩去和。有句笑话说，“穿着袜子和泥“不渍脚”（“不自觉”的谐音—著者注），大概就起源于此。那时我年龄较小，需要大力气的活计帮不上忙，常常被安排专做“和菜泥”工作。从炎热的夏天到寒冷的冬天，由自家、邻里到居委会、学校。向解放军指战员们学到的“这门手艺”，使我在“抗震救灾”“重建家园”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和菜泥”的活儿，一做就做了一年多。小小年纪，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盖“防震简易住房”的“老师傅”了。在排长的带领下，这个解放军“战斗排”逐一逐户地完成了“防震简易住房”的兴建。他们修旧利废，取下废墟中的砖石瓦块，其中将砖头表面粘贴的水泥或灰土，用“瓦刀”清除后，整齐地码放到建房周边的空地。将挖掘出来的房梁、立柱、门窗等木料，修葺一新，以备重新使用。充分利用废墟的渣土，进行道路、房前屋后的平整、房子基础的铺垫。使用现场周边挖掘的干净的黄土制作建筑墙面。他们人拉肩扛，将沉重的砖石、水泥、木料、苇帘、油毡等建筑材料，分发至每家每户的建房现场，他们挑水和泥，投入到每一座房屋的建造前线。我观察到，解放军指战员们，在紧张的抢险救灾现场苦战时，不论是狂风暴雨之中，还是在烈日炎炎下，他们都保持着军容的整洁、端庄。我感觉到，解放军指战员们，浑身上下的身体“伤痛”，但是，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解放军指战员们，从来没有停歇过抢险救灾的战斗脚步。我见证到，他们在废墟的清理与“防震简易住房”的兴建过程中，始终抢在最前沿，一直引领着抢险工作任务的主导方向，一直保持着大无畏的革命斗志，一直发挥着“人民军队模范之师”的榜样作用。

我们居住区域的“防震简易住房”建造任务，在军民共同努力下，很快完成了。当新的一天来到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早已熟悉的“四个兜儿”的首长，不见了。只剩下几名战士在整理打扫建房现场和处理遗留的修补扫尾工作（后来，也有人在唐山市华新纺织厂辖区的华新老工房的“防震简易住房”建造现场，重新见到过他）。此时此刻，这位为了灾区人民幸福出生入死的英雄排长，早已带领他的部队，披星戴月地转战到其他的抢险救灾战场去了。

我铭记着这个“‘四个兜儿’的解放军叔叔”，奋笔疾书，抒发着对他的思念和敬仰之情。四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想见到他，或者见到他们——“不知名的解放军指战员们”。我的心声汇集为最真诚的话语：不知姓名的英雄排长——“四个兜儿”的解放军叔叔你在哪里？

解放军小战士的“绝活”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暴雨越下越大，狂风越刮越急。新建成的“防震简易住房”遭到了严重的冲击、经历着严峻的考验。有些“防震简易住房”室外屋顶上的油毡层，整体或局部，不同程度地被狂风撕开、吹落，雨水无情地侵入、渗透。个别严重的地区，还有房顶被掀翻的情况发生。不少家庭处于“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的困难处境。又是在关键时刻，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奋战在“抗风防雨”抢险前线。有的战士雨衣都没顾得上穿，就赶赴了现场。电闪雷鸣中，他们细心地查看着、小心地挪动着、精心地铺盖着。当人们发现他们时，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在屋顶的紧张作业，已经基本完成了。白天天气放晴了，解放军指战员，又顶着烈日，二次进入作业现场，继续完成后续的补救作业。对油毡进行更换、平整、叠置，用绳子、砖头、木条进行捆绑、压紧、固定等的“抗风防雨”工作。在解放军的全力抢修下，　“防震简易住房”受损的紧张事态得到了缓解，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住房安全。

解放军在兴建“防震简易住房”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一件非常有趣儿的“小插曲”。这个故事是我亲身经历的，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刚刚入伍一年、年纪才十八岁的小战士，他的年龄和入伍情况，都是我当年面对面向他打听的。我们当年成了要好的伙伴，可惜因为岁月漫长久远、接触时间不长等原因，我已经没有印象小战士的长相、姓名及所属部队番号等情况，但是，我有把握地认为，他是前文记述的那位“四个兜儿”的解放军英雄排长的部下。他才比我大出三岁，在心中，我却认为他“绝顶的聪明”。与这名小战士的相识，是从他那个“拿手的绝活”开始的。

由于连天的大雨，我家的“防震简易住房”地基发生下沉情况，恰恰在房屋中间位置的一根支撑立柱下沉严重，致使屋顶出现“低洼凹陷”情况。每当雨天，我们的住房都面临着漏雨困境和屋顶垮塌险情。支撑立柱加长或更换立柱的任务，摆在解放军战士面前。相当有难度的是，在原有屋顶保持整体完整的情况下，将支撑中央位置的房屋立柱加长。几名解放军战士围着这根需要处理的立柱研究着， 上下打量着。一个又一个的方案被提出，一个又一个地被否定。问题的症结在于，这根立柱的被取出或移动，会造成屋顶失去支撑而产生垮塌或者严重下沉而失去控制的局面发生。而在这根需要处理的立柱旁边，外加等长的立柱临时替代支撑方案，虽然现实可行，也不至于造成屋顶失控的问题，但是，又遇到处理空间不足，不能有效地将需要处理的立柱整体取出和不能将更长的新立柱还原送入原位的新难题。几名解放军战士犯了愁，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大口大口地吸着香烟，急得大汗淋漓。只见这名小战士，肩扛两根几乎等圆的粗壮圆木，“扑通”抖落肩下。他张罗着两名战士一边一个地站立在立柱的两旁，作为他的助手，他自己拿起钢锯，开始了对立柱进行“外科手术”。原有立柱被从地面以上最低点位置，沿中轴线垂直截面锯开，在预先贴面辅助立柱的支撑下，已成两节的原有立柱，被分别从地面挖出和房内摘下。他俯下身子，在原有立柱位置，用钢撬棍用力地挖着，汗水跌落到露出新鲜黄土的坑底。新的立柱被砖头石块倚靠、砂土回填，结实地埋入坑底。正当许多围观的人们纳闷的时候，小战士不慌不忙地抱起另外一根圆木，戳立靠放在新立柱的旁边， 自己回身左右地在地面上找着什么。当小战士返回身来，人们发现他手中多了一根方扁结实的短棍子。在助手的帮助下，小战士手中的“短棍”被他慢慢地用力压下，另一半新立柱在另外一个辅助立柱为支点和“短棍”为杠杆组成的“物理机构”的作用下，被慢慢顶起，逐渐地接近对接位置，小战士左手有力地撬动掌握着杠杆，腾出右手，轻盈地推动着到位的圆木，瞬时，两根新立柱被严丝合缝地合拢到位。柱子与柱子和柱子与屋顶的连接处，经过用铁质锔钉打紧固定后，　　　一根合成加长的新立柱，成功支撑作用在了原有位置，屋顶“低洼凹陷”瞬间被“高耸平直”所取代。一时之间，屋里屋外出现了一个“小高潮”。战士们一拥而上，把小战士高高举起，欢笑着、跳跃着，再看那小战士，眯缝着眼睛，强抿着笑不拢的双唇，一手叉腰，另一手高高扬起，接着战士们殷勤递上的香烟。

几天之后，“防震简易住房”的建造、抢修任务接近尾声，解放军指战员们也陆续转战。当我再次见到小战士，并向他提及“绝活”的时候，他先是愣愣地看了我一下，然后会心地笑了起来。小战士显然早已忘记“绝活”之事。当他转身跑步返回解放军行进队伍的时候，当他向我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的时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当他红扑扑的娃娃般的笑脸，在泥水汗水之间，灿烂地绽放的时候，当他以弱小的身躯呈现着“顶天立地的力量”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人民子弟兵勇猛之中展现着智慧，平凡之中蕴藏着伟大，英雄之中成长着光荣。

王奶奶的“宝贝”

我的祖母，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那年约七十岁左右。老人家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给地主干活、放牛、放羊，受尽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是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解救了她、教育了她、培养了她。小的时候，经常听奶奶讲新中国成立前她经历的革命故事。奶奶讲过，她亲眼看见过聂荣臻将军和威武的八路军战士。唐山解放后，奶奶随家庭成员来到了市内定居，过着幸福的生活。奶奶经常教育子孙，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大地震使她老人家受了一点轻伤，一般情况下，都是安排奶奶在家休息。虽然，年近七旬，但是她老人家身体健康、头脑清楚，精神状态非常好。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奶奶经过“扫盲班”的学习，并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文化知识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所以，平常奶奶喜欢看报、读书和写字，尤其喜欢她的一台带有皮套的“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这台收音机成了老人家寸步不离的心爱之物。

这些天，奶奶始终惦念着、关心着废墟的清理与“防震简易住房”兴建的大事儿。经常站立在帐篷外面，向着废墟方向张望着。因为心疼日夜苦战的人民子弟兵，有时，甚至手拄拐杖，登上废墟，给解放军指战员们送去烧开的水。老人家经常得到周围邻里们的夸赞，深受大家的爱戴。为了表示感谢，解放军的首长，还来过我家，专门看望并送来当时奇缺的食品。奶奶与亲人解放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有一天，我回到临时帐篷，发现奶奶没在屋内，平常拄的拐杖还靠立在她的床边，我着急地到周边街面上寻找，生怕老人家受伤不便的腿，再次伤及。周边的邻里也说没有见到奶奶的人影。我心里有些紧张，担心奶奶出现危险。因为在我家临时帐篷的附近，只有堆积如山的废墟。这时，一名邻居大嫂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奶奶返回了自己已被震垮了的家。我的家由于在大地震中受损轻微，尤其是奶奶居住的房间，只是墙体出现拳头大小的“贯穿型”裂缝，只有部分房角，向外面塌落，屋顶并未垮塌。但是，经过几次强烈“余震”的进一步打击，整体房屋岌岌可危。正当我飞身跃上废墟的时候，奶奶已经走出家门，老人家的脸上没有畏惧，有的却是成功的喜悦和无限的幸福。她老人家手里拿着心目中的“宝贝”，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脚步是那样地从容和坚定，丝毫看不出年已七旬的“龙钟”之态。顿时，我的眼睛湿润了，以前准备好的埋怨奶奶的话，哽咽回了嗓子眼之中。奶奶老人家的双脚、双腿已经被碎玻璃刺破，双手紧紧地攥着一幅巨大的玻璃完好的相框，相框中镶嵌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这幅“毛主席画像”，就是一直悬挂在奶奶房间，并伴随奶奶度过了幸福美好生活的“宝贝”。

奶奶已经去世多年，这幅“毛主席画像”，我一直收藏至今。谆谆教导的话语，“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成为奶奶留给我最珍贵的精神遗产。

“露天电影院”：学校操场、“余震”“瓦尔特”、其乐融融……

有人问，唐山余震有多大？大地震的亲历者会调侃地告诉你，“不到七级，不算余震。”这句较为夸张的话，实际上表明着，人们对余震的心有余悸和余震的淫威程度。有一次，我和同伴去“大城山”脚下的一个较大的工厂地下冷库取冰，由东向西经过约百米宽的“钢厂桥”，恰巧走到桥中央位置，余震来临了。只见桥身剧烈地扭动着，发出“嘎巴”“嘎巴”的巨响，桥面的雨天积水与桥下的流淌着的河水一起，跳跃着，好像烧开的热水一样沸腾起来。桥面上两侧一字排开的罹难者尸体，也起哄一样地滚动着、颤动着，吓得我们撒腿便往回跑，一路跌跌撞撞，后怕余悸。因为当年年龄太小，常常梦见这惊魂一刻，很多年里， 自己都不敢走夜路。余震一般持续一分钟左右，有“先抽搐、后颠得”（当时的俗称。“抽搐”一般指水平方向的震动，“颠得”一般指垂直方向的震动——著者注）型的，这种类型一般被称为“有准备型的”，伤亡较小。也有“先颠得、后抽搐”型的，这种类型的余震，　　　　一般因来得突然，伤亡较大，且持续时间较长，余震的淫威，久久不愿消退。最要命的是“直接颠得加抽搐”型的，它有极大的摧毁能力，一般的建筑物，在持续不断地来自垂直、水平方向共同的直接打击下，最终会败下阵来。唐山“7·28”大地震就属于这个类型。

灾区震后的文化生活，基本上是以看电影为主 。而放映电影的场所都是在空地上的，这当然的首选是学校的操场。我们居住的这个区域就是当今的路北区，辖区内唐山华新纺织厂中学、启新水泥厂中学、唐山钢铁公司中学、唐山市第十四中学，所以，电影放映场地发达，当然也就有经常放映电影机会。而且，像我这么大小的学生，本来就是看电影、看“小人书”（连环画）长大的。在那个电影放映最发达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逢电影必看、逢场次必到，还有逢“俱乐部”必进。对了，忘记解释了，那时电影院不叫“电影院”，叫“俱乐部”。地震前，我们这个地区，是俱乐部非常发达的地区，辖内有华新俱乐部、启新俱乐部、唐钢俱乐部和唐钢东工房俱乐部。其中的华新俱乐部是震前唐山市最大的俱乐部，有两千多个座位，是上下层的。紫红色的栽绒窗帘、长长低垂的墨绿色的幕布、乳黄色带有“疙瘩”的墙面、白沙轻盈的舞台、洁白的宽银幕，都显得非常高级。连吊灯都很讲究，记得那华新、唐钢俱乐部的屋顶中间的大吊灯，是由近百枚洁白的玻璃鸽子与红红的鸽嘴叼着的，向外卷曲着的似白玉兰花朵般的磨砂灯口、灯筒、灯伞艺术造型所组成的。每当进入俱乐部，每当“鸽子灯”被点亮的时候，抬头仰望，我总会沉浸在那个星光璀璨、富丽堂皇、美轮美奂的奇妙世界。唐山大地震之前，大型歌舞《东方红》，革命现代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杜鹃山》，钢琴伴唱《红灯记》，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啊音乐会《长征组歌》《黄河大合唱》，新闻纪录影片《毛主席接见尼克松总统》，彩色宽银幕故事影片《创业》《海霞》等等，都曾经热烈地呈现在这些舞台，她深情地承载着文化艺术的经典世界。对华新、唐钢俱乐部的依依不舍是我当年心存的幸福情怀。我在那里长大、我在那里快乐、我在那里收获着无穷无尽的文化艺术的营养……可惜，大地震无情地将这些美好的事物，彻底地毁灭了。震后，这些声名显赫的俱乐部，当然搬到了场外，搬到了那些个大大小小的学校、球场等地方。那时唐山军民已经取得“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人民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住房、吃饭、用水、用电等的物质生活，已经得到根本改善，不少工厂也恢复了生产。这个时期，党和政府非常体恤和关心灾区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需求，鼓励原有企业和人民解放军，积极进行文化设施的恢复与建设，广泛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歌舞、戏剧、相声等文艺演出，画展、板报等文化项目活动，遍地开花、红红火火。其中，电影放映是文化活动的“龙头老大”。当年的“露天电影院”，人山人海，灾区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当时放映的电影并不出我这个“电影迷”的所料。影片分国产和外国两大类，国产影片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主的“老电影”，比如：《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鸡毛信》等等黑白故事影片。新影片，一般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新创作的彩色故事影片，比如：《创业》《海霞》《火红的年代》《青松岭》《艳阳天》《战洪图》《侦察兵》和彩色的新版《平原游击队》《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难忘的战斗》等等。外国影片一般都是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二战”反法西斯的经典影片，比如：《多瑙河之波》《战斗的早晨》《伏击战》《宁死不屈》《苏婕什卡战役》《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以及朝鲜的革命影片，比如：《卖花姑娘》《原形毕露》《看不见的战线》《金姬和银姬的命运》等等。这些电影我都看了无数遍了，影片里的台词甚至都能倒背如流。这些在露天放映的电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免费观看，哈哈，我和我们这些个当年的孩子，可是乐开了花。因为，很少见每天几个学校操场同时放映电影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每天都追“圈儿集”（“圈儿集”即指农村分布各处的农贸集市，比喻当时分布各处的每个学校操场——“露天电影院”）看电影。记得有一天，在唐钢的“灯光球场”（即唐钢篮球场）看电影。每天都上映两场影片，一般先放映国产影片，后放映外国影片。那天国产影片放映的是《英雄儿女》，之后放映的是南斯拉夫彩色故事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正当上映着《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时，余震又来了。也不知是“先抽搐、后颠得”型的，还是“先颠得、后抽搐”型的了，反正是越晃悠越大。这次“余震”比较凶猛，而且持续时间较长，哩哩啦啦地估计“抖落”了两分钟左右才结束。电影放映始终没停，在“余震”最强烈的时候，银幕显示放映机光源时断时续地闪烁着，黑暗之中，只听见周围建筑物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再看观众，没有一个人站起逃跑的，几乎全部静静地坐在原地，冷静地等待着。影片中的“游击队长瓦尔特”恰好在此时，用火车撞击，点燃了“德军运油的列车”……影片中的“连连爆炸声”与“余震”时的“地面抖动”有机地“融为一体”，银幕上下，交相辉映、相映成趣、其乐融融。出现了特殊、生动的影片效果，人们早已“如醉如痴”地沉浸在精彩的影片当中。“余震”反倒成了“不知不觉之事儿”。电影散场了，人们回味着精彩绝伦的影片，有的人还傻傻地坐在那里，显得恋恋不舍。人群中有人谈论着刚才“余震”的事儿，一位大叔，显得经验老到地小声告诉一位老兄，地震千万别乱跑，省着砸死找不到你。没事儿，“七·二八大地震”都经过了，还怕什么这“奶奶个球”的小小余震，切！一番有趣的对话，集中代表了唐山灾区普通群众，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温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怀抱中，勇敢地面对自然灾害和对美好幸福生活充满的“信心”和“底气”。

“永远凝固的花朵”——高惠成：“成成”、同学、“胆子小”“一笑俩酒窝儿”、男孩儿、十五岁……

高惠成，小名叫“成成”，是我小学至中学的同学。大地震，成成罹难了。

成成是我非常要好的同学，幼年开始我们就形影不离。尤其，我们上初中以后，由于在同班，我们更是关系密切。一起上学、一起下学，一起玩耍、一起淘气……成成与我们这些同龄的孩子相比，从个头、体重上看，都显得有些“弱小”，当然，那时他正处于身体发育的高峰期，个头也在“突飞猛进”地增长着，只是我们成天地“泡在一起”，所以，是“不识成成增长快，只因处在他身边”罢了。但是，我印象中，成成的衣服穿着总是“小一号”的感觉，尤其是裤子，裤腰被他提得高高的，裤腿总是短短的，好像当今的“七分裤”。还有一点，我虽然是成成的“蜜友”，好像从来就没有看见过他“开怀大笑”的景象，这当然有些夸张，但是我想说，聪明、腼腆、内向是成成的性格本质。有时我在心里偷偷笑着，像过电影似的，欣赏着成成抿着小嘴、眼睛眯成“弯弯月牙儿”，向我走来、与我说话、求我帮忙的可爱瞬间形象。

那时我们这么大的男孩玩的“游戏”，一点也不逊于现在社会的“以电脑手机为中心”游戏，现在看起来虽然“土气”，但是确实是“丰富多彩”。夏天我们在外面玩“弹球”，暑假我们在家里“打扑克”，冬天我们在户外“滑冰车”……

有一天，我们几个男孩，玩一种叫作“铳瓦游戏”，我们也通俗地称为“掐鼻子捏耳朵”游戏——就是用大约两三厘米厚度的、平整的瓦片，打去方直的边角，再将其边缘在水泥地上磨圆，制作成“铳瓦”。将五个半块砖头，分中间、前、后、左、右五个位置，分别竖立摆好。中间砖头位置称为“老爷”、前后位置分别称为“鼻子”和“后背”、左右位置当然称为“耳朵”。由六个人组成游戏阵列。摆好砖头“方阵”，在距离“方阵”大约五六米的地方画上一条“横线”。六个参加游戏的孩子，开始分别用“铳瓦”，对准想要的砖头位置进行冲击，成功砸中砖头的人，将自己的“铳瓦”叠落在砖头下面，以示占位成功。最终，总会剩下一人，没有取得任何相应位置而落后。在接连三次机会都冲击失败后，产生“剩下者”。游戏进入下一个环节，就是“游街示众”。那个占据中间砖头位置的“老爷”有“惩罚权”，一般“老爷”会说“一圈儿”“几圈儿”等等。就是将这名“剩下者”进行“一圈儿”或“几圈儿”的“游街示众”惩罚。这时，“鼻子”“后背”、左右“耳朵”齐上阵，将这个“剩下者”捏鼻子、敲后背、拉耳朵地“游街示众”。这个“游戏”需要在一个较为宽敞的地方进行，游戏期间也比较危险。另外，这个“掐鼻子捏耳朵的游戏”，也带有一些封建的暴力色彩，这与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背景密切相关（今天的社会应该摒弃这些“糟粕文化娱乐现象”——著者注）。当然，也有“心慈手软的老爷”下令“免罚”。我们这些生猛无比的孩子当然成为这个“铳瓦游戏”主力，而成成却是被当时认为“胆小如鼠”的孩子。成成远远地躲在一旁，靠着墙根儿，看着我们玩耍。有时跟着叫喊、起哄。那天，成成高兴地跳着脚“起哄”正欢时，我回过头来望着他，其实我是在欣赏他那“得意忘形”时的“可爱形象”。谁说成成胆小，我看他这时就很胆大，敢在大庭广众下呼喊、敢在众人前欢笑。我出神地想着，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他。成成发现我不解地看他，吓得他扔下手中刚刚才咬了一口的“贴饼子”（　　一种用玉米面为食材，在铁锅上烤制蒸熟的玉米烙饼），　　　一溜烟地跑回了自己的家。成成胆子小， 早已是大家熟知的事情了。

有一次，在学校课堂上，被老师提问时，不论这个问题是简单还是复杂，成成总是一副“害羞”“腼腆”样子，小脸涨得通红，低着个头，一言不发，好像又被人家欺负了似的。我越看成成越觉得他像个女孩。因为了解成成，这时一般我就会挺身而出，进行救援。我大声地接过老师的提问，气得老师指责我“扰乱课堂秩序”，并发出“滚出教室”的指令。我当然也不怕那位“凶狠的老师”。当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反师道尊严”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对伤害过我们的老师，进行了“贴大字报”的揭发和批判斗争，痛快淋漓地“革命”着、“造反”着、“报复”着。那时，成成非常喜欢我，不仅仅我是他的“保护者”，重要的是我也是他的邻居“哥哥”，尽管我们是同岁同龄，他仍然尊我为哥哥。当然，我对这个“一笑俩酒窝”的“小弟弟”，爱护有加。

有一回，我在学校操场踢球，成成哭着跑来找我，嘴和鼻子还流着血。我二话没说，赶到成成被欺现场。那个“地痞崽子”早已闻风逃窜。成成讲述，当时他正在露天水泵口对水嘴儿喝水，身后的一个叫“三儿头”的高年级学生，嫌他喝水慢，朝他猛踹一脚，成成口鼻撞在水嘴儿上受伤了。经过“周密策划”，伏击“三儿头”的战斗开始了。学校与相邻工厂之间的胡同为“伏击点”，是那“三儿头”的“必经之地”。下学时分，成成与“其他同学”蹲在胡同的入口，若无其事地“下棋”观察着。我隐蔽在胡同深处，执行“操刀主打”任务。胡同的出口也布置了我的“同学力量”，给予“断其后路”。“三儿头”出现了，成成向我确认示意着。当我的皮带充分发挥威力的时候，那个“地痞崽子”——“三儿头”早已跪地求饶了。胜利了，我爱怜地领着成成回家了。成成红扑扑的小脸，绽放着灿烂的欢笑。

就在“伏击战”不久之后，唐山大地震发生了。我家的房前屋后、左邻右舍瞬间变成了废墟。特大暴雨之后，我们都聚拢在工房的自来水泵周围的空地。天蒙蒙地发亮了，那里顿时成了“人间的活地狱”。遍地是哀鸿遍野、到处是存亡绝续。成成的姐姐指给我看，那就是成成。我当时并没有哭，因为，突如其来的灾难，还没有在我“小小少年”的心里，形成“必要”的意识和概念。毛巾被将成成紧紧地包裹着，他平稳地安息在家乡的土地上。我俯下身去，抚摸着成成。突然，我发现“毛巾被”渗出的殷红鲜血，眼睛顷刻间模糊了。我看见成成在微笑，他丝毫没有“胆怯”，他正在讲述着与“震灾”抗争的经过，他正在流露着“胜利”的喜悦，他正在握紧拳头告诉大家“我是勇敢的男孩儿” 。

高惠成走了，这一朵“永远凝固的花朵”，是那么的纯洁、那么的美丽、那么的芬芳。

父母的油画肖像——齐长胜、齐长鸣兄弟永恒的精神寄托

齐长鸣、齐长胜兄弟，都是我的小学和中学的同学。齐长胜是哥哥，齐长鸣是弟弟。大地震，长鸣、长胜兄弟的父母双双罹难了。

长胜比我高出一个年级，长鸣是我的同级不同班的同学。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长，才走到了一起。我们在学校的“美术班”相识的，并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给我印象颇深的是哥俩的画画水平挺高，在我们同龄人群中是佼佼者。哥哥长胜是一个不苟言笑的内向孩子，平常他很少有说有笑，总是闷头画画或看书。画得得意时，有时会主动招呼我“指点一下”，他的心思我非常了解，一般情况，我会过去没头没脑地胡乱夸奖他一番，长胜会笑眯眯地听着，一会儿向我摆摆手，又接着埋头苦干去了。而弟弟长鸣，是一个极其聪明机灵的孩子，他有一个比画画还有特长的“特长”，那就是“给人起外号”，尤其是给画作起外号。什么鼻子画得“挺瓷实”了、这人物画得“像葱头”了等等，不知他从哪里来的那么多“奇奇怪怪”的广阔的想象空间，正是他有如此的宽广思路，长鸣画出的画，虽然不如哥哥的作品细致入微，但是，他的无拘无束、潇洒奔放有时使我们刮目相看。有一次，学校美术组举办“美术班作品展览”，齐长胜的“静物”写生作品，鹤立鸡群般地名列我们的作品其中，大家对长胜赞扬有加，其中却不见长鸣的画作。我虽然知道平时哥俩儿不同的画画特点和风格，但是，长鸣的画作不在其中，我还是有些纳闷，明明一起画了“静物”，怎么却不见画作了？我找到他问，长鸣却语出惊人地说，我才没有兴趣画那些破玩意儿呢，我说这个不是老师交给的任务吗？长鸣仰天大笑着说，我想画啥就画啥。就是这样我们各画各的，岁月慢慢过去了，我们也一天一天地长大，画画的水平都有了挺大的提高，尤其是在多年的美术训练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这其中，长鸣最为独特、典型。有一天，我发现了长鸣的画作跟我想象的传统方法相去甚远。他居然在一块木板上，用了些“破旧的日常物品”组合成了一群飞鸟和猫头鹰等猛禽动物。我吃惊地看着画作，不敢想象这是出自一个小孩子之手的作品。那时画画强调“写实”，长鸣独特的美术风格，估计没人喜欢。渐渐地长鸣不跟我们玩了，很少再见到他给我们起外号了。

唐山大地震来了，无情地夺去了他们父母的生命，长胜、长鸣兄弟两人，一夜之间成为了孤儿。他们居住的唐山华新纺织厂的“华新北工房的东街”，在地震中受到异常严重的打击，房屋倒塌面积很大，人员伤亡众多。据说是“地震波”在这个地区发威时，呈现的是“上升波”。我想象着可能是像“海浪的浪头”似的，把地面的房屋“高高举起”，然后再狠狠摔落在地上吧。全部都平了，尸横遍野。如此惨重的景象，是我当时来到这里的第一感觉。几天以后，我流着眼泪去找他们时，他们原来的住处，已经难以辨认。一种不祥之兆笼罩在我的心头——长胜、长鸣一家人失踪了。

眼泪已经流干了。紧张的“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人民战争中，使我无暇顾及其他。峥嵘岁月中，早已让我练就了坚强。同许多“化悲痛为力量”的唐山人一样，我投入到了“新的生活”。几年过去了，崭新的唐山已经巍然屹立，“军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人民战争”已经成为“光荣的史诗”。人群中，忽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回头一看的瞬间，我们已经泪眼汪汪。长鸣把我领到了他的新家，在那里我又见到了长胜。他们慢慢地向我倾诉着、痛苦地回忆着……墙面上的两幅画，跃入我的眼帘。由于地震以前我去过他们的家，所以，我一眼就认出了“画像人物”是他们的父母。与照片不同，这“两幅相片”是画的，准确地说是两幅油画作品。这两幅油画是典型的“黄金分割尺寸”的肖像画。长边尺寸大约有一尺左右，整体画像尺寸不算大。油画人物逼真、形象庄重、色彩鲜艳、色调明快。我“内行地”把画像翻转过来观察着，背面渗透的重重油渍，成了兄弟俩人“伟大处女作”的“遗憾”。

“父母肖像”在一张简陋的“硬纸板” 上，呈现着、生动着、感动着。四十年后的今天，这两幅“父母肖像”油画作品，依然承载着齐长胜、齐长鸣兄弟永恒的精神寄托，依然闪烁着他们对父母永远的怀念和追思的光芒。

怀念我的老师李成章——一位德艺双馨的美术家

李成章，唐山市群众艺术馆专职美术教员。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唐山大地震中罹难。他英年早逝，离世时才三十八岁。

1.获得“恩师启蒙”，进入“艺术殿堂”，走上“难忘幸福”的美术人生

记得我上小学与初中时，社会正处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老师和学生的“教学关系”非常奇怪，是“你讲你的，我闹我的”。嘈杂声中，讲台上老师声嘶力竭地讲着“英格力是”“勾股定理”“穷棒子”精神……讲台下滔滔不绝，上演着“聊天”“串座”“打闹”外加“写情书”“搞对象”。几个操着“损招儿”的学生，会在其他同学的座位上放置图钉，扎得女生大声尖叫。老师实在看不下去了，便会愤然收拾课本走人。那时的我算是其中“老实点儿的”，课堂上虽然不说不闹，但也不是什么“认真听讲的好学生”。我的课本上，画满了各类图画：什么日本鬼子了、什么“盒子炮”了，什么经常打骂学生的老师漫画像了等等，有时候把样板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照片，调皮地画上胡子。就在这时，“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对“师道尊严”的“革命运动”，先后粉墨登场，与学校“喧闹正酣的师生”不期而遇了。也就是在这时，我的语文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马占成老师，独具慧眼地发现了“我的美术天赋”。一次上课时，马老师巡视学生写作业情况，走到我的旁边，突然停住，吓得我急忙把课本塞入书桌， 一脸紧张、 自责地望着他。马老师没收了课本，并要求我“下课到办公室来一趟”。啊呀，老师准备“修理”我了！同学们开始“起哄”“讥笑”“看热闹”。但是老师并没有“修理”我，他温和地翻阅着我的课本，将目光停留在某一页上，指着我画的日本鬼子队长“松井”不由地笑出声来。就这样，我被“破格提拔”到学校美术组，并成为“业余美术班”的学生。很快地我成为学校画板报、大幅宣传壁画的主力。正在经受了“文革”的冲击，刚刚从“五七干校”归来，恢复工作不久的父亲，不愿我荒废迷失在纷乱的岁月里，父亲把我交给了他的好友——李成章。就这样，在“十年动乱”即将结束的时刻里，我有幸与李成章老师结下了“师生情谊”。是敬爱的李成章老师开启了我的“艺术启蒙”，照亮了我的艺术人生，为我指明了奋发努力的方向。一个即将被“沉沦的漩涡”吞噬的少年得救了，一颗在“文革”中“躁动的心”终于沉静下来。我暗下决心，要努力学习，做一名对社会有益的人。而要成为像李成章老师那样的德艺双馨的美术家，也成了我一生努力的目标。李成章老师高尚的品德、深厚的艺术功底影响、激励着我，直到今天。

那是在一九七四年的夏天，我第一次来到唐山市群众艺术馆，并见到了李成章老师。在我四十年前的深刻认识中，李成章老师三十多岁，他身材魁梧，身高达到一米八以上，浓眉大眼、长方脸，一头略显卷曲的长短适中、整洁的黑发。一身深灰色的合体的“中山装”，使他的形象格外的挺拔、潇洒，浑身上下散发着“坚毅和英俊”的气质。李老师性格开朗、举止文雅、平易近人，处处流露着文化学者特有的“品格和魅力”的风范。

李成章老师是唐山人，家住唐山市“东矿区”（现在的“古冶区”），王满祥老先生是李成章的邻居。王满祥老先生回忆说：“李成章的父辈以煤矿开采为生，他出生在开滦唐家庄煤矿。”王满祥老先生也回忆到，“李成章身材魁梧，头发微卷。他为人朴实、宽厚、善良，非常能吃苦。李成章家境不是很好，这也使他从小就练就能吃苦耐劳的品质。”王满祥老先生惟妙惟肖地讲着，“李成章经常和几个同学们在画瓶子、罐子、小人书什么的。痴迷画画的他，常常在老师上课时把老师画得惟妙惟肖。还常在课余时间画美国兵、八路军和小人书给伙伴们看。”李成章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同学王怀骐，回忆起李成章在美院生活时的往事时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学校粮食不够吃，大家去水库写生，每人发一个红薯做干粮，成章年纪比别人大些，便把红薯分给比他小的同学们吃， 自己却饿着。结果走到半路发现找不到他人了，回去寻找，才发现他晕倒在路边。”陈雅丹、王怀骐两位老师都曾经提及，“震后不久王怀骐老师立刻从石家庄赶往唐山，想看看成章和他的家人是否都平安。无奈只见李成章的工作单位已成一片瓦砾，打听后才知道成章不幸遇难了。”

唐山市群众艺术馆地震之前位于唐山市路北区建国路，也就是“大表下坡儿”商业区最繁华的地段附近，由一栋坐北朝南的建筑组成。北面一层大厅是一个可以放映电影的“俱乐部”或者是“会议室”（因为，没有听说过这里对外放映电影——著者注），与南面二层小楼相连的是一层办公区和二层职工宿舍。那时，李成章老师就暂时居住在二层的宿舍里。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唐山，文化美术事业正处于基础设施落后、文化活动场所单一、专业人才缺乏的状态。李成章怀揣“文化报国”的雄心壮志，一九六五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毕业后，毅然选择来到唐山。他在唐山市群众艺术馆专职美术教员岗位上，积极创建群众美术的体制建设工作，筹集各项美术设施建设的方案，研究整合唐山美术的资源，建立健全美术的档案，指导企事业单位美术工作的顺利开展，推动社会群众美术文化的普及。在市委和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下，到了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唐山的文化事业的基础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在唐山市群众艺术馆馆志中，记述着李成章老师辛勤工作的足迹，叙述着他一生贡献美术事业的光辉业绩。

2.向李成章老师学习绘画的幸福岁月

每天晚上，我都步行约一个小时来到群艺馆。我一般都是早早到达， 自己先进行“石膏像”的写生。有一次，我很早就来上课，但他的宿舍中却空无一人，准备停当，我开始了自习。不一会儿，楼下传来熟悉的歌声——“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我的家在东北，相距这里三千里……”这浑厚的“男中音”一直飘扬到了二楼宿舍。看见我的提早来到，李老师显然非常高兴，爱抚地拍着我的肩膀。他拿起我的“作业”翻看着，也顺手递给我一个硕大的西红柿。刚跟李成章老师学画的时候，我懵懵懂懂的，什么光线的明暗、“透视关系”“视平线”，我都不懂得，甚至铅笔的种类和用途都分不清。李老师就手把手地从削铅笔教起，告诉我“H硬”“HB中软”“B类”、碳素笔，在不同绘画类型中的使用和表现风格。他一边削着铅笔，一边在画纸上示范画出效果，还让我自己试一试，感受一下真实的手感。我在李老师的亲手指教中学会了“视平线”概念，这是我最难忘的美术记忆。李老师看完我的“作业”后，并没有对我说“作业”如何，只见他在一张画纸上，画了几枚硬币，并将这幅画送给了我。我看着画中的硬币，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原来，李老师是自上而下画了“一连串的钢镚儿”，这些“钢镚儿”大小一致，不同的是，由于观者角度固定，“钢镚儿”所处的位置状态不同，有仰视、平视和俯视之分。李老师还在平视位置画上了 一条长长的线，并写上“视平线”三个字，从此，“视平线”概念牢牢地印在我的头脑之中，也从根本上提高了我的美术水平。可惜，这幅“视平线作品”在我收藏多年后遗失。

晚上教学的序幕拉开了，七点钟，李成章老师准时开始讲课，一直讲到十点钟以后。李成章老师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热情的周到服务，欢度着师生共聚的温馨时光。在一间十几平方米“宿舍教室”，李老师面对十几名学生讲课。他总是站在其中，这是李老师“为人师表”养成的好习惯。因为美术教学人员、画具分散就位的特点，指导老师需要对学生的学习过程，随时进行观察。所以，李老师不仅完全站立，还得穿插每个学习者之间。 一个晚上下来，不知有多么的辛苦，但是，我从未察觉出李成章老师有片刻的“松懈”，他总是那样的精神饱满和热情周到。李成章老师根据每个人的绘画基础、作品种类，逐一点评。展示“学生作品”或是“作业”的特点、优点、缺点，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示范正确的绘画技法、语言、手段。李成章老师对待学生严格要求的同时，又非常讲究方式方法，使学生们在轻松中领悟出他的“指正意见”。 有一次，李老师看了我的一幅素描作业，幽默地对我笑着说：“学明同学，你画的人物形象、比例、结构、体积都比较准确，有一定的进步。但我发现画中的这个人物挺特别，我猜想他一定是刚刚在烟囱中作业后钻出来的……”李老师的一席幽默，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起来。李老师就是采取这样一种方法，纠正指出我素描作业中人物“炭笔过度使用”的问题。片刻的轻松之后，他指出素描技法中应该注意的许多问题。当然，从那以后，我记住了“问题”，领悟了“良苦”，得到了“提高”。他每天的近三个小时的授课，总是一气呵成地完成到底。可是，学生们却可以自由地起身、活动、休息。有一天，天下起大雨，前来上课的学生不多。李老师幽默地说，今天你们当老师，我做一会儿学生。边说边铺好画纸，开始作画。一堂生动的“示范教学课”就这样进行着、完成着。他正在用诚心营造着“连贯思绪、系统深化”的教学环境，他正在以真心传授着“美术真谛、艺术精髓”的基本知识，他正在用爱心浇灌着“艺术园地、茁壮花蕾”的肥沃土壤，他正在用倾心启蒙着“殷殷学子、孜孜以求”的艺术旅程。

李成章老师也十分关心时事政治。一天傍晚，街边的广播喇叭中，传出“现在播送重耍新闻”的提示。李成章老师停下手中的画笔，示意我们安静，他驻足听着，突然，他跃上窗台，进入阳台，跑到巨大的阳台尽头，生怕落下了什么文字。他听清楚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事件”。 那天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晚上六点半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联播时刻。广播中说，“一小撮儿反革命分子”，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幌子，进行“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党活动……”李成章老师眉头紧皱，高高地昂着头，手中的画笔被他握得紧紧的……第二天，我再次来到课堂的时候，在李老师的画架上，摆放着一幅“周总理素描画像”，画面上还有李老师的姓名和年月日的题跋。李成章老师历经国家蹉跎岁月，他热爱祖国，他立志美术报国，他盼望国家长治久安。

3.李成章老师的画——我的珍贵收藏

在我的珍贵收藏中，有五幅李成章老师的“遗作”——五幅“速写作品”。这是李老师在一次“批改”我的作业之后，亲手画的“示范速写”。他默画了四张不同角度、不同姿态、不同形象的人物。告诉我如何掌握人体的“结构”“比例”“体积”，教给我如何把握人物的“线条”“明暗”“虚实”，帮助我如何理解人物的“形象”“表情”“姿态”。他边讲、边画、边写。几幅线条简洁、明快、准确的速写作品生动地呈现在我的面前。在画作的空白处，李老师用碳素笔由上到下依次画出由深到浅的“灰度等级”，并说明人体、人物在不同光线下的明暗特点，以及明暗立体的表达语言和技巧的运用对人物形象刻画的重要作用。当时，我对这些“深刻的美术理论”似懂非懂，现在看见李成章老师的“扉页题跋”，才知道他“良苦的用心”，才感觉到他“孜孜不倦的教学精神”。特别是一张李成章老师右手持笔，左手握拳，画的自己左手的“速写作品”，尤为使我感动，也是五幅中最经典的一幅。这幅画，以手为绘画对象，从手指、手掌、握拳三个部分为典型部位，由“辅助线”的使用开始，讲解了绘画的“规划”“造型”“表现”。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第一次向公众媒体展示李成章老师的遗作，是希望弘扬一代美术大师的艺术成就和人文精神。五幅珍贵的画稿——“速写作品”，体现着恩师的培育，颂扬着艺术的旅程，见证着我们师生的情缘。李成章不仅是我的老师，更是我的亲人。他的不朽画作与壮烈的人生一样，将永远指引着我奋发进取的方向。

4.向恩师学习，做一名有益社会的艺术家

在唐山市群众艺术馆的李成章宿舍学画的十几位学生中，有一位青年人，他的“作业”比较特殊，画面人物和色彩都挺“复杂”，常常是李成章老师“单独教练”于他。后来我知道了，这位青年画的是油画。这位“神秘的高手青年”就是我的“师哥”——王树声老师。王老师以后与李成章老师一样，成了唐山市群众艺术馆专职美术教员。不一样的是，王老师成了唐山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我加入美协，还是王老师推荐的呢。王老师在唐山大地震中幸免于难，我们震后偶遇见面时，王老师告诉我李成章老师罹难的“准确消息”。大地震发生后，我也和王树声老师一样，曾多次前往唐山市群众艺术馆原址，寻找李成章老师一家。那时，唐山市群众艺术馆早已成为一片废墟，没有发现“任何有生命的迹象”，也没有任何人员在此“停留”。李成章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同学王怀骐（王怀骐：我国著名的美术家——著者注），也从石家庄专门来寻找他，都是空手而归。王怀骐教授与李成章有多年的“同窗情谊”，当年，王怀骐老师面对满目疮痍的废墟，他悲痛着、他绝望着、他反复呼喊着他的亲人——李成章的名字的情景，我仿佛历历在目……当我拿出李成章老师的遗作时，王树声老师潸然泪下，感叹道“太珍贵了！”王老师在唐山市群众艺术馆专职美术教员期间，尤其是他担任唐山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以后，积极开展了各项美术活动，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美术人才。他亲临参加大大小小的美术展览活动，还献上专门为专题活动创作的作品。有一次，王老师向我介绍自己创作的一幅油画作品，叫作《大秧歌》，他强调艺术来源于生活的重要性，灵感来自群众。王树声老师总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履行着艺术家对党和国家，对社会高度负责的义务。王树声老师为唐山的美术建设和发展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王老师设计的“唐山抗震纪念碑”方案，获得了全国“一等奖”，并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王树声是李成章老师众多学生中的优秀代表。我的师弟王旭，也就是李成章邻居王满祥老先生的儿子。王旭幼年也从师于李成章老师，是看着李成章的画长大的，虽然王旭年龄尚小，但是李成章的美术启蒙早已深刻地植根在他的心中。王旭以优良的成绩考入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成为李成章的“艺术传人”。现在，年富力强的王旭正在以李成章为榜样，活跃在美术教学一线，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王旭老师，1970年生于河北省唐山市，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国画专业，北京工笔重彩画会会员，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北美术研究所研究员，《河北书画研究》副主编。现任教于河北艺术职业学院美术系。王旭老师成为国家最具有艺术传承精神的充满活力的新一代美术家。还有许多学生，其中也有一名女生，当年是李成章老师的“得意门生”，油画、水彩人物画都画得非常好，我印象极深，但遗憾的是，我不知道她的姓名。这位“天才的女生”，当然也是我的师姐，不知现在何处，如果她地震幸免，也一定是当今中国美术界杰出的一员。我也想借此《怀念我的老师李成章——一位德艺双馨的美术家》一文，期盼找到这位李成章老师的学生——“天才的女生”，共叙恩师情谊。李成章老师短暂的生命光芒，照亮了许多人闪亮的美术人生。他桃李满天下，结出了丰盛的累累果实。他留下的不仅是文化艺术的光辉，更是永存我心中“报效祖国”的朴素遗志。

5.老一辈艺术家回忆恩师李成章

李成章一九六五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专业美术人才。他的大学同学陈雅丹老师是我国著名的女画家。陈雅丹教授著作的《被垮掉的一代》一书中，详细记述了

一代美术家群体成长的步伐、经历的磨难、遭遇的蹉跎。陈雅丹教授一篇《怀念怀骐好大哥》的文章里，有着这样的记述：“听说唐山大地震后，他专程赶往唐山去寻找我们的同学李成章，去了李成章的单位，得知遇难后，又去看望了成章的家人。”

陈雅丹教授得知我在写李成章的回忆文章，她在百忙中，专门撰写补充文字、提供照片，以示缅怀。陈老师简短地记述到：“记得李成章是调干，来美院之前是在唐山公安局工作，因此长我们几岁。他善良、纯朴、开朗，一头黑黑的卷发、圆圆的大眼睛、身材魁梧。在二十世纪‘讲阶级斗争’的六十年代，他虽然出身好、年纪比我们大，却从不像别的工农同学那样，有架子，经常‘教导’我们。记得有一次早晨来到教室，我看见书桌上，我昨晚剩的馒头旁边，一只大耗子飞快地逃走了，我怕人说我资产阶级思想，便硬着头皮抓起馒头往嘴里塞，被李成章看见，一把夺下来扔在垃圾桶里。那时满脑子教条主义，动不动就给自己扣帽子，倒是工人出身的李成章更真实朴素。他和同学们关系很好，每天都哼着苏联歌曲，乐呵呵地。还记得我们同在版画系李桦工作室学习，大家的心气很高，开学第一天，我们一起趴在地上，把脱了漆的地板一寸一寸擦过去。听说唐山地震后，同学王怀骐还专门跑到他工作的地方，大声地呼喊，希望找到他。王怀骐与李成章并不是一个班一个系，足见他的人缘有多好。李成章，好人！怀念他。”

陈雅丹教授深情的赋诗，表达了对李成章的缅怀和殷殷的同学情谊。在唐山大地震四十周年之际，征得陈雅丹老师的同意后，我就援引这首凄美的诗歌，送别离我远去整整四十年的恩师——李成章：

秋天之所以美丽

是因为生命开始它最后的绽放

可爱的银杏率先

展露出灿烂的金黄

其他的树木呢

只是在一旁默默观看

还能坚持多久呵

那些碧绿繁华夏的芬芳

初冬的风儿日渐寒凉

它们之中全部能挨过这冬天吗

这儿的冬是那么严酷漫长

朋友开始一个个离去了

觉得好惆怅心伤

他们也许只是去了

另一个有四季的地方

我这样也只好这样想

还是别太过悲伤吧

让我们静静倾听

片片落叶飘落的声响

感受那壮美落日的辉煌

秋天之所以美丽

不正是那离别前

生命最后的绽放

以实际行动实现“中国梦”

大地震四十周年后，唐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唐山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人民的“衣食住行”得到了根本保障，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事业发达进步，城市环境建设日新月异，城乡发展比翼齐飞，科学技术领域创新发展突飞猛进。尤其是以唐山的经济发展水平名列河北前列的事实，唐山“南湖”“环城水系”对环境的改善作用，以“曹妃甸科技产业开发区”建设为代表的一系列高科技园区的发展成果，都生动地体现着唐山人民弘扬“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到处都展现着唐山建设的伟大成就。

现在，再也看不到唐山大地震的悲惨景象了，新一代的唐山人，只能在“唐山抗震纪念馆”回忆那个惨痛的历史瞬间。虽然，灾难已经远去，但是，党和全国人民对唐山人民的恩情却永世难忘。

今天，唐山人民正团结在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周围，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时代契机、工业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有利形势，把唐山各项建设引向深入。正在按照党的十八大确立的奋斗目标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一步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