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送别

文/冯绍章

1977年10月13日下午，我驾驶着一辆蓝色130轻型卡车，行驶在乡间公路上。车门上白色的厂名——“唐山市开平粗瓷厂”在秋阳下熠熠闪光。

我泪流满面地紧握着方向盘，　　　一个小小的坑儿，　　　一块不大的石子儿，车轮也要小心翼翼地绕过，仿佛一丝一毫的颠簸，都会牵痛我的心。因为后车厢里，沉睡着以身殉职的老厂长高武同志。

前天下午，高武厂长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心绞痛猝发，立即被人簇拥到宿舍里。我要开车送他去医院，可是，无论大家怎样劝说他都不肯去，说是老毛病了，躺一阵就没事了……岂料，当我执行公务归来，他已经在太平间里沉睡多时了。

按照乡俗，老厂长在家乡发送过后这才去火化。

生前，他为抗震复厂呕心沥血、东跑西颠；我如影随形与之情同老兄少弟。昔日，我们同车一路有说有笑；而今，他却躺在我的身后沉默不语，我哪能不泪流满面呢？

临近火化场，我发现：门前广场上已肃立着迎候的人群。见了灵车，人们像潮水般迎面涌来。车在人海里徐徐缓行，好不容易我才把车开到广场中心的位置上。继而，后车厢的栏板全被打开了。我和其他三位工友，站在车上四角，用手臂撑起一张苇席，作为向老厂长遗体告别的临时灵棚。

除了中层以上的干部，没有人通知，没有人组织，工人们从车间工段，从小区宿舍，几乎是千人空巷， 自发地纷纷赶来向老厂长做最后的告别。我居高临下，凝视着围车旋转涌动的人潮，不禁回想起高武厂长带领全厂职工抗震复厂的那些日子。

老厂长的办公室兼宿舍。地震发生后，他从废墟里爬出来，立即组织在厂夜班工人奋力抢救压在废墟里的工人。由于指挥得当、救助及时，在厂职工仅有3人震亡；所有轻、重伤员都得到了妥善安置和转移。然后，他又带领党员、干部抠挖清理档案和枪支弹药，随即组成了武装民兵护厂巡逻队，使存放在露天货场上的大批产品免遭盗窃和哄抢；使厂内一切财务没有受到丝毫的人为破坏和损失。

厂里唯一幸存能动的汽车，就是我开的这部130，顶篷被压变了形，风挡玻璃被砸碎。百废待兴，无处修理。老厂长就是坐着这辆狼狈不堪的小型货车，去周边区、县看望受伤的职工；隔三岔五地去陶瓷公司请示打探消息。但得到的回答却总是：要等市里统一安排，公司要保的重点是一、二、九几个有外贸出口任务的大型瓷厂。

老厂长再也沉不住气了，不能“等、靠、要”，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自力更生尽快地复厂投产！他心里有个谱，但需征求一些行家里手的意见。

有一天，我同他去丰润城北的一个小山村，看望震后回家养伤的吴仕联老师傅。汽车驶入山区，七拐八弯的土山道，山风扬起的灰尘涌进没有挡风玻璃的驾驶室，几乎连眼都睁不开，抵达目的地，我俩都成了土猴儿，相互对视，扑哧一声都笑了。

老伙计相见格外亲。吴师傅是窑炉维修工的组长，虽然没啥大文化，但他会看图纸懂设计，在瓦匠堆里是个土洋结合的老把式。

老厂长问他：不用援建公司，单凭维修组现有的技术力量，能不能把厂内所有的厂房主体工程全部拿下？

吴师傅开始惊讶，继而疑惑，最终受到了感动。他鼓足勇气说：“能。只是仅有六七个瓦匠能上‘脚手’，人手太少了！”

老厂长心里有了底，喜不自禁：“只要你们敢承头，我就有办法！”说着抬腿要走人。吴师傅哪里肯依？非要留吃午饭不可。老厂长推辞说，已经通知下午两点要开干部会，就是要研究清墟基建的事，无论如何也要提前赶回去。一家人不让走，特意提前忙活饭，保证误不了事。

吃罢午饭一抹嘴，老厂长立马要打道回府。吴师傅眼圈都红了，虽然他的伤腿依然肿得像面包，却不顾劝阻非要跟车回厂不可。他说：“我身在曹营心在汉，憋在家里睡不着觉哇！回厂后腿脚不能动，支支嘴还是能办的。”于是，我们三人一路飞车往回返。

刚过丰润县城不远，不知不觉已是阴云满天，后来竟然下起雨来了。雨虽然不是很大，但坐在没有挡风玻璃的单排汽车里，两耳风啸，雨点飞射，打在脸上又麻又疼。只见他俩脊背紧贴着沙发靠背，头努力往后仰着挺着；而我开车姿势却不能离谱，只能任凭风吹雨淋。老厂长不时地用手帕给我擦脸、擦眼，问我要不要找个地儿避一避。我说：“没问题。”我又反问他身体咋样？他说：“不怕！”就这样，三个人风雨同车，提前赶到了厂里。老厂长一抹脸嘿嘿一乐，下了车，搀扶着老吴师傅走了。

没有告别大厅；没有悲壮、低回的哀乐；没有花团锦簇的灵床（火化场震后没恢复，正在异地新建中；老场只有火化炉勉强能运作）。老厂长静静地躺在汽车平板上，演绎着自身的人生价值。身边跪泣的孝子嗓子已经沙哑了，但依然呼唤着：“爸，您的老工友们看您来了！您看，我吴叔来了……”电工组长吴佩章俯下身，把脸紧紧贴在逝者的脸腮上，那抖动的肩头渐渐变成了剧烈的起伏，老泪从眼角里溢出来，顺着两个人的腮颊结合处汩汩流淌：“我的老哥哥，你硬是累死的呀……”

老厂长是累死的！这话恰如其分，我深以为然。

1976年8月15日，地震仅仅过了半个多月，职工们刚刚把家草草安顿好，全厂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清墟工作。无论你原来在哪个工序、是何工种，每个人都发了一把瓦刀。一只庞大的建筑大军，就像蚂蚁一样遍布在连绵起伏的废墟堆上。震倒的大块墙体，用大锤、钢钎砸开分解，每一块砖都要用瓦刀铲净泥灰见棱见角。一块块旧砖从废墟里苏醒，全都码放整齐，不久便在厂区连成一排排砖的长廊。

新建厂房要抗八级地震，浇铸圈梁、地梁缺乏钢筋。但是，震后物资匮乏，各种建材都是国家统一调配，钢材仅供重点工程。于是，老厂长带领部分青、壮年去一瓷厂、九瓷厂等兄弟厂“化缘”——从人家准备清理外运，即将扔掉的瓦砾中“寻金挖宝”。不管是震倒变形、拧成麻花的人字梁，还是震断的楼板，凡是含有钢筋的水泥构件，老厂长和大家齐心协力，用钢钎、用铁镐，手搬、肩抬、膀扛，全部翻选出来，用车源源不断地运回厂，然后再一件件砸碎剔出钢筋再生利用……老厂长就是这样身先士卒地率领着这支庞大的建筑大军，做着重建厂房的前期准备工作。

垒墙上脚手，只有“大工”才胜任。窑炉维修组的几位老瓦匠，就像种子一样播撒在各个施工点，有他们挂线、指导、把关，人人都敢蹬高砌墙。大家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就连年过半百的老厂长也上了脚手架。

那是一个秋阳高照的下午，烧成车间的北大墙，已经垒得超过了人头。老厂长站在脚手架上，手握瓦刀，大汗淋漓地与大伙较着劲儿地砌墙。大约是三四点钟的光景，不料一次大的余震发生了，刚刚垒起、尚未凝固的墙体被拦腰震倒；脚手架噼里啪啦坍塌了一大片。有人从上面跳下来；有人被甩出多远摔下来；有人抱着立柱随柱倒下来，一惊一乍惶恐万状。只见老厂长从地上爬起来，急着安抚惊魂未定的“瓦匠们”，所幸脚手架不是太高，没有人伤筋断骨，只是有人擦破了皮，磕青了腿，但是没有一个人肯去上药。老厂长这才坐在砖堆上吸着自卷的旱烟，高一声低一句地同大家聊天逗趣。等人们喝足了水，抽透了烟，歇足了劲儿，老厂长一呼百应，大家立即又动手干起来。重新清理场地，重新搭建脚手架，继而，墙上又是瓦刀叮当、欢声笑语。脚手架下，和泥的和泥，搬砖的搬砖，匆匆来、速速往。墙上、墙下，人们的情绪是那么高涨，精神是那么饱满，仿佛刚才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因为有老厂长这样的带路人，即使是遇到峭壁，人们想到的不是绝路，而是梯子。

厂房主体一节节在升高。虽然砖是旧的，人是外行，砌起的墙不如专业瓦工垒得美观规范，可是这砖、这墙同样经得起压力，照样托起了希望。就是靠这种震倒了重来的不挠精神，当年，没要国家一分钱，全厂所有的厂房、烟囱又都耸立起来了，成为全公司最早投产的企业之一（震后连续多年，我厂在公司所属企业中，上缴利润位居第二名）。

我站在车上，托撑席棚的手臂又酸又麻，不时地替换双手。绕车而过的人流，旋转得是那么缓慢，每一个短暂的驻足，每一声发自肺腑的赞叹，每一次与老厂长的瞬间拉手，都概括着一个难以忘怀的故事。年过半百的张秀梅大姐，紧紧握着老厂长的手，念叨他生前对职工的关怀和体贴，念叨老厂长从未发过脾气，失声痛哭……

原来，我也曾笃信老厂长和蔼可亲不会发脾气。可是有一天，我曾见他怒不可遏批评人，而且殃及了无辜的我。

为了使每个职工彻底告别透风漏雨的地窝铺，人人都能在冬季来临之前住上保温御寒的简易房。从1976年8月末开始，厂里陆续发放油毡、苇联和木杆（全国各地支援的救灾物资），由张会计开票分发，我开车挨门逐户往家送。

根据“先工人、后干部；先城市、后农村”的原则，老厂长家住农村， 自然排在末一名。轮到给他送，木杆已经所剩无几了，而且弯曲扭巴当房架根本不能用，这些挑选剩下的残次品怎好意思送到厂长家？可是张会计却胸有成竹，叫我把车开到一个隐秘处；揭开苫布一看，是一堆码放整齐的新竹竿，直径都像胳膊粗，长短全都一般齐。这样的材料搭建简易房，既轻便又平直，令人羡慕不已。张会计说：这项工作一开始，老厂长特意向他打招呼；这竹竿任何人不许动，另外有安排。张会计叫我们赶紧装车，交代完，走了。

听说是给厂长送，虽有装卸工，作为司机，我也动手帮装车，而且格外卖力气。我心想：不管是吃的、穿的和用的，所有的救灾物资全是我开车从公司集散地分配拉来的。厂里分发时，老厂长一件也没要。他唯一的嗜好是吸烟，但成筐的纸烟拉回来，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别人分，他不要，他说自己有锥子牌的自卷旱烟，抽着顺口、品着有劲儿。他唯一领走的只是一盏马灯，但他并没拿回家，而是放在了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帐篷里（兼老厂长寝室）。就是这盏灯，晚上干部们开会用它照明；夜间查岗、巡逻老厂长提着它照道儿。这次分配建房物资，关系到如何过冬的问题，哪个不恋家，谁个没牵挂？老厂长时刻心里装着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他心脏不好，却带领大伙儿大干快上争时间，可是有谁曾想到，他身上一直带着速效救心丸！这次分配建房物资，他事先打招呼：“留下这竹竿另外有安排”，凭良心，这也说不上搞特殊。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老厂长也是人啊！

老厂长正在不远处带领干部们清理浴池的废墟。当他发现有人装竹竿，就像摘了他的心肝肺，立即大步流星地奔过来，劈头就问：“谁让你们装这个？”没人回答。“你们准备给谁送？”我们照样在装车。老厂长倍受人们尊敬和爱戴，平时总是令行禁止。可是今天说话竟然不灵了，难免要瞪眼发火：“停！停！停！把老张给我叫来！” 一声断喝，我们全都住了手，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老张没等叫， 自动循声赶过来，他本想当面把事挑明，见有群众在围观，不好开口，便向带车的老孙使眼色。老孙心眼儿灵，立即扯着老厂长来到避人处，悄悄掏出送货单亮给厂长看。本想老厂长明白真相后，必定偃旗息鼓悄悄溜走，然后顺理成章地把货送到厂长家。岂料老厂长一看票，上面居然是自己的大名，就像火上浇了油，鼻子都气歪了：“办得好事！我‘另外有安排’难道是想近水楼台先得月？亏你们还是干部！工人们泥里水里地大干，一个多月了都没烫过澡，这竹竿是计划盖澡堂用的。我家在农村，一草一木我都不要。赶紧卸车！”就这样，刚装一半又要卸。

张会计无地自容，悔不该把“另外有安排”的意思想歪了。我们脸上也发烧，但对老厂长却油然而生敬意。

不久，在原来浴池的基础上，用油毡、苇联和竹竿，果然建起了轻便、防震的新浴室。当人们置身于舒适的温池中，当人们站立在淋浴下，冲洗身上的汗垢，消除一天疲劳的那一刻，有谁曾想到，老厂长本应得到的那份油毡、苇联和竹竿，他连一件都没要。

什么是公仆？老厂长的行动不是做了生动的诠释吗？

火红的夕阳，给广场周边的松柏镀上了金色。向老厂长遗体告别的故事终于结束了。

后来，在厂区曾为老厂长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陶瓷公司的领导们全来了，公司所属的厂企代表全来了，左邻右舍其他一些行业的代表也前来吊唁。花圈挽幛之多，从厂门口一直摆放到礼堂里，件件都寄托着无限的哀思。数千言的悼词，全面总结、肯定了高武同志在抗震复厂中的功绩，使每个与会者无不动容落泪。当年，高武同志的名字和事迹，曾作为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典型被广为宣传。这在不足千人的企业，无异于“号外”新闻欣然传颂，老厂长的精神将会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在唐山，在震后恢复重建中，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像高武同志这样的企业带头人成百上千，他们的事迹感人至深，他们的故事无处不在。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的意愿，已经化为唐山的沧桑年轮。在重新崛起的凤凰大厦上（唐山的美称：凤凰城），每一块砖、每一片瓦，无不闪耀着他们的精神和风采，使每一个地震幸存者、每一个生活在幸福中的唐山人，都不会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