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电台的救灾故事

文/靳清水

唐山地震后，我在唐山丰南参加了一个半月的救灾工作。四十年过去了，与地震救灾有关的许多往事依然历历在目。地震灾难来临前，我离开唐山走了；救灾工作即将结束，我就要离开唐山走时，灾难又降临了。在唐山，我有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在唐山，我有一段劫后重生刻骨铭心的记忆。

1976年，我在河北电台录音组工作。地震发生前，我在唐山采录群众文艺节目，工作了十多天。7月25日晚，我离开唐山，回到家乡束鹿（今辛集市）休假。7月28日凌晨，我在睡梦中被强烈震感震醒，赶紧抱起两岁的女儿，和妻子、父母跑到院子里。当时广播中并未及时报道地震的消息，1975年又刚刚正确预报了辽宁营口海城地震，我以为不会有大的地震。谁知到了29日，有从唐山方向逃回来的人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唐山已经被震平了。我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结束休假，赶紧回到石家庄。

领导知道我采访后要回家，但不知是否离开了唐山，正为我担心。见我平安回来，领导和同事们悬着的一颗心放下了。说我命不小，活着回来了。他们告诉我，这次灾太大了，死了很多人，唐山电台都停播了。从事广播的人都知道，广播电台是党的喉舌，都受过再难也不能停广播的教育。电台停播了，可见灾情之重。他们告诉我，河北电台到唐山救灾、采访、寻人的第一批人员早晨已奔赴唐山。我们组12个人已排好班，轮流到唐山救灾或采访。排班时我还没回来，把我排在了最后。我赶紧表态说，别管先后，只要有任务我保证随叫随到，随派随走。和我一样，我们组所有人，在大灾大难来临时，都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勇于担当的责任感。没人让我替班，没人让我加塞，他们克服各自的困难，义无反顾地先后奔向了救灾第一线。我和留在后方的同志一起，努力把自已和前方同事留下的工作担当起来。

前方的消息不断传回，震灾的严重程度让人吃惊。房震没了，电震没了，水震没了，桥震塌了，路震毁了。死的人不计其数。河北电台的战备发射车、播录车接替唐山电台恢复了广播。寻找记者和家属的人员摸清了存亡底数。三个驻唐记者因在秦皇岛开会都没遇到危险。有七个家属遇难。其中有王记者的妻子、女儿，技术处小张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电台会计小陆的丈夫。我也被列入了寻找人员名单中。经了解，知道我在地震前离开了唐山。

前方记者的文字稿件和影音资料也陆续传回来。从影像中看到，路南区灾情最重。放眼望去，整个路南区成了一片瓦砾场。震前住宿过的开滦招待所客房部分全部坍塌。我要晚走几天，也许就躺在大街上排队了。陡河电厂180米大烟囱，据说设计抗八级地震，可在120米高处错位成了两截。60米高的半截烟囱像是放在了120米的高空，让人看得心惊肉跳。从废墟中挖出来的死尸，像秋收时捆好的谷个子，一个挨一个地排在马路两旁。最残酷的影像是一座四层楼的前脸倒了，一个妇女被四楼顶的楼板掉下来压住了小腿。妇女的身体倒挂在四楼与三楼中间，长长的头发垂下来，跟着时大时小的风，随着身体和下垂的胳膊飘飞晃动，情景太惨了。

河北电台的文艺节目停播了，所有的节目都是和抗震救灾有关的内容。我每天都录制着抗震救灾人员的先进事迹。每天都被这些先进事迹激动着，感动着。我渴望尽早去一线为救灾尽点力。

有两件感人的事迹至今依然印在我的脑海里。

一件是李玉林中南海报灾。唐山矿的工会主席李玉林和矿武装部长、矿山救护车司机从废墟中爬出来，看着满眼废墟，知道仅凭几个人已无力回天。他们简单商议后，开起矿山救护车，一路狂奔西行，直到北京中南海。几个灰头土脸的矿山人，几个二伏天只能用油渍麻花的矿山棉大衣遮护身体的人，让中央知道了地震中心的真实情况，及时做出救灾部署。

另一件是一个农村姑娘，赤身裸体地从废墟中爬出来，忘记了自己没穿衣服，拼命救家人，拼命救邻居，拼命救乡亲。好长时间，姑娘没意识到自己没穿衣服。直到有人扔给她两件不知谁的衣服遮体。赤子之心，苍天可鉴。纯真的姑娘，善良的姑娘，让人肃然起敬的姑娘，你是人们心目中最美的姑娘。

前方记者的稿件越来越多，各地安置灾区伤员，以各种方式支援灾区的稿件也大量涌来。编辑最忙，播音员、录音员也跟着忙。尤其是前方送回来的录音资料，需要录音员配合编辑听、择、编。资料太多太长，光听就要耗费很长时间，再把有用的择出来制成录音报道。有时半小时的节目，四五个小时也弄不好，八小时不够用就加班加点。当时加班成了常态，没人抱怨工作时间长，也没人觉得辛苦。我们都明白，后方忙，前方更忙。后方是风吹不着日晒不着的忙，前方是风吹日晒雨淋的忙。非常时期，每个人都应该多点奉献精神。

忙碌容易让人忘记时间。转眼就快到9月中旬了。我们组12人中，已有11人去过唐山或已在唐山，就剩我一个还未去过。就在我整备行装，随时准备出发时，一个堪比唐山地震的爆炸性消息传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

随后几天里，吊唁、悼念、座谈都是和毛主席逝世相关的活动。当时，抬头就能看到泪眼，侧耳就能听到哭声。刚刚“地陷”了，现在“天又塌”了。人们有点六神无主，人们觉得一片茫然。就在这举国同悲的日子里，我接到通知，9月18号去唐山丰南，接替在丰南广播站已工作了一个月的四个同志。

与我同去灾区的有技术处的彭发祥、张兰英和电视台的崔根喜。彭发祥是我们的领队。送我们去丰南的是一辆北京后开门吉普。中央台驻河北记者黄纪增搭车去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吉普后面放进我们四个人的行李又挤上了6个人。除我们四人外，广播网处有两个同志要搭车去廊坊。四捆行李放中间，6个人挤在行李两边，一动也不能动。一千多里的灾区之行就这样开始了。车到定州，广播网处两个同志受不了这个罪，下车坐火车走了。车上人少了，我们调整了坐姿。一个长条座位上坐两个人，一人屈腿朝前，一个屈腿朝后，虽然坐着还是极不舒服，但比起六个人挤在一起好多了。我们是救灾去的，不是享福去的。我们对于吃苦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路上几乎没人说话。领队彭发祥平时爱说爱闹爱开玩笑，现在也没了词。唐山地震死了那么多人，毛主席又刚去世，人们的心情都沉重压抑。现在与地震中失去四位亲人的张兰英同坐一车，大伙就更没话可说。小张真得算个英雄。一个没结婚的女孩子，家里遭了那么大的难，在接到领导派去唐山救灾任务后，二话没说就和我们一起奔向了救灾的第一线。

就这样沉闷压抑地走了几百里，过了天津，又朝塘沽方向开去。去塘沽的路，平整宽阔，车辆又少，小刘师傅来了情绪，一下子把车开到了80迈。20世纪70年代，车况不好，路况更不好。车开到了四五十迈就算不慢了，现在车开到了80迈，那就算开到了极致。吉普车上凡是有点活动量的地方都叮儿咣哪地响起来。车到塘沽，就在要向唐山方向下路时，一个醒目指路牌映入眼帘：前方宁河大桥已坏，去唐山车辆请从天津金钢桥北行。从金钢桥过来，没看到有提示去唐山的指路牌啊！小刘师傅垂头丧气地又把车开回天津。回到金钢桥，看到一个指路牌立在路旁：去唐山救灾车辆由此化行。化行，来时怎么就没看见呢？房漏偏遭连阴雨，船迟又遇顶头风。唉，这二百多里地的罪算是白受了。

车外传来国际歌的声音。我们知道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追悼会开始了。全国各地都在和北京同时追悼毛主席。刘师傅放慢了车速，我们蜷缩在车里，默默地为毛主席默哀。小张的脸上又淌下了泪水。

出天津北行，路况越来越坏，想开快也快不起来了。进入唐山地界，几乎看不到完整的房屋院落。傍晚时分，汽车到了丰南县城，车速更慢了。刘师傅说，油表显示没油了。汽车开到广播站所在地丰南县委大院时车已如步行般缓慢。刘师傅把车蹭到看好的一个停车位上，汽车自己就不走了。小刘师傅好算计，滴油不剩地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中央台记者黄纪增只好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派车来接他。

丰南在唐山所属各县中灾情最重。四十万人口的县死了四万人。县广播站和公社广播站房子都震塌了，设备都砸坏了。我们到达丰南时，广播站已盖起了三间主要用竹竿、苇箔、油毡当材料的地震房。一间广播，一间堆放破烂器材，一间维修用。工作人员还住在席棚里。西面是省台男同志席棚，东面是广播站男同志席棚，中间是女同志席棚。每每看到现在救灾用的制式帐篷，隔冷隔热的活动板房，我就想，唐山救灾时要有这条件该多好啊！

我们的任务是继续修理破损的广播设备，让所有的公社广播站尽快恢复广播。现在年轻人听起来可能不理解，弄一批新设备不就解决问题啦，修那些破玩意干啥。他们不知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各种物资有多么奇缺。吃饭、穿衣、 日常生活用品，除了要钱外还得凭票。粮票、布票、油票、肉票、蛋票、 自行车票、缝纫机票等等，你要没票，给钱人家也不卖给你。收音机更是和手表、 自行车、缝纫机并称为富裕家庭的四大件，俗称“三转一响”。那是奢侈品，一是买不起，二是不好买。谁家姑娘出嫁要有“三转一响”，那得叫人羡慕嫉妒恨死。专业用的广播收、扩音设备更是定量分配，省里也没富余，所以省里才会派人到丰南维修。这在当时，也许是尽快恢复广播的唯一途径。省台已有四个同志在丰南工作了　　一个月，我们来就是继续他们的工作。

老彭、大崔、小张都是专业技术人员，维修行家，技术娴熟。我的专业工作是录音，和维修技术不搭边。我的技术基础就是1971年进入河北电台后，参加过三个月的技术学习班。学习内容是“电工基础”和“无线电发射与接收”。学习班后组装过一个电子管收音机。可以说设备原理我也懂，也能看懂图纸，但真要动手，顶多算个“二把刀”。就这点基础，派我到灾区专门干修理维护，有点勉为其难。这有点“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前锋”的意思。

我们的救灾工作开始了。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和那些破七烂八的收、扩音机较劲。每天十四五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我觉不出累和苦，但寻找“毛病”（故障原因）的过程，却是痛苦的“煎熬”。虽然没有工作定量，但听着老彭吹吹、大崔喂喂，小张又把收音机调出声，而我还在找“毛病”的路上。我感到了压力，把这些破玩意弄出声来太难了。

在“煎熬”了几天之后，我向老彭提出不找“毛病”光“干活”的请求。于是几个人就开始给我派“活”：“小靳，把这个变压器拆了”“小靳，换个喇叭”“小靳，找个相同的电阻把这个电阻换了”。拆拆、焊焊、吹吹、喂喂，把收音机调出声，就成了我的活。总的效率提高了，我的压力也小了。

到丰南后的日子里，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也没有业余时间，从早到晚就是埋头工作。小张还有一个弟弟在唐山，两个姑姑在丰南，她也没时间去看。过了国庆节，有一天，老彭对小张说，来这么多天了，去唐山看看你弟弟去吧！小张觉得救灾期间离开不妥。在我们几个极力劝说下，小张离开了丰南。虽然几个人都劝小张走，但也都惦记着她的安全。怕见着她弟弟悲伤过度出现危险。上午刚走，过了中午几个人就盼着她平安回来。盼到晚上，也没见小张的身影。几个人念叨着，不知道找到她弟弟没有？晚上有住的地方没有？几个人忐忑了一晚上，都没睡好。

第二天上午，小张回来了。她说，家没了，厂子也没了，打听着找着弟弟就下午了。弟弟又领她看了看父母、弟妹可能埋着的地方，天就黑了，只好今天回来。我们又让小张用中午时间去看望了两个姑姑。小张的两个姑姑在一块住，地震时房子没塌她们也没跑出来。地震停了她们才往外跑，刚跑出来，房子就塌了。两位老人家命大。

地震灾区死了二十多万人，凡是暴露在空气中的食品、水源、物品都沾染着大量致人疾病的细菌。地震已过去三个多月，飞机还不时在空中撒药，防疫人员也时常用喷雾器在人群聚居地喷洒药物灭菌，防止大的传染性疫情发生。我们也很谨慎，按照上一批救灾人员临走时的告诫提醒：饭前尽量用热水洗手，不喝凉水，吃苹果削皮，有病没病每天吃几粒痢特灵。

平安到了10月下旬，我们几个人在灾区已工作了四十来天。台里没有派人来接替我们。我们知道，河北电台在丰南的救灾工作要由我们收尾了。当时各公社广播站都能广播了，县广播站上堆积的那些破损的收扩音机能修的也修得差不多了。老彭和广播站领导商量到各公社广播站转转、看看，有问题就现场解决。县广播站有两辆没棚的三马子，其中的一辆就成了我们几个人的专车。早饭过后，三马子就拉着我们颠簸在乡间土路上。每天上午风尘仆仆地出去，傍晚灰头土脸地回来。忙活了两天，觉得四个人一块下去有时窝工，于是决定两人一组分别到不同的公社，以提高效率。

分开行动的第一天，我和大崔到了黑沿子。黑沿子属于沿海公社，公社门口有条河直通海里，河岸边停着条从海里回来的船。岸上支着两口大锅，锅里盛着半锅比黄河水还浑的滚汤。渔民们把船上的毛蚶子倒进锅里，开锅后再用大笊篱捞出，用力向锅旁斜立着的一个大眼铁筛子摔去。壳留在了筛子前面，肉就漏在了筛子后面。

午饭是在公社广播站的地震棚里吃的。一碗稀饭，两个馒头，还有点南方支援灾区的榨菜。吃饭中间，县广播站老李对公社机线员说，大崔和小靳都是旱鸭子，没吃过海鲜，要碗毛蚶子肉让他们尝尝。机线员出去，一会就端来一碗毛蚶子肉。他伸着三个手指头，说洗了三遍。少滋没味的毛蚶子肉说不上好吃。几个人一边吃，一边说闲话。丰南同志说秋天的毛蚶子肉容易中毒，要是发作快，十二个小时就见效。没想到，一语成谶。

午夜时分，大崔起床去厕所，我醒了。他从厕所回来，刚往床上一躺就又爬起来。我说大崔，你瞎折腾什么！大崔说坏了，我肚子有点疼。听大崔说肚子疼，我仿佛也觉得肚子有点不舒服。还没等大崔第二次回来，我就从床上爬起来奔了厕所。大崔已在厕所哗啦哗啦泻起来。我和大崔一样。刚往床上一躺，还没躺稳就又爬起来奔向厕所。厕所里，一对难兄难弟、两个一米八多的大个子，蹲在黑灯瞎火的茅坑上，对着哗啦。一阵阵的哗啦声，此起彼伏，现在想起来，那是一幕多么难堪、多么尴尬的画面。在厕所也不知蹲了多久，大崔的“哗啦”声稀疏起来，渐至不再应答我的“哗啦”声。又蹲了一会，大崔努力站起来，系好裤带，用手电照了照茅坑，没说话，晃晃悠悠地走了。我总是步大崔的后尘。大崔走后，我也渐渐地停止了“哗啦”。我也努力站起来，系好裤带，用手电照了照茅坑。茅坑里怎么都是血一样的红汤？我的两条腿软绵绵地不听使唤，走起路来有点把持不住方向。就在穿过男棚女棚之间的狭小通道时，脚被压席棚的土绊了一下，一米八的大个子，迷迷糊糊就摔倒在夹道里。我挣扎着爬起来，踉踉跄跄地回到自己住的席棚。大崔蜷缩在铺板上轻声哼哼，我就又加入到大崔的哼哼行列里。就在我刚刚蜷缩到铺板上，突然想起一件早就该做而没做的事。我问大崔，吃药了没？他说没有。我爬起来，从暖瓶倒了点水，把水在碗里晃晃，又从药瓶里倒出几粒药，递给大崔。我自己也吃了几粒。刚吃了药，心里有点盼头，想着过一会儿就好了。谁知远药不解近疼。病起来了，药也不管用。在坚持了一阵子后，疼劲更厉害了。我和大崔就想把彭发祥喊起来。刚开始一人喊，喊不醒他。后来俩人一齐喊，他还不醒。可能白天他太累了，也可能我两个没了力气声太小。正在无可奈何时，棚外传来几个女声，“老彭，老彭，快起来，大崔和小靳病了。”小张和广播站的两个女同志，我在夹道摔跤时就被闹醒了。听我们喊不起老彭来，赶紧过来帮忙。尖厉的女声终于把老彭惊醒。老彭看到我和大崔蜷缩着身体痛苦地呻吟，忙问怎么了。当他听说是食物中毒时，急坏了，赶紧把广播站两个男同志找来，请他们去一个到医院请医生。

疼痛中的等待是最难耐的等待。

小张和广播站的两个女同志在席棚守着我俩，老彭和广播站的那个男同志里走外转不知在忙活啥。 刚开始腹泻时是觉得肚子疼。泻完了，肚子疼转向了小腹疼，而且越来越厉害，就像一把小刀子在小腹搅和一样。我想哭，我想喊。一个大小伙子在几个女同志面前大哭大喊太丢人了，可又忍不住疼。“哎呀，可超过我那忍耐限度了”“哎呀，可超过我那忍耐限度了”。我找到了代替哭喊的办法。每呻吟一次，疼痛就好像能忍受一会儿似的。忍受不了了，就再呻吟一次。强烈疼痛让我的脑子开始胡思乱想，我想到了死。唐山地震时我逃过一死，难道救灾时还得把这个死给我找补回来呀！我才有二十五年的人生经历，可我已有过两次差点死的遭遇了。第一次是读初中时住校，发高烧到41度，昏迷了二十多个小时。当我睁眼醒来时，学校老师也是我的舅舅对我说，“亏你醒过来了。要醒不过来，我怎么向你爹你娘交代。”第二次是1971年1月，部队在五台山野营训练中，一个战友昏迷了过去。在抢救战友的过程中，我出现了心慌腿软症状。零下二十七八度的严寒中大汗淋漓，我虚脱了。是炊事班副班长刘恩江同志不断地招呼我鼓励我，“靳副班长，咱们都是共产党员，一定要坚持住。”“靳副班长，咱们都是共产党员，一定要坚持住。”每招呼一次，我就应答四个字“明白，明白”我是真明白。救人的队伍落在了大部队的后面，我又落在了救人队伍的后面。我要掉了队，就必死无疑了。我跟在刘恩江副班长的后面，三步一跌，五步一跤，咬牙坚持，总算跌跌撞撞地跟着救人的队伍拣回自己的命。地震救灾遇险，这是我第三次面临死亡威胁。地震灾难要来了，我从唐山走了；我要从唐山走了，灾难又来了。我不想死。我的父母只有我一个儿子，还等着我养老呢。我的女儿两岁已知道想爸爸了，我不能让女儿的盼望成失望。我的小名叫丑，其实长得挺漂亮，青梅竹马的媳妇还等着我回家呢。我不能死。

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去医院请医生的同志回来了。他带回了几包药。他说医院就一个值班医生，来不了。吃过医院开的药，还是止不住疼，老彭和广播站的两个男同志就又出去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老彭回来了。他说，“大崔、小靳起来吧，咱上医院。”大崔还能自己走，我则是被人搀扶着上的救护车。我是河北电台业余篮球队里最壮、最有劲的队员，现在走路还得人搀，真应了那句话，好汉不提当年勇，硬汉搁不住几泡稀。“悲催！”

大约早晨五点来钟，救护车把我们送到丰南医院。值班医生听说病情后，安慰我们，没事儿，再坚持会儿，我给你们配药去。医生回来，给我和大崔一人打了一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打针后不过十分钟，不疼了。半小时后又拉了一次，泻也止住了。于是大量输液，补充水分。医生说，秋天丰南医院三个病号得有两个是毛蚶子中毒。这种病在别处可能要命，在丰南没事。丰南有专治这种病的药，一针下去，一会儿就好了。我体会到医生这话还真不是吹，治病就这么简单。古典小说里有句话叫“早知灯是火，饭熟已多时”，早来医院就好了。唉，鬼门关上折腾的这几个小时，让来灾区时受的罪，救灾时吃的苦，都不值一提了。

医生把我们安顿好了，天还未亮。忽然，病房门帘掀开，进来几个人。原来是在唐山指挥广播系统救灾的省广播局局长兼河北电台台长史一凡同志来了。随局长前来的有我们录音组组长苏子民，大崔所在电视台技术组的组长曹振启，编辑部新闻组组长闫江等同志。史局长来看我们，我很感动。河北电台在唐山的救灾、采访人员都是不定期轮换的，可五十多岁的史一凡局长， 自震灾第二天带队来唐山，基本上就没离开过灾区，一直在一线指挥着河北广播系统的救灾、采访工作。录音组组长苏子民是我们组第一个来灾区的。我刚来丰南，他又来过灾区一次，现在已是他第三次来灾区了。我在录音组救灾工作中创下了几个之最：来灾区时间最晚、救灾的次数最少、救灾时间最长、唯一一个遇到过生命危险。

局长他们走了，我和大崔折腾了半宿也累了困了。一觉醒来，已近中午。看见老彭、小张和两个老太太在病房里说话。见我们醒了，小张说，“医生说可以吃点流食，我就让俺姑她们给熬了锅大米粥。”原来两位老人是小张的姑姑。真不好意思，还惊动麻烦两位老人家。四十年过去了，当年那碗热热乎乎、乱乱乎乎、黏黏乎乎，闻着就香的大米粥，依旧留在我的心里。我劫后重生，在异地他乡感受到母亲般的关怀和温暖。

我和大崔住院，老彭和小张陪护着我俩。这是我们几个进入灾区四十多天后，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休息日。肚子不疼了，我和大崔也都有了点精神。四十多天，这算有了点四个人一起扯闲篇、说闲话的闲空。老彭说，“看你俩晚上那怂样，把我吓坏了，台里让我领队来救灾，真怕四个活蹦乱跳的人一块来，走时两个活的弄着两个死的回去。”大崔和老彭年龄相仿，说话幽默，他说：“老彭，你小子就不盼我俩点好。我俩福大命大灶火（造化）大，烧柴火多，死不了。”听大崔一说，我和小张都笑了。小张问，“怎么就中毒了？”大崔说，“可能倒霉就倒在机线员说洗了三遍上。那地方又没什么干净水，要是一遍不洗什么事没有。洗一遍，细菌有了；洗两遍，细菌多了；洗三遍，咱不倒霉谁倒霉。”说得小张又笑了。我问老彭，“我们俩哼呀哎呀时你里走外转忙什么呢？”老彭说，“先是到县委大院门口，看请的医生来了没有。没来就回来，回来又待不住，就又到门口等。后来见没请来医生，就又跑出去给咱台里救灾指挥部打电话，请他们来车送你们去唐山医院。台领导说唐山医院条件也不好，赶紧想法送丰南医院吧。我见县委大院停着辆救护车，就和广播站同志挨房挨棚找救护车司机，工夫就大了。”小张说，“这下好了，咱又能一块回去了。”

是啊，我们又能一块回去了。河北电台丰南救灾工作在我们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后告一段落。9月18号来，11月3号走，连来带去47天，掐头去尾一个半月。一个半月的时间不长，我也没做出什么突出贡献，但当回首这段往事时，我可以骄傲地说，唐山地震后，我曾和唐山人民一起没日没夜地忙活过，我曾全身心地在这里付出过。也许是曾和唐山人民共度过一段艰难困苦的岁月，也许是被唐山人民救过身家性命，不知不觉中，我好像有了一种唐山情结，我喜欢上了唐山。每到唐山出差，我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就像对工作多年的石家庄，对生我养我的家乡束鹿（辛集）那种情感。

地震发生一周年之际，唐山的许多工矿企业陆续克服困难，恢复生产。由于报道需要，河北电台的记者们频繁来往于唐山、石家庄。我曾在10天时间里三次往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陡河电厂恢复生产。天下着小雨，我把雨衣盖在录音机上，淋在蒙蒙细雨中，仰望着耸立在云雾中的大烟囱。烟囱错位的上半截在一次七级以上余震中掉了下来，在120米处又往上接了30米。烟囱冒出的轻烟，一会儿消失在朦胧神秘的雾里，一会儿又融合在幻化万千的云里，引发出我对唐山未来无限美好的遐想。

1985年春，我从河北电台调回家乡，在束鹿电台当了一名编辑。直到1992年秋，我才有机会重回唐山。在唐山，我参观了震灾遗址，瞻仰了地震纪念碑。在纪念碑前，我默默地为那些在地震中去了那边的亡灵祈福。那边有我河北电台三位同事的七位亲属，那边还有我的两个朋友——唐山电台录音组的同行老侯和小郭。震前我在唐山采访时还见过他们，没想到几天之后竟然阴阳两隔，我祝福他们在那边一切都好。到了丰南，旧地重来，感慨万千。当年的席棚、地震房已不复存在，满街都是林立的高楼。在丰南广播局，遗憾的是并未见到当年并肩救灾的同志。但当素未谋面的丰南同行听说我在丰南广播站救过灾时，显得格外亲切热情。他们感谢我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来帮助他们。我则向丰南同志深鞠一躬，感谢丰南人民当年的救命之恩。

二十四年没到过唐山了，但我的唐山情结依旧。我喜欢唐山的色彩文化。春节晚会上，唐山老太太表演的仿皮影舞蹈，看一遍还想看。《星光大道》节目唐山选手用唐山地方戏曲与方言唱家乡，把唐山特点夸得那个全，夸得那个得，让我这个有唐山情结的人听得格外过瘾。我还关注唐山的发展，我关注过煤炭，关注过钢铁，关注过曹妃甸，现在又关注世园会。青山绿树，楼台亭阁，绚烂花海，平湖清波，小桥流水，鱼儿穿梭，谁能想到这些美景都是唐山人民在废渣山上、废墟荒野、塌陷矿坑上创造出来的？这远超了当年我对唐山未来的美好遐想。这还是唐山吗？这是神仙们的仙山仙境吧！前几天，在唐山上大学的外孙来电话，说暑假不回家，他被批准在世园会上当志愿者了。我说，“四十年前你姥爷就在唐山做过志愿者，现在轮到你了，好好干。”

唐山是我栉风沐雨，曾经流血流汗的地方；唐山是我劫后重生得到关怀厚爱的地方。虽然唐山只是我人生旅途短暂停留过的一座驿站，但在我的心灵深处，唐山就是一片我深深眷恋的故乡热土。我忘不了唐山，我感恩唐山，我祝福唐山，我爱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