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现实主义政治观

有人或许发现，上文介绍的西方传统对政治的解读过于理想主义，下面就介绍一些现实主义政治观。“政治应该是什么”跟“政治实际上是什么”是两个不同的视角。当古希腊城邦民主的时代终结之后，再讨论古希腊人如何理解政治并心向往之，更多的是一种规范意义上的东西。在现实世界中，政治并不经常是人们所设想或期待的某种理想主义类型。政治很多时候是冷酷的，甚至还充斥着暴力或血腥。

讨论政治的现实主义视角，就离不开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其名著是《君主论》。《君主论》表述的政治哲学，后来被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是指一种政治上的现实主义，它把政治和道德剥离开了。在马基雅维利者的眼中，政治是无关道德的。当然，马基雅维利主义如今更容易被理解成一种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处世哲学。

马基雅维利生活在中世纪晚期的佛罗伦萨，他的基本观点是：扩大君主权力是当时意大利寻求政治出路的正确方法。因此，君主如何行事就变得非常重要。政治应该去道德化的一个例子是，马基雅维利认为，对扩大君主权力来说，统治者的恶行有时可以是好事，统治者的善行有时也可以是坏事。他这样说：

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因为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每一件事情，就会察觉某些事情看来好像是好事，可是如果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而另外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

这种观点就把道德和政治剥离开来了。马基雅维利还有很多著名的言论与观点，比如——

那些曾经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却不重视守信，而是懂得怎样运用诡计，使人们晕头转向，并且最终把那些恪守信义的人们征服了。

(对君主来说)究竟是被人爱戴比被人畏惧好一些呢？抑或是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好一些呢？……如果一个人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

因此，你必须懂得，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方法是运用法律，另一个方法是运用武力。

君主既然必须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注12

很多人读到这里，感觉在道德上不太能接受。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则非常清楚，他说有些做法看上去不好，但对国家和君主有利，统治者就应该这么去做。所以，《君主论》被称为政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值得提醒的是，国内对马基雅维利存在很多误解，要想完整地理解马基雅维利，必须要读他《君主论》以外的其他著作。

另一位现实主义学者是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他流传甚广的名著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还是当时德国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韦伯1895年就任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时，做了一个题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演说，严厉地批评了当时德国的政治状况。要理解韦伯演讲的内容，首先要理解1895年的德国。德国当时的政治格局跟它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进程有关。德意志历史上是长期四分五裂的，要从分裂变成统一，武力就非常重要。另外，德国西有法国、东有俄国这样的强邻，在地缘政治上充满了不安全感。所以，从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到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都可以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与地理情境中找到某种缘由。

在这篇演讲中，韦伯认为德国处在危险当中。在他看来，德国在政治上是一个不成熟的民族，德国应该从经济民族转为政治民族，德国应该追求政治权力。这里的政治权力更多表现为国家与国家较量中的一种权力，它是政治实力的另一种表述。

在讨论了德国的边境问题以后，韦伯这样说：

说到底，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样是权力的斗争，因此经济政策必须为之服务的最终决定性利益乃是民族权力的利益。……在这种民族国家中，就像在其他民族国家中一样，经济政策的终极价值就是“国家理由”。……我们提出“国家理由”这一口号的目的只是要明确这一主张：在德国经济政策的一切问题上，包括国家是否多大程度上应当干预经济生活，要否以及何时开放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拆除关税保护，最终的决定性因素端视它们是否有利于我们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利益，以及是否有利于我们民族的担纲者——德国民族国家。^注13

在韦伯看来，民族生存是德国国家战略的核心问题。如果忽视这个问题，德国有可能面临覆灭的危险。大家会发现，韦伯是具有强烈焦虑感和现实主义视角的思想家，他不像古希腊人那样对政治充满美好的想象。作为独立国家的德国首先要生存下去，要在欧洲谋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是韦伯考虑的问题。

另一位德国现实主义学者是卡尔·施米特，他是德国20世纪著名宪法学家，但由于在第三帝国时期与希特勒政权过从甚密而备受争议。他在《政治的概念》中认为，政治的核心是“划分敌友”。施米特说：

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

任何宗教、道德、经济、种族或其他领域的对立，当其尖锐到足以有效地把人类按照敌友划分成阵营时，便转化成了政治对立。^注14

在他看来，划分敌友问题才是政治的本质。基于这样的思考，施米特认为自由主义者对政治的理解是肤浅的，他本质上也是反自由主义的——他既不喜欢自由主义，也不认为自由主义是正确的。他这样说：

自由主义的系统理论几乎只关心国内反对国家权力的斗争。为了实现保护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目的，自由主义提出了一套阻碍并限制国家和政府权力的方法。……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非军事化、非政治化的概念体系。^注15

这样，施米特认为，自由主义完全忽视了政治中划分敌友的问题。他认为，在处理德国内部事务问题上，魏玛共和国的自由派从1919年至1933年有差不多14年的时间，但自由派认为所有问题和冲突都可以通过自由协商讨论来解决。在施米特看来，这是自由派一种天真和幼稚的幻觉。

正是因为政治是划分敌友，关乎生死搏斗，所以政治斗争的方式并不总是和平竞争或自由协商，而完全可能是暴力角逐。施米特认为，人类社会总有一些事情最终无法用说服和沟通的方法来解决，而必须诉诸暴力手段。施米特在政治与暴力关系上的观点，跟他的基本政治观是一致的。如果政治是划分敌友，那么，当人群被划分为敌友之后，人们会采取什么手段来对待敌人呢？暴力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答案。^注16

上述讨论简要梳理了西方语境中的政治概念，特别是介绍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对政治的不同解读。作者也希望借此提醒读者，观察世界有不同的方法和路径。每个人应该自己去判断和选择，从多样化的视角去理解政治、理解自己的国家以及不同肤色的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