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性质

由于国家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建构物(political constructs)，因而国际政治体系就构成了国家环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国家与体系之间的政治联系是如此的紧密，以至于人们时刻都面临着误读的危险，即使他们仅仅将国家与体系分开来说，就好像它们是两个不同实体一样。尽管为了分析的便利，人们经常将国家和国际体系区分开来，但是，国家和国际体系事实上分别代表了一个连续性政治现象的两端。国际政治体系呈现出的是无政府状态，换言之，国际政治体系的首要特征就是缺乏一个居于支配地位的政府。与之相反，国家的首要特征则是主权，亦即它们不承认任何高于它们之上的政治权威。进而，国家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国际政治体系的本质，反过来，国际政治体系的本质特征又是对国家本质的一种反映。如果单元是至高无上的，那么由单元构成的体系必定是无政府状态的；如果体系是无政府状态的，那么体系中的单元必定不会承认任何高于它们之上的政府。

这种联系绝非一种诡辩式的同语反复。它意味着国家与体系层次之间存在着“无法回避”的联系，进而，对于那些似乎由无政府体系导致的问题，我们决不能仅仅在体系层次上寻求答案。如果人们对国际无政府体系是否构成一个体系提出了质疑，那么这种批评也势必会牵扯到国家的根本性质，因为正是国家构成了国际无政府体系。如果国家被认为是人类政治生活主要的(理想)组织形式，那么无政府状态的出现就是一个必然的体系后果。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主权国家与国际无政府状态之间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它们彼此构成并塑造了对方。通过对其自身的界定与维系，国家建构并维持了无政府体系。反过来，无政府体系为国家的行为设定了一个结构框架，它决定了国家必定处于一个竞争性的、自助的政治环境之中。当早期人类群体与外族首次相遇时，这种动态的互动就开始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国家观念。只有当国际无政府状态让位于一个世界国家的时候，这种互动才能得以终结，而世界国家显然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因而，在世界国家出现之前，国家与体系结构之间的相互建构将使得无政府状态一直持续下去。[1]

国际无政府政治体系的替代物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一种状况是体系不复存在，另一种状况则是出现一种单一体系，无论它是世界帝国还是世界邦联。这两种回答似乎都是不可能的。除非出现诸如核战争这样的巨大灾难，否则人类是不可能回到前无政府体系状态的。在前无政府体系状态，政治单元之间的互动水平是如此之低，以至于人们都没有国际政治体系的观念。另一方面，在现在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人类都没有迈向世界政府的迹象。国家间力量的分布日益分散，同时独立国家的数量显著增加而非减少，这两个趋势都使得霸权或帝国式单一体系的出现成为不可能。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类有充分的政治共识构建一种意识形态，进而在此基础上组建一个全球性联邦。在地球上的绝大多数地方，民族主义和宗教仍旧是强有力的政治“粉碎机”(political fragmenters)。将共产主义作为统一的全球意识形态的幻想也早已破灭。而资本主义是同无政府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业已得到历史的证明。因而，无政府状态必然是国际政治结构的决定性特征。

基于此，我们必须深入分析无政府状态的性质以充分理解它对国家安全问题造成的影响。选择了无政府状态并不等同于选择了不安全，而选择了世界政府(等级制)也不等同于选择了安全：对它们的选择仅仅意味着对不同类型安全问题的选择。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他国的武力威胁和侵略；无政府状态下的政治结构通常是寡头式的，即体系受数量相对较小的大国间关系的左右。在等级制下，问题主要产生于世界国家(world state)内部：其成员对权力的控制和分配等问题争吵不休，在罗马帝国和中国的“朝贡体系”下，诸如此类的情形并不鲜见。然而，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具有政治悲观性的概念。无政府状态的基本含义就是缺少一个政府，与贫穷和病态一样，它蕴涵着一种消极性的状态，这意味着缺少一些积极的价值或正常的属性(秩序、财富和健康)。人们通常将无政府状态看做是混乱和失序的同义语，这种看法无疑加强了人们对无政府状态的负面印象。对于无政府状态的这种普遍理解产生了一种误导性后果，即人们无法正确理解国际体系的运行方式与过程。

正如我们在导论中讨论的那样，当我们谈到国际体系时，我们应当在严格的意义上(即缺少一个中央政府)运用它吗？中央政府的缺失描述了一种结构状况，它鼓励国家间的竞争性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会出现混乱或失序。无政府状态与混乱之间的这种关联源自于霍布斯对人类自然状态的设想。[2]在霍布斯设想的状况下，由于个人存在着极度的脆弱性，无政府状态似乎很有可能导致混乱。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论述过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将个人和国家进行类比是很成问题的，因而对个人的假设并不应当被延伸至国家。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有可能导致混乱，也有可能不会导致混乱，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它并不必然导致混乱。同个人相比，国家具有以下特征：规模更大，存续时间更久，更容易防卫，自给自足程度更高，数量更少并且不甚机动。因而，同个人构成的无政府状态相比，由国家构成的无政府状态有更大的可能避免混乱状况。

进而，国际无政府结构并不能决定主权国家间关系的唯一特征(混乱)。相反，它仅仅决定了这种关系的一些基本政治特征(碎片化、竞争性)。在这些政治特征构成的架构下，可能出现或建构的国际关系模式和性质是多种多样的。在体系层次的安全分析中，核心要素之一便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种结构形式能够通过众多途径得以表现。这就意味着国际无政府状态本身并不是安全问题的实质。与其将国际无政府状态视为一个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我们不如将其视为产生安全问题的一种结构——这样将更为准确，也更有意义。既然它仅仅是一种结构，而不是问题本身，那么，对于不安全问题的解决而言，无政府状态的消除既非一个必要条件，也非一种理想的途径。事实上，由于它表现形式多样并且是经久存在的，无政府状态最好被视为一种架构，正是在这个架构下，我们试图寻求解决不安全问题的途径。

无政府状态为安全问题的解决设定了一种架构，在这种架构下，人们试图寻求解决安全问题的所有可能的途径和方式。尽管体系或许只有一种结构比如无政府结构，但是，我们却无法从这种结构中推断出安全关系的具体性质是什么。我们可以将“安全”和“不安全”视为一个谱系的两极，无政府状态并不能决定谱系上具体的安全状况，它仅仅是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谱系的两极(“安全”和“不安全”)都不在整个体系中居于主导位置(尽管也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极度的体系性不安全(extreme system-wide insecurity)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在大多数时候国家结构会保护大多数居民免遭霍布斯式的恐惧，这一点，我们在第一章中业已进行了探讨；同样，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极度的安全几乎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无政府状态导致的政治碎片化总是包含了这样的可能性，即一个行为体的行动会威胁另一个行为体的核心利益。绝对安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难以获得的——它也从未成为人类的理想生存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与“不安全”这两个极点之间存在着无数可能的结果。这个论断指出了问题所在：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安全结果？除了无政府结构外，国际体系中还存在哪些条件或生存特性提升或降低了安全水平？

如果我们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的话，那么这将占据本书余下的大多数篇幅，并且它要求我们参考大多数国际研究领域中的相关文献。在这里，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简要的回答，即如果不深入了解整个国际体系的运行机理和结构，我们将无法真正理解安全问题。本章旨在对数量众多的政治变量进行分析，由于地区安全问题亟待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我将用一章的篇幅专门对其进行论述。经济变量将在第六章中进行论述，而对军事变量的分析更是用了两章(第七章和第八章)的篇幅。

我们将对无政府状态与体系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以此作为下一步分析的基本出发点。沃尔兹认为体系是由单元、互动和结构组成的，这一界定为我们审视这种关系(即无政府状态与体系观念之间的关系。——译者注)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3]无政府状态是体系的结构要素，它告诉我们要素或单元(当涉及国家时)的排列方式以及它们如何处理彼此间的关系。它使我们认识到至少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单元，并且它们不承认存在任何居于其上的政府。它也使我们意识到，必须有足够的互动才能赋予体系观念以意义。因而，存在着类型不一的无政府体系，这也使得单元和互动的可能范围相当巨大。无政府体系可以由两个国家构成，也可以由200个或2000个国家构成。由两个国家构成的体系意味着构成体系的这两个国家几乎必定是大国；但是当国家的数量增加时，政治碎片化几乎同样必定反映了实力的非均衡分配。现今的体系是由不到200个国家构成的，但是最强大国家和最弱小国家在规模上的差距是多方面的。地缘多样性与历史趋向都表明，当国家数量众多时，实力是不可能均衡分布的——它很有可能导致若干强大国家和众多弱小国家并存。这就会对体系内安全关系的性质产生实质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文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

互动密度(intensity of interaction)是影响无政府状态安全效应的又一重要变量。体系存在所要求的互动水平或许是相当低的。[4]即使当互动的速度和规模受到交通和通讯工具的限制时，国际体系依旧会存续下去。威胁与脆弱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受到互动媒介的极大影响。较低的运输能力、有限的通讯范围以及缓慢而不稳定的通讯方式，所有这些都会限制贸易、投资与战争的可能性。在这种状况下，国家面临的战略环境将具有许多封闭特性，比如16世纪前存在于中国的文明中心与南亚、中东和欧洲的文明中心之间极其脆弱的联系。

试想：我们对比15世纪的世界与20世纪后期的世界就会发现，全球经济、社会和军事互动的密度经历了显著的提升。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互动方式史无前例地多样化了。互动密度的提升是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比如人口的增加，技术能力、组织能力与财政能力的提升以及人类互动意愿的增强等。密度的提升表明更多的人去做更多的事，这就意味着个人行为更有可能影响他者的生存状况。这种影响既有可能是有意的(广告、政治宣传、贸易、战争)，也有可能是无意的(交通事故、噪音、失业、文化帝国主义)；既有可能是积极的(贸易、知识)，也有可能是消极的(污染、经济萧条)。

在安全的诸领域中，互动密度的提升大多是可以衡量的。人类今天的军事能力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大国不仅可以使整个地球陷入冲突，而且它们可以施加的破坏能力足以灭绝整个人类。在政治领域，观念业已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许多问题在全球或准全球论坛上得以讨论，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司空见惯；工业民主制业已成为人类共同的发展目标，尽管会有不同的发展道路。[5]在经济领域，世界日益形成一个全球性的生产、贸易和金融市场，后者以极为高效的交通网络(海、陆、空)作为其流通系统，以世界性的电子通讯和数据处理网络为其中枢神经系统。在环境领域，人类行为导致的集体后果正在对地区环境和全球环境产生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命运休戚与共，它呼唤人类采取集体行动应对共同挑战。

正如实力在国家间不均衡分布一样，对于不同的国家，其互动密度也迥然各异。实力分布和互动密度都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布状况密切相关。然而，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差异：与实力分布状况相比，互动密度更具有囊括性，同时它也不像实力分布状况那样太过分散。多个权力中心意味着分散，同时它也会强化政治的碎片化。从字面上来看，互动密度关涉到那些将权力中心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和联系。除非发生巨大的全球灾难，否则，在可预见的将来，互动密度还将继续提升。

那么，对于无政府结构下的国际关系，不断提升的互动密度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这个问题指出了自由主义(以及最近的新自由主义)体系观的核心。[6]互动密度提升的首要政治影响就在于提升了国家在诸多领域的相互依存水平。在军事领域，一国的生存取决于其竞争对手面临的限制，在相互核威慑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在经济领域，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取决于其能否获得外部市场、资源以及融资渠道。在环境领域，环境状况日益取决于国家对其自身危害生态行为的限制。相互依存使得破坏国家间关系变得代价高昂。它也赋予国家一种“延伸”手段，通过它，国家可以影响彼此的行为。相互依存不可能减少冲突，相反，它还有可能增加冲突——它赋予了国家一个广泛的问题域，而在这些问题上，国家的利益及其所处环境都会有所不同。但是，当相互依存程度较高时，它将抑制国家诉诸武力的动机。诉诸武力不仅其本身代价高昂，而且其导致的后果更是难以承担。另外，对于许多相互依存问题而言，武力不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合适的”(well turned)途径。[7]

沿着这样的理路，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假如其他条件不变，互动密度的提升将降低军事安全的显要性，进而提升非军事因素在对外政策中的显要性。互动密度的提升将促使国家远离军事安全的逻辑即“照看好你自己!”进而日益遵循经济逻辑即“发挥你自己的优势!”[8]这样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典型的例证就是一些基础工业(钢铁、造船)日益从发达工业国家转移，后者转而生产电脑、飞机、汽车甚至军火这些居于国际生产分工顶端的产品。[9]我将在第六章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由于无政府结构只是整个国际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它是一个根本性的组成部分，它仅仅可以为我们提供安全分析的一个层面，这并不会令人感到惊讶。体系结构只是界定了安全问题的一般形式，它并不能决定安全问题的具体内容。从广义的体系观来看，无政府状态的安全影响受到两个因素的强有力干预，即碎片化模式与互动密度。有一种观点认为，无政府状态的安全影响取决于无政府状态的原初状况。这种观点遭到另一种观点的挑战，后者认为，通过对三个相对独立的变量的分析，我们或许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安全分析工具。这三个变量是国家的特征、实力分布的效应以及国际社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