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复合体

任何安全研究都不得不面对“无缝之网”(seamless web)这个问题，因为安全是一种关系性现象。既然安全是关系性的，那么，假若不了解安全相互依存的国际模式的话，我们将无法理解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因而，我们必须进行体系层次的分析，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做的那样。“无缝之网”的棘手之处就在于，它的逻辑要求我们采取一种复杂的、整体主义视角。如果单个国家的安全与所有国家的安全息息相关的话，那么，在了解所有的一切之前，我们将一无所知——这样的苛求几乎要使安全研究与现实脱节。

既然安全相互依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那么，要为安全研究确定可供操作的对象，既不泯灭其重要意义，又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唯一的出路就在于确定国际体系中不同的分析层次。对于任一分析层次而言，它们必须能够确定安全问题中那些经久性的、重要而独立的特征。所谓的“独立”并不是“与其他因素毫不相干”的意思，而是指那些即使没有其他行为体的影响也仍将存在下去的安全机理。比如，即使没有超级大国的背后支持，以色列和叙利亚也将成为军事竞争对手。对于我们理解整个安全问题而言，任何单一分析层次本身都是不充分的。只有对各个分析层次之间的关系进行审视，我们才能够理解每个分析层次的完整意义。

安全分析的上下两个层次是显而易见的：体系层次和国家层次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要知识，对此我们已经在第二章和第四章中进行了讨论。然而，地区层次的安全机理也同样重要，这一点经常为人所忽视。在地区这个中间层次上，人们只是拥有一些模糊的概念，比如地区均势、地区次体系以及一些粗略的媒体报道——这些媒体报道打着“地区”的旗号搜罗任何地区发生的、具有新闻价值的政治动荡。

地区安全模式的概念是如此薄弱，以至于一项关于南亚安全的研究(1984年)直截了当地指出，由一些国家组成的“地区”是一个“必要的武断概念”。[1]在我看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既包括实证案例又包括理论依据)拒绝这种学术上的“投降主义”。全面的安全分析要求我们尤其要探究地区层次的运行机理，正是它调节了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只有对地区层面加以正确理解，我们才能理解地区国家在彼此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大国与地区国家间关系的特征。

在安全的视域下，所谓“地区”就是指一个独立而重要的安全关系次体系：若干国家共存于这个次体系中，由于地理位置的相近，它们的命运彼此联系在一起。从历史上看，“地区体系”一直在考量欧洲均势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分量：欧洲过去是(现在仍是)一个地区体系，因为欧洲的权力关系以及“传导链条”将所有的欧洲国家联系在了一起。丹麦和意大利看起来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安全互动，但是，我们很轻易就会发现它们彼此陷入了相同的同盟和战争框架之中。地区安全次体系部分源于我们曾在第三章中探讨过的那种简单机制，即国家间的地理位置愈是接近，国家对彼此威胁的感知，尤其是对政治和军事威胁的感知就愈发深切。但是，由于欧洲国家逐渐主导了世界体系——事实上，它们直接占领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方，当考量国际关系的问题时，欧洲并不像其他地区那样对地区安全次体系有深切的感知。即便是后来发生了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这本来应当促使欧洲国家重新关注地区安全次体系，但是，这一切却被超级大国的全球竞争所掩盖了。

为地区次体系“正名”可以在体系和国家之间建立两个中间分析层次：一个是次体系本身，另一个则是各个次体系之间的关系模式。在传统的安全研究中，次体系观念的唯一来源就是那些关于地区均势的理念。但是，地区均势理念从未被证明“有所助益”，因为它仅仅局限于一个单一的维度——实力，这样一来，在大国竞争的逻辑背景下，地区均势理念就显得黯淡无光。尽管地区均势确实存在并且它构成了安全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它经常会被大国的全球竞争所左右。由于它们极易受到外部势力的影响，因而对于判断安全关系而言，较之中心区域均势在外围区域并非是一个可靠的衡量标准。

哈斯将“次体系”界定为国际体系的“任一子集”。[2]这个界定本身太过宽泛，因而并不能提供任何关于如何界定地区的有用借鉴。哈斯和布雷彻(Brecher)试图以宽泛的“地区”概念为基础，建构一个从属性次体系(subordinate subsystems)的分析框架。[3]基于相同的目标，拉西特(Russett)则将一体化作为切入点。[4]但是，以他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者和功能主义者却将注意力完全集中于为一体化寻求地区基础之上——这无疑是难以实现的。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坎托里(Cantori)和斯皮格尔(Spiegel)原先进行的研究，他们试图建构一个比较各个地区国际关系的分析框架。[5]他们探讨的许多问题正是我们现在所关注的，尤其是弥补国家与体系这两个分析层次之间的空缺。他们的研究在若干方面是很有启发性的，包括“地理位置接近”对界定地区的重要性以及“侵入性体系”(intrusive systems)在地区国际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尽管他们的研究不乏一些有价值的启发性内容，但是他们试图将地区置于国际关系的所有问题域之中的做法以及建构具体的比较政治框架的尝试，还是太过于复杂和繁琐——他们无法提出一个能为常人所理解和接受的地区概念。因而，上述这些尝试都无法给出一个广为接受的地区概念。重新审阅汤普森(Thompson)早期关于地区次体系的文献，我们就会遗憾地发现，任何理论框架甚至是描述性框架的建构都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6]

阿约伯(Ayoob)、布赞、里兹维(Rizvil)、利特尔和维夫等人最近的一些研究避开了上述难点，他们通过安全关系来界定地区[7]：同坎托里和斯皮格尔的“宏大”研究相比，这种方法的界限更为明确也更易于操作；同“一体化主义者”(integrationists)的研究相比，它又更关注地区关系的现实。与“权力”相比，安全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它可以将“权力”分析方法的许多洞见吸收进来。[8]

在界定地区安全时，除去实力对比关系之外，我们首要考虑的因素就是国家间的关系模式(友好还是敌对)。在我看来，所谓的“友好”既包括单纯的友谊关系，也包括对彼此提供保护或支持的预期；而所谓的“敌对”则是国家对彼此的疑虑和恐惧。除了“友好”和“敌对”之外，国家间的关系模式还包括“冷漠”和(或)“中立”——在这种情况下，要么根本谈不上“友好”和“敌对”，要么就是二者的混合，以至于我们无法将其简单地归为“友好”或“敌对”。均势理论的一种极端观点认为，国家间关系的“友好”或“敌对”完全取决于均势状况——国家随时根据实力分布状况调整自己的结盟对象。从历史经验看来，国家间“友好”或“敌对”关系的转换仅仅部分取决于均势状况；即便当它们完全取决于均势状况时，国家间关系模式的变化也要缓慢很多，而国家间实力对比状况的变化则要相对迅速得多。当它变成民族间的一种历史符号时，“敌对关系”尤其易于存续下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存在于希腊人与土耳其人之间、波兰人与俄罗斯人之间以及韩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敌对关系。因而，“友好”和“敌对”这两种关系模式应被视为安全问题中的“非常态”现象。

国家间的“友好”或“敌对”关系取决于众多因素，它显然无法通过简单地考察实力分布状况来加以预测。这些因素既包括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边界争端、民族问题、意识形态分歧；也包括长期存在的历史联系，有可能是积极的，也有可能是消极的，比如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关系、美国与英国的关系以及越南与中国的关系。通过引入“友好”或“敌对”的关系模式，我们可以从关系模式的视角清晰地审视不安全的特征，这要比单纯地依据均势状况要全面而准确的多。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将地区安全次体系视为“在特定地理区域中存在的‘友好’或‘敌对’的关系模式”。我将地区安全次体系称为“安全复合体”。安全复合体是指这样一群国家，它们首要的安全需求彼此联结在一起以至于其国家安全不能被孤立地加以审视。[9]这个定义既可以体现区域内的安全特征，又能够突出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密度，进而将特定区域与其他区域区分开来。安全复合体强调彼此竞争的国家间存在的相互依存与共同利益。

一方面，“安全复合体”的概念仅仅是一个分析工具。它仿佛就是一个“聚光镜”，透过它我们可以将注意力更清晰地集中到地区层次的分析上。它可以使相对独立的地区安全机理从地方和体系中凸显出来。它有利于我们界定特定地区的构造，并且为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安全研究提供了分析语言和框架。

另一方面，“安全复合体”的概念又不仅仅局限于“任一子集”这样宽泛而随意的界定。安全复合体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它有着特定的历史和地缘政治根基。从理论上讲，国家和体系都可以造就安全复合体。从国家层次看来，安全复合体就是国家间互动的产物。它表明了国家对自身环境的忧虑同军事政治威胁密度之间的互动，以及为国家所感知的范围的有限性。由于威胁的强度与距离的远近成反比，因此，对于国家而言，与其邻国的安全互动往往最具优先性。从体系层次看来，安全复合体就是无政府状态与地理状况的互动结果。在无政府状态的政治结构下，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安全困境”的难题；然而，安全相互依存的“无缝之网”却会受到地理因素的强有力影响。除非交通运输能力的分布状况极不均衡，否则所有的国家都不得不首先陷入与其邻国的紧密联系之中。这样一来，安全复合体可以被视为无政府国际体系的特有产物。它们代表了一种经久存在但非永久存在的体系模式。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体系中存在着若干安全相互依存程度极高的区域。

将安全复合体置于实证层面考虑不免有“物化”(reification)(把抽象东西当成了物体)之嫌。但是，有一点十分重要，即安全复合体在一定意义上是“现实存在的”。安全复合体能够调节大国与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正是安全复合体的现实性解释了这种调节作用。安全复合体的现实性不仅仅取决于自觉的次体系观念的存在，它更多地基于国家间的友好、敌对或冷漠的关系模式之上。与均势一样，不论其是否得到置身其中的行为体的承认或认可，安全复合体都能够独立存在并发挥作用。行为体无疑会意识到它们面临的特定威胁——假如它们意识不到的话，那么，整个关于安全复合体的理念就将不复存在。但是，它们或许并不能意识到自己也构成了安全复合体的一个组成部分。通常情况下，对于他国给自己造成的威胁，国家总是会有深切的体会；但是，它们却意识不到自己对他国所构成的威胁。“认知”问题造成均势模式与次体系模式之间的骤然分野：前者并不要求行为体意识到那些影响其行为的关系模式，而后者却将这种意识作为“次体系”概念的应有之义。[10]尽管对安全复合体以及均势的认知并不是它们(即安全复合体和均势)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行为体有这种认知的话，那么，它就将对行为体决策的制定产生影响——这会使得行为体意识到，在特定的政策问题之下，还存在着一个大的关系性背景。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特定的友好/敌对关系主导着国家对彼此相互依存的认知，这就使得以严谨的科学术语界定安全复合体的努力变得复杂化了。通过观察国家的恐惧是如何塑造了其外交政策和军事行为，我们可以十分轻易地洞悉单个国家的安全忧虑。巴基斯坦将其大部分军队部署在印巴边界，而不是中巴边界、巴阿(阿富汗)边界或巴伊(伊朗)边界。泰国尤为警惕的是来自越南的威胁，对于其他邻国，它倒是放心得多。同样，希腊更多的是担心来自土耳其的威胁。但是，这些特定的友好/敌对关系能否构成一个“总的”关系模式？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又如何去判断这种“总的”关系模式？在“总的”关系模式中，我们能找到一个互动的“中心交集”(concentration)吗？在何种程度上，这种“中心交集”足以构成一个安全复合体？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或许仍旧充满了争议。在地区层次的分析中，“无缝之网”的问题显得尤为尖锐。

在界定安全复合体的过程中，我们将不得不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判断不同国家间安全相互依存的相对强度。在一些国家之间，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安全相互依存的强度很高；而在另一些国家之间，比如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安全相互依存的强度很弱。在有些国家之间，安全相互依存的效应是积极的，比如瑞典和芬兰之间的“中立国家相互援助”关系；而在另一些国家之间，安全相互依存的效应则是消极的，比如伊朗、伊拉克和沙特之间存在的三角竞争关系。一般而言，安全相互依存发生于同一地区的国家之间，但是当大国卷入地区事务时，地区的所有国家就有可能联结在一起以应对共同威胁。冷战时期西欧国家团结一致面对超级大国的竞争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经典例证。[11]有一些地区的安全相互依存度很低，这种情况通常都发生在两个高互动密度区域之间的“节点上”(nodes)。缅甸就是个例子——它正好处于南亚区域和东南亚区域之间的“节点上”。

在安全相互依存的“无缝之网”中，我们可以发现强度不一的友好/敌对关系模式。在安全复合体中，国家间存在着高密度的安全关系，这种安全关系具有“内向性”的特征，换言之，国家与安全复合体之外的国家的安全互动相对较弱。安全相互依存主要集中在安全复合体内的国家之间。因而，我们将以对(安全复合体中)国家间安全认知和安全互动的相对冷漠来界定安全复合体之间的边界。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存在着高强度的不安全互动关系，这就清晰地表明它们共存于一个安全复合体之中；而伊朗与巴基斯坦以及缅甸与其邻国之间安全关系的稀疏则表明，不同安全复合体之间存在着特定的边界。安全复合体存在的证据同样见于战争形式(patterns of war)之中。例如，在南亚发生的几次大规模战争并没有对东南亚或海湾地区产生影响。反过来讲，在东南亚和海湾地区发生的若干次大规模战争也没对南亚地区造成太大影响。不受邻近地区剧变的影响，这不仅清楚地表明南亚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安全关系“焦点”，而且表明在这个区域中存在着三个不同的安全复合体。

界定一个安全复合体存在的首要条件往往是在两个或更多主要国家之间存在着高强度的相互威胁或恐惧。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国家都是邻国，除非它们是世界级的大国。从理论上讲，高水平的信任和友谊也能将国家联结在一起，典型的例子就是东盟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安全相互依存既有可能带来积极性后果，也有可能导致消极性后果，尽管完全积极或完全消极性的安全复合体十分罕见。欧洲或许正在向着完全积极性的安全复合体迈进，但是，如果欧洲共同体继续其政治整合进程的话，那么，它就将超越无政府次体系的政治结构而迈入一个半国家性质的“灰色地带”。换言之，欧共体作为一个统一的行为体，其面临的主要压力源于外部而不再源于其内部的无政府结构。[12]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次地区组织(sub-regional organizations)的存在划定了地区内部竞争的阵营，典型的例子就是东盟(ASEAN)、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和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SADCC)。[13]在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主要受印巴竞争的左右；在海湾地区，伊朗、伊拉克和沙特之间的三角竞争关系决定了地区安全复合体的轮廓；而在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则是由东盟与越南之间的竞争关系决定的——这种状况至少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通过观察国家间的安全话语(security rhetoric)、军事部署以及冲突记录，我们就可以了解特定区域内安全互动的特殊性。

之所以将“相互性”(mutuality)作为界定安全复合体的一个标准，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避免这样一个问题，即存在于两个主要地区国家之间的不对称的安全联系。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印关系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14]中国不仅是印度的主要安全威胁，也是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主要安全威胁——甚至有可能是首要的安全威胁。中国的军事力量与印度和越南两国的人口中心相距不远，并且中国曾经同这两国发生过激烈的(小规模的)边界战争。这就表明，在中国与上述两国之间存在着高强度的不安全关系，甚至有可能是高强度的安全复合体。但是，这种安全复合体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安全关系的不平衡性。对于中国而言，印度和越南都是相对较小的安全威胁——中国主要的安全威胁源于超级大国。印度和越南的军事力量离中国的核心区域距离较远，因而对中国利益造成的威胁并不大。

这种状况典型地表明在低级安全复合体(lower-level security complex)和高级安全复合体(higher-level security complex)之间存在着界限。低级安全复合体是由地区内国家构成的，后者的力量范围一般不会超出其临近地区。对于相邻国家间存在的相对独立的地区安全机理而言，力量的约束(constraint on power)是一个核心要素。与之相反，高级安全复合体则是由大国构成的：比如像苏联和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它们可以轻易地将自身的力量投放到其邻近区域之外；或者像中国和苏联这样的大国，它们的力量足以使其将自身的力量投放到若干区域之中，况且，它们自身庞大的规模往往就构成了一个大的“地区环境”。高级安全复合体界定了体系分析层次和全球分析层次。当我们把不同层次的安全分析(国内层次、地区层次、超地区层次以及全球层次)综合起来时，低级安全复合体和高级安全复合体之间的区分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低级安全复合体和高级安全复合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实力落差，因而我们可以推断，高级安全复合体对低级安全复合体的不平等干预会成为体系的常态。这样一来，问题的焦点就不再是安全复合体的边界之争，而是地区安全机理面临外部压力时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独立性。例如，同南亚地区相比，东南亚地区内部的安全机理不得不更多地承受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安全复合体理念的优势之一就是便于我们洞悉地区内部的安全机理以及它如何面对并影响了外部干预。

由于安全复合体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地理实体，因而它们常常也将众多小国囊括在内。与其邻国相比，这些小国的实力相对弱小，因而它们对安全复合体结构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些小国自身的安全同大国的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只有当它们变换与大国的结盟关系时，它们才有可能对大国造成威胁。在海湾地区，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和阿联酋扮演的正是这样的角色；在南亚，孟加拉国、不丹、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也处于相似的境况中：或是出于地理的原因，或是由于文化的联系，它们几乎都与印度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地区安全机理中，有些小国或许可以扮演“缓冲国”的角色，典型的例子包括瑞士、比利时、柬埔寨、约旦、科威特以及1976年前的黎巴嫩。

如上所述，有些国家正好处于两个安全复合体的结合部上。在两种相对独立的安全机理中间，它们显得超然于事外。在这方面，缅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子，它正好处在南亚和东南亚这两个安全复合体之间。同样，土耳其处于欧洲和中东之间；阿富汗处于南亚和中东之间；毛里塔尼亚、苏丹以及其他撒哈拉国家则处于中东与黑非洲之间。这些国家或许相对超脱于某一个安全复合体的安全机理之外，典型的例子就是缅甸，或者同时面对不同安全复合体的安全机理，比如土耳其、阿富汗以及位于萨赫勒地区的国家。这些国家中还存在着一种变种，即那些处于低级安全复合体与高级安全复合体之间的国家。冷战期间，芬兰、瑞典、奥地利和南斯拉夫就在苏联帝国和西欧之间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尼泊尔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也扮演着此种角色。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是否应在界定安全复合体时引入文化和种族因素呢？共同的文化和种族特征有可能导致各个国家彼此更加亲近，并且使得相互“介入”彼此的安全事务变得合法化。例如，K.萨布拉曼亚曾将南亚地区称为“文化区域”，而这个“文化区域”同南亚安全复合体是相重合的。[15]同样，我们不难发现，阿拉伯、拉丁美洲以及伊斯兰的文化因素促进并使特定国家间的安全相互依存合法化了。同样，在传统的欧洲历史分析中，种族—文化分析一直占有重要分量——它强调拉丁—基督教因素在界定国家共同体中的作用。

文化—种族因素的影响在中东地区尤为明显。中东地区的范围很广，它囊括了从摩洛哥到阿曼、从叙利亚到索马里的广大区域。在中东，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的理想以及作为一种跨国性政治力量的伊斯兰教共同塑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地区政治舞台。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都弱化了中东国家的认同，并且使高度的安全相互依存合法化。[16]它们不仅为中东国家带来了建立地区组织的冲动(比如阿拉伯国家联盟、海湾合作理事会、阿拉伯合作理事会、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马格里布联盟)，甚至促进了国家间的合并(尽管绝大多数并不是很成功)。它们也是界定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与非阿拉伯国家间冲突的主线——中东地区共有三个非阿拉伯国家，即以色列、伊朗和埃塞俄比亚，其中两个是非伊斯兰国家，另一个则是伊斯兰世界的首要分裂者。在界定安全复合体的类型和结构过程中，文化和种族因素无疑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尽管它们并非首要的考虑因素，仅次于安全认识模式的重要性，而安全认知是界定安全复合体的首要因素。

即便如此，在现实世界中，安全相互依存程度是否足以构成区分不同安全复合体的边界仍旧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衡量实力或社会—政治凝聚力相比，对友好/敌对关系的衡量甚至更难精确，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主要特征是一目了然的，即便没有经过科学的比较。如上所述，安全复合体是无政府结构的自然产物。假如其他条件相同，人们可以设想某种安全复合体模式将覆盖整个国际体系。有时这种状况一目了然，比如在南亚。但是，其他条件当然并不总是一致，因而，我们有时候甚至很难确定安全复合体的存在，有时候并不清楚安全复合体间的边界所在。

有两个一般性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安全复合体难以界定。原因之一就在于，在某些区域中，区域国家太过弱小以至于它们无法将其实力投送到其疆界之外。这些国家的安全忧虑主要源自国内，在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充分”的安全互动，以至于无法造就一个地区“复合体”。非洲的某些地区以及太平洋的某些小岛国就呈现出这样的情形。太平洋的这些小岛国非常弱小，并且它们彼此被广袤的水域所隔开。

第二个原因则要复杂得多。它主要涉及这样一种情形，即外部大国的实力非常强大，以至于它可以压制区域国家间正常的安全互动。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覆盖效应”(overlay)。这通常都伴随着施行干预的大国在“重合”地区(overlain area)囤积大量武装力量，这与大国对地区安全复合体的一般干预是截然不同的。外部干预一般会强化地区的安全机理：“覆盖效应”使得地区的安全机理日益从属于大国竞争，更有甚者，它们甚至会被大国竞争所抹杀。典型的例子包括欧洲国家在殖民主义时期对殖民地国家的主导以及二战结束后欧洲安全机理为超级大国的竞争所淹没。[17]在“覆盖效应”下，人们很难清晰地把握地区安全机理的运行状况，进而无法界定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存在。[18]人们所知道的仅仅是大国干预前地区安全机理的状况。既然“覆盖”通常是一种转换性政治进程(transforming political experience)，人们只能揣测在“覆盖”介入之前的地区安全机理。当殖民主义的“覆盖效应”烟消云散后，它留下了100多个现在属于第三世界的主权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当欧洲几大强国的“覆盖”分崩离析后，不同于1945年前的新安全机理正在显现。欧洲安全复合体在21世纪将呈现何种特征是当前值得深思的一个大问题。[19]

三个极不相同的情形可以解释为什么确定现实存在的安全复合体的边界如此困难。第一个情形在于两个安全复合体间的边界消融于地区安全机理模式的剧烈变动中。这一点将在下面深入讨论。第二个情形涉及级别不一的安全复合体相互毗邻时出现的不平衡的安全相互依存。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中国与印度和越南的关系，他们的边界可能存在重要的安全关系。这并不是要忽视或低估这些安全关系，而是表明，它们牵涉到体系层次上高级安全复合体与特定区域的低级安全复合体之间的互动。那么，问题就在于两个层次安全机理的相对自主性和互动。换句话说，当安全分析的所有层次(从国内到全球)都被拼成一幅完整的图景时，安全图景便一目了然了。

第三种困难源于这种情形，即在一群可被视作单一安全复合体的国家中，存在着两个或更多的安全相互依存的节点。在这里，拥有两个主要国家和一种敌对局面的南亚便是绝佳的例子。在由九个国家构成的东南亚地区(其中还包括四个较大国家)，情况则更复杂些，但它无疑也符合这一状况，因为地区内存在着两极化的对立。[20]中东共由24个国家构成，它独立构成一个安全复合体并且囊括了三个或四个次级安全复合体——每个次级安全复合体在中东安全复合体下都有其独特的机理。三个主要的次级安全复合体分别集中于海湾地区，以伊朗、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为中心，非洲之角地区，以埃塞俄比亚、苏丹和索马里为中心，以及东地中海地区，以以色列、叙利亚和埃及为中心。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利比亚间的马格里布联盟则构成一种更为模糊的竞争节点(node of rivalry)。所有这些节点都有其独特的机理，但它们边界的相互交错，确证了一个主要的地区单位的存在。叙利亚因和伊朗建立的反伊拉克同盟进入了海湾次级安全复合体，埃及也因支持伊拉克对抗伊朗，成为当中的一分子。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对非洲之角有浓厚的兴趣。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或多或少参与了反以色列的活动，后者则以挑起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间的纷争作为“回报”。阿拉伯联盟提供了一个将各次级安全复合体事务相联结、并且有助于把中东安全事务同亚洲、欧洲和中非事务区分开的合法平台。

一种相似的复杂性盛行于欧洲。这里，数量上超过24个的国家散落在多个截然不同的次级区域，如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和巴尔干地区。迄今为止，欧洲的地区安全分析依然困难重重，原因就在于地区安全机理因“覆盖效应”的存在而模糊不清。唯一清楚的是，过去40多年来超级大国对抗的威胁遮盖了出自欧洲内部的威胁，赋予了欧洲独特的地位。虽然地理位置不同，瑞典和西班牙及爱尔兰、意大利都面临共同的威胁，即来自苏联的威胁——欧洲有可能在一场抵抗苏联进攻的战争中被摧毁。和中东安全复合体一样，欧洲也有一些棘手的边界问题。中东和非洲一衣带水，欧洲则与苏联咫尺之遥。政治从来都不是那么井然有序。

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议反映着现实世界的模糊不清。对总体安全分析至关重要的是将地区安全机理与全球层次安全机理和国家层次安全机理相互联系起来。在我看来，尽管地区安全复合体是一个富有争议的概念，但更大的问题则在于并不存在一个地区安全机理的系统性概念。显然，在无政府状态结构下的国际体系中，强有力的地区安全机理几乎总是存在的。一旦这一点被接受并被纳入安全分析之中，那么，关于在无缝之网中边界位置的争论将很有可能平息下来。只要争论立场背后的逻辑清晰，争论并不会危害对安全复合体的界定。

一旦地区层次确立，那么一种包含了所有层次的全面的分析框架便能勾勒出来。最底部是单个国家的国内安全环境。它对于理解相关国家的内部特征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弱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一般不够稳定，其脆弱性显而易见，因而它们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安全问题。接着是地区安全复合体层次。人们会认为这些安全复合体内部的安全关系相对密切，而它们彼此之间(即各个安全复合体之间。——译者注)的关系则相对疏远。但有时候，重大的互动会把一个安全复合体和其他安全复合体联结在一起。因此，安全复合体之间的关系也构成了框架的一层，而且如果安全复合体的模式正经历着重大变化，这一关系将变得非常重要。在顶端，人们可以看到更高层次的或者强国的安全复合体。正如前面所述，这些复合体界定了体系层次。可以想见超级大国间的安全关系将是很紧密的，而且会不同程度地渗入地区安全复合体的事务中。这一框架的分析方法是首先理解每个层次不同的安全机理，然后再审视各个层次之间的互动模式。(参见图5.1)

最后一个影响安全复合体定义的因素是经济因素的作用。在寻找组成安全复合体的国家的形态时，人们首要关注的是其军事、政治和社会维度。原因在于这些领域与国家形态定义的威胁模式和友好/敌对模式最为相关。但是，经济联系不像军事和政治联系那样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因而，经济安全问题很可能有着与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大相径庭的运行机理。例如，在1914年的欧洲安全复合体中，主要的军事竞争关系伴随着广泛的贸易联系。但在20世纪的超级大国竞争中，伴随着军事上高度相互依存的是低层次的经济交换。这种现象也盛行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地区。在这些地区，政治和军事的相互依存相当强，而地区内部经济相互依存水平则非常之低。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的经济安全的首要关注并非源于安全复合体内的其他国家。当然，也存在某些例外，例如欧洲和北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结成了紧密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系。在南非安全复合体中，控制值得经营的铁路就为政治竞争所定义的框架中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经济维度。

无论是决定各国在安全复合体中的实力，还是在决定其内部的稳定性和凝聚力上，经济因素都发挥着作用。正如美国和海湾石油生产国之间的关系所显示的那样，经济因素在激发外部利益作用于地区安全复合体的模式方面可能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也能影响地区一体化的前景，并影响既有安全复合体的发展方向。例如，与西欧相比，南亚经济合作的前景就比较暗淡，因为南亚国家经济结构的相似性决定了它们之间竞争性大于互补性。所以，对安全复合体的分析必须纳入经济因素的考量，但我们此处所使用的框架往往并不适用于对经济安全本身的分析。[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