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的进程与后果

安全复合体不是沃尔兹意义上的国际体系结构的组成部分。[29]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体系相比，它们不过是另一种作用—反作用现象，同军备竞赛和贸易战等循环出现的现象并无二异。在沃尔兹的框架里，此种现象仅构成单位层次分析的一部分。为了把它和单位特征本身的解释区分开来，我把这一“作用—反作用”现象界定为一种生成过程。[30]然而，将安全复合体视为一种次级体系——微型的无政府状态——这一视角就其本身而言仍是有效的。同整个体系相比，它们有其自身的结构。既然安全复合体是整个体系持久而非永恒的特征，那么，一种有益的方式便是将其视为拥有自身结构和互动模式的次级体系，借此我们便可以确认和评估地区安全模式的变化。

在所有关于变化的讨论中，人们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辨别孰轻孰重。变化无处不在且经久不息，即便如此，人们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某些东西是长期稳定的。[31]例如，南亚安全复合体的两极结构已经维持了近40年，其持久性基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南亚次大陆的首要地位：双方一直视对方为主要对手，没有任何内部发展或外部干预足以打破这一模式。在这种意义上，尽管次大陆内外的变化无处不在，但其结构却保持原封不动。内部的变化，包括巴基斯坦的分裂，并没有改变基本的关系模式。外部变化更多的是强化而非削弱了现存的两极模式。东南亚和中东更复杂的内部结构彰显了更多的灵活性，尤其是其敌对/友好模式，虽然这并未改变他们的外部边界。

图5.1　第三世界的安全复合体

人们可以运用“基本结构”(essential structure)概念作为衡量一个安全复合体的重大变化的标准。一个安全复合体的基本结构有两个关键组成要素，其一是敌对/友好关系的模式，其二是实力在主要国家间的分配状况。任何一方面的重要变动通常都会导致对安全复合体的重新界定。这一方法使人们可以对地区安全进行动态和静态的分析。假如安全复合体有其特定结构的话，那么人们便可以探寻这种结构性变化的过程及其后果。

当我们从实力对比角度分析安全复合体时，其逻辑与体系分析方法大致是相同的。但与体系分析不同的是，次级体系权力转移的原因既有可能出自内部也可能源于外部。内部因素引发的权力转移可能以多种形式出现。行为体可能会分裂，如1971年的巴基斯坦和一战后的奥匈帝国；或者是统一，如19世纪的德国和意大利。这类事件势必给安全复合体的基本结构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在南亚，印度吞并果阿(Goa)和锡金这样的小国，并不能实质性地触动南亚次大陆的实力对比格局。孟加拉的独立倒是一个意义深远的事件，乍看起来，这使力量天平向印度倾斜，撬动了复合体的两极结构。然而，尽管失去孟加拉的确在政治上削弱了巴基斯坦，但这并未影响到它的军事力量，巴国领袖很快扭转了似乎不得不屈从印度霸权的态势。在某些方面，孟加拉的分离卸下了巴基斯坦的一个战略包袱，并使它处于更有利的军事战略位置。尽管面临诸多困难，巴基斯坦依然保持着足以支撑两极体系的力量和意志。只有当孟加拉的分离被证明是巴基斯坦更复杂的“巴尔干化”进程的第一阶段时，1971年的事变才能被视为南亚复合体一场大转型的开始。

行为体发展速度的不同也会导致权力转移。日本崛起为亚洲首强是因为它比其邻国更快地迈向现代化，同时伊朗的沙阿很明显也对他自己的国家怀有相似的希望。抛开发展速度的差异，各国配置本国既有资源的方式也会引起权力转移。将主要资源从投资和民用消费转向军事支出也会产生权力转移，印度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在经历了1962年中印战争的耻辱失败后，印度将其军事预算翻了一番。但这两种差异都没有侵蚀南亚的基本结构。印巴两国发展速度不相上下，同时印度没有充分发挥自身的规模优势，巴基斯坦则显示了敢于承受不平衡的、更沉重的军事压力的决心。[32]新军事技术的引入给这一问题带来了一点变数。如核导弹这般威力强大的攻击武器的获得能立刻改变对力量和威胁的认知，甚至很可能导致重新界定安全复合体。例如，印度在迈向核国家道路上的重大突破能改变它和中国的安全关系。如果巴基斯坦卷入中东复合体的核关系，这便会重构南亚和地中海地区的安全关系模式。

外部因素引发的权力转移同样种类繁多。外部行为主体改变地区复合体结构的方式有两种：如果它们与复合体中的国家相毗邻，它们就会加入复合体；如果它们与复合体中的国家相毗邻或同为一个更高层次复合体的成员，那么它们也可以和复合体成员结盟。新行为体加入复合体通常需要对多个复合体进行重新定义，尽管这种情形并不多见。小国家的活动对基本结构无足轻重，联结一个地区复合体的历史和地缘纽带并不容易切断。在南亚，人们可以设想印度凌驾于巴基斯坦之上，并且将影响扩散到海湾地区，或者是某些海湾国家和巴基斯坦建立紧密联系，将海湾和南亚的安全机制绞结为一个扩大的新复合体这两种场景。但是这些可能性的发展都尚不足以颠覆南亚和西南亚的既定模式。

除了实际加入，外部行为体仍有许多方式冲击地区的实力对比格局，从而重新定义复合体。他们能通过武器供应或提供军事力量来直接加强地区国家的实力。武器供应是大国干预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安全复合体的典型工具。苏联为古巴、叙利亚、印度和越南提供武器，而美国则将以色列、巴基斯坦、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列入其军援名单。军队直接介入的情况较为罕见，但美国人在越南、苏联人在埃及和阿富汗却留下了这方面的记录。通过经济援助，外部力量能改变该地区各方的发展速度。美国和日本对韩国的支持也许是这一方法最成功的例子。在外部渗透的初期，新支持者的出现很可能是影响地区复合体状况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后，外部行为主体的隐退也能影响地区平衡，如美国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巴基斯坦支持的减弱以及1973年从越南的撤军。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外部力量可以直接凌驾于整个复合体之上，从而完全颠覆地区的权力运行模式。

一个安全复合体内的实力对比决定了结盟的可能性，敌对/友好模式则形塑了地区内部关系的总特征。敌对模式的转变既可能源于既有争议的解决，也可能由于新争议的出现。在两极化的南亚，只存在一种主要争端，因而，唯有印度和巴基斯坦间的争端以某种形式得以解决，否则既有的敌对模式就很难改变。要么双方都厌倦了旷日持久的对抗，并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协议，正如法国和德国、埃及和以色列所做的那样；要么是其中一方(极可能是印度)，能在某方面慑服另一方，从而有效地赢得对抗胜利。如果一个复合体的改变是因为某个成员的分裂或统一，那势必会出现一种新的敌对/友好模式。这种可能性在南亚依旧存在，因为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有内部分裂的潜在危机。

在拥有三个或更多力量中心的复合体中，如中东复合体中的一些次级复合体，敌对模式变化的可能性更大。如埃及和以色列那样的重要双边冲突，能在基本上不改变总体模式(阿以对抗)的前提下而得以解决。同样，新冲突有可能取代旧冲突。例如，伊拉克的矛头所向游移于叙利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

通常，较之敌对模式，外部行为体对地区复合体内实力对比的影响更大些。大国干预东南亚、南亚和中东等复合体的历史便是明证。外部行为体往往或明或暗地趋于和地区内的敌对模式相一致，这似乎成了一条法则。既然外部行为体往往致力于谋求一己之利，那么，迎合地区敌对模式便是渗入地区安全复合体最容易的方式。地区国家，如巴基斯坦，常常寻求外部势力对地区对抗的干预。除非干预模式是有高度倾向性的，竞争性的外部势力一般会更强化而不是改变现存的地区敌对模式。他们可能试图充当地区争端的仲裁者，比如苏联在南亚、美国在中东以及它们在柬埔寨的所作所为。但是，外部势力在培育地区合作方面却乏善可陈，特别是当外部势力各怀鬼胎时。正如坎托里和施皮格尔注意到的：“一般说来，干预力量的经验是，激化一个次级体系内成员间的冲突比推动它们进行合作更为容易。”[33]

这一规则也有一个大例外，即外部势力直接“覆盖”地区复合体的情形。有证据表明，当外部行动者强制对相关国家施以压力时，它们显然是期望改变地区的敌对模式。美国人在以色列和埃及实现和平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就是一个小例子。除了殖民时期之外，最重要的例证就是二战后美苏对抗模式对欧洲安全复合体的全方位“覆盖”。40多年来，超级大国的直接存在有效地压制了先前既有的地区敌对模式。当然，希腊和土耳其的持续对抗是个例外。而且80年代后超级大国的“覆盖效应”开始消散，长期被压制的东欧和中欧的争端卷土重来。然而，“覆盖”的过程需要特殊的历史环境，而且有了痛苦、代价高昂的教训后，两个超级大国在国际舞台上都谨小慎微。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冲突中，即使苏美两国转换立场，但冲突依旧，这一事实显示了外部势力对地区敌对模式影响的有限性。外部势力改变敌对模式的唯一方式是加入复合体。但这又会陷入与影响实力对比相同的逻辑。虽然外部势力有可能通过操纵地区国家政权更替的方式来影响地区敌对模式，但这一方式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甚至政权革命也不一定会导致地区安全认知基本模式的变化，即便那些认知的修辞术和表达方式都已改头换面(伊朗便是最近的例子)。诚然，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内政的干预是战后最显著的特征，但超级大国们更关心第三世界在东西方对抗中的立场，而不是第三世界的内部关系。

任何既定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内外变化通常都纷繁复杂。实力对比变动不居，甚至敌对/友好模式偶尔也会发生更迭。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的变化是维持基本结构还是推动它趋向于某种转型？我们可以通过四种概括性的结构选择来评估变化对安全复合体的影响，即维持现状、内部转型、外部转型和覆盖。

“维持现状”意指地区复合体的基本结构——其实力对比状况和敌对模式——基本保持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它意味着已发生的变化总体趋向于维持既有基本结构，或者至少没有严重破坏既有基本结构。南亚是地区复合体维持现状的绝佳例子。当英帝国规则覆盖下的一个联合体裂变为一大堆新独立国家时，这一复合体便突然诞生了。从那时起，一系列战争显示了复合体基本结构的连续性。没有一次战争有足够的决定性或毁坏性摧毁一方的力量或使双方确信对抗得不偿失。因此，南亚次大陆的战争强化了而非终结了两极权力结构。

少数强大的外部势力对复合体施加了影响，但它们的影响汇聚起来，又成为现存结构的支撑力量。当然，外部支持是否成为现状的重要依靠尚可以商榷。如果次大陆是自主、独立的区域，那么印度更强的实力和巴基斯坦政治的脆弱性早就改变了复合体的基本结构。但凭借美国、中国和部分中东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支持，巴基斯坦在和强邻的原本毫无希望的对抗中屹立不倒。巴基斯坦的核武器计划显然致力于创建一个更强劲的平衡装置。如果复合体的基本结构更多依赖外部资源，而不是内部力量，那么结构的持久性就将系于次大陆之外国家的持续卷入。

当一个地区复合体的基本结构在其既定范围内发生变化时，内部转型便发生了。实力对比的决定性变化或敌对模式的重大更迭都会引起这种变化。例如，19世纪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构成了欧洲安全复合体的一场内部转型。东南亚复合体中东盟的巩固亦是如此。东盟不仅急剧降低了成员国间的威胁认知，也为建立东盟与(越南主导的)印度支那地区之间的两极化联盟铺平了道路。作为一个犹太国家的以色列的消亡将意味着阿拉伯—以色列次级复合体和整个中东复合体的一场内部转型。同样，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消亡也将标志着南部非洲复合体的内部转型。[34]去殖民化进程没有为各新生国家勾勒出明确的边界，拉丁美洲便是如此。旷日持久的内部转型也是复合体构建过程的一部分。

与整个国际体系内的变动一样，复合体内实力对比的变动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构性后果。无论复合体内一开始有多少力量中心，变动使之趋向更集中或更分散。一个极端的状况可能出现在一个单极或者霸权的复合体中，即单一的力量控制一群小的力量。北美复合体便具备这一特征；同样，假若巴基斯坦发生瓦解或失去外部支持，南亚复合体也将如此。当一个复合体演变为单极结构，主导力量很可能采用更宽泛的安全视角，这可能很快会影响邻近地区的安全结构以及对邻近地区的干预模式。另一极端的状况是一种实力分散的格局，数个难分高下的力量为扩大影响力陷入鏖战。欧洲传统的均势格局以及时下中东复合体的权力结构，都呈现出这种多极模式。如果复合体的成员数量较多，三极(tripolar)格局就有望转变为两极或四极格局。主要行动者的数目越少，转型的影响就越大。力量中心从七个变为六个很可能无关紧要，但若是由三个变为两个，则影响深远。[35]

敌对模式的改变更难界定，主要是因为敌对/友好模式比实力对比更富于动态性。一个国家仅代表了力量的一极，但它可能(如伊拉克)是多重敌对关系的中心。南亚的敌对模式更简明，其中任何一种内部变化都会终结现有模式。但多极化程度很高的复合体，常常有所谓的敌对核心，如那些针对伊朗、越南、以色列和南非的敌对状态。敌对核心对于现状的界定至关重要。敌对模式的次级变动，如伊拉克和叙利亚，或利比亚和埃及，能在不破坏复合体基本模式的情况下发生。敌对核心的转变则会带来一场内部转型。

正如奥利·维夫指出，在任何特定的复合体内，都存在着一个显示不同关系状况的谱系，它是依据界定安全相互依存的敌对/友好程度勾画的。[36]谱系的两端分别是混乱无序和安全共同体。在混乱无序中，所有的关系都是敌对性的，每个行为体都是其他行为体的敌人。黎巴嫩便是这种境况的微观模型。比无序稍好的是瑞莫·瓦瑞内所说的“地区冲突形成”(regional conflict formation)[37]，在这里，冲突关系占主导，但友好模式也可能出现。东南亚和中东便是这一情形的典型代表。接下来是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称的“安全机制”(security regime)，即一群国家协力处理它们的争议，并依靠其自身的努力来缓解安全困境，避免战争。[38]典型的例子就是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无序的对立面是安全共同体，其中所有成员的争议都已得到妥善处理，以至于没有谁需要恐惧或防备其他成员的政治或军事攻击。[39]美国和加拿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欧洲共同体便是实例。安全共同体之外还有地区一体化，后者终结了无政府状态，因而使地区安全事务从国家和国际领域转入国内领域。

当一个复合体的基本结构被其自身边界的扩张或收缩改变时，外部转型便发生了。边界的轻微变动可能不会显著地影响基本结构。然而，主要国家的增加或减少，必定会剧烈地冲击实力对比和敌对/友好模式。在经历了旷日持久去殖民化进程的地方，像非洲和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随着新独立国家的加入，经受了多次外部转型。20世纪70年代前葡萄牙殖民地的独立是这一进程最后的高潮。

一旦安全复合体得以确立，外部转型将极为罕见；如果出现外部转型，这就意味着地区安全机理将发生重大变化。外部转型的当代版本至今还未问世。在这方面，中国走出了第一步，其次是步履迟疑的西欧和日本，他们都逐渐脱离超级大国的“覆盖”，开始挑战美苏两国的两极对抗格局，尽管在体系层面，更多的人宁愿将大国复合体的转型视为一种内部转型。三个区域存在外部转型的明显可能性，即南亚和海湾国家、南亚和中国以及大洋洲和东南亚之间。[40]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都与部分海湾国家有军事和宗教联系，而这些海湾国家也跨越了两个复合体的现有边界。这些联系纽带如果成长为反印度联盟，那么现有的边界将被瓦解，而一个全新的安全关系模式将浮出水面。同样，在不远的将来，中印对抗有成为轴心对抗的可能性，这尤其会给东南亚国家带来沉重负担。然而，这种情形能否实现，不仅牵涉到更高级别复合体，而且取决于其他主要大国的行动，尤其是日本。如果对人满为患的印度尼西亚扩张主义的恐惧支配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政策，那么，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传统安全边界将会崩溃。

覆盖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外部力量直接插手地区复合体，并且压制地区的安全机理。我们之前已经阐明，覆盖和大国干预地区安全复合体事务的常态进程大相径庭。覆盖的特征可能是帝国式的，例如，在欧洲殖民帝国统治的顶峰，现今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即被直接的政治和军事控制所“覆盖”。时过境迁，随着去殖民化运动的高涨，帝国式的覆盖已不合时宜。就连它曾经的实践者苏联，最后也不得不弃它而去。它已被更具自愿性的顺从形式取代，正如西欧和日本对美国的追随那样。[41]在这一安排下，覆盖采取了不对等的联盟形式。地区安全关注从属于主导力量的安全导向，这一导向也为主导力量在地区复合体的直接军事存在所强化。本地区国家之所以接受他们的从属地位，或是因为有共同的外部力量的威胁，或是因为它们忧虑本地区安全机理毫无约束的运作。两种原因在西欧都存在。

覆盖可能的结果是地区安全机理被压制，和(或)以融入外部势力的安全机理为代价，以求免受另一外部势力的侵害。因此，覆盖使欧洲40多年来得以摆脱主要由德国地位问题衍生的安全机理。但反过来，欧洲大陆也置自己于美苏对抗的前沿。北约的历史证明，西欧和美国对于它们同苏联的敌对状态的本质和目的经常莫衷一是。

在后殖民时代，几乎可以确信，覆盖需要特殊环境方能形成。欧洲和日本战后的情况提供了这样的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不仅造就了源自地区安全机理自残性运作的疲敝虚弱，也造就了美国和苏联在物质和政治上的主导地位。覆盖要可行，需要外部势力强大的军事优势和该地区国家接受外部力量存在的强烈意愿。它也需要外部势力确信自己的涉足是有利可图的。鉴于第三世界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第三世界国家在地理上大多疏远苏联、美国这两个力量中心，以及超级大国的相对衰落，“覆盖”在当今世界的普及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美国人付出了惨痛代价后才发现在越南的“覆盖”得不偿失。苏联人也在阿富汗学到了同样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