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安全与国家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经济安全概念用于国家也产生了与之被用于个人时出现的诸多相似问题。最为简单的方法是将安全界定为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如果经济安全的标准超过了这一点，就会引发一些复杂的问题，如降低脆弱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以及(从更长远看)国家加强和保持其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能力问题。

国家意义上的“人类基本需求”有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与个人相同，即国家需要有生存的必要手段。但与个人不同的是，假如其农业生产足以养活所有国民、资源供给能满足工业运转最基本的需要，那么，国家就可以有更多甚至所有维持生存的方法。像日本和埃及这样资源贫乏的国家的基本经济安全就不得不依赖于国际贸易，因而，它们的生存严重受制于外部环境。在这样的境况下，外部供应的中断将会严重威胁到国家的实力、福利乃至可能的政治稳定。明智的安全策略是保证供给的畅通(靠扩张来获取资源或致力于建立稳定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强化战略物资储备。[12]

第二个要素为国家所独有，因为它与国内经济的建设相关。个人的体质难以改变，但国家的“体质”则极具可塑性。国家的“健康”和生存只能依靠不断汲取国际体系中最先进和最成功的发展方略而不能故步自封。对于那些曾经的成功者而言，无力适应世界潮流意味着实力不断地削弱和脆弱性不断地增加。欧洲国家在16世纪后能够征服那些古老文明的关键是其国内经济政治绩效的提升。[13]同样的理由也可以解释中国和日本、朝鲜与韩国、北美和拉丁美洲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动。在保罗·肯尼迪作出的著名论断中，相对经济增长的水平是决定国际体系中国家间实力变动的主要因素，也是国家安全的关键变量。[14]

通过这些术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勾勒出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然而，当问题涉及要采用什么战略来实现经济安全时，诸多深刻的矛盾便出现了。问题很快回到了自由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由来已久的争论。自由主义者们倾向于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待经济体系。他们期望生产能力最大化，愿意以经济的脆弱性为代价以追求效率和丰裕。重商主义者则站在生产者的立场上，不惜牺牲想象中的效率来实现自力更生。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安全意味着市场相对不受阻碍地运转，这样一来，许多资源和发展问题自会迎刃而解。和计划经济相比，自由市场经济要求将众多经济事务从政治议程中撤出。在一个自由市场体系下，各国可通过商业贸易各取所需，因而也无需担心供给的约束问题。这样就会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推动各国避免以战争方式控制资源和市场。这也会加速资本、技术和思想在体系内的流动和传播，使得落后国家能够更快地赶上先进国家的发展步伐。自由主义者的基本预设就是：效率的全面提高带来的巨大收益足以弥补市场运转不可避免产生的不平等、市场失灵等问题。

重商主义者认为应优先考虑国家的安全利益，他们不能容忍市场的脆弱后果。重商主义者的中心论点是：即使自由主义者也无法否认军事安全的重要性，亚当·斯密一个被广被引用的观点就是防御比富裕更重要。国家对工业化的热情不仅仅有其经济理由，同时也是出于为其军事实力提供强大的财政、技术和生产基础的考虑。既然战争是解决问题的最终途径，自力更生的程度当然也是衡量军事实力的重要因素。在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的不确定环境里，一个不能掌握足够战争资源的国家便面临着致命的脆弱性。如森(Sen)所言，国家建设和维持现代工业也有其非经济因素的考虑，那就是建设一支现代化的武装力量。上述理由仍然没有考虑到如下事实：这样的工业可能是没有竞争力的，这种经济体系的运转可能会导致生产过剩，并引起国际经济中的贸易摩擦。[15]

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表明，至少有三条论证线索可以为重商主义者们所用。第一条是直接从军事安全的角度深入论证。这一论证的逻辑结果就是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统治下苏联这样的战争国家：它们都非常好斗，它们的整个经济几乎就是为了战争服务。在这种极端情况与最低限度的军事工业要求之间，存在着产生经济民族主义的广泛可能性。正如吉尔和劳所言，“军事—工业复合体既是一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坚力量，也是同国际流动资本展开竞争的主力军”。[16]通过将经济体系的主要部分置于国家机构控制下，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的有效联结便可得到暂时巩固。通过假设爆发长期全面包围战的可能性，人们进而认定，主要的制造业、天然生产业和农业领域必须实现相当程度的自给自足。在此基础上，从煤矿、农场、制鞋厂、造船厂到芯片和飞机的制造企业等所有缺乏竞争力的公司都有理由在国家安全的框架里为其自身利益诉求寻找位置，并获得保护。借由这种论证方式，对自由贸易的警惕演变为准重商主义的经济民族主义立场，经济逻辑不得不从属于军事安全的需求。

这种论证也许真的体现了军事上的考虑，但它也可能是某种伪装的经济政策的工具。卢西亚尼断定：

很多拓展经济安全内容的倾向都基于某种模糊性之上……人们无法把通过适当的经济措施就可以解决的经济风险同切实影响国家军事力量的安全问题区分开来……虽然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忽视拓展经济安全内容的重要性，但在很多情况下，所谓对外部资源供给依赖的安全顾虑不过是华丽的修辞，人们应该更为恰当地看待纯粹的经济或商业风险问题。

此种重商主义的一种变种是对外国资本控制要害经济部门所有权的激烈反对。这很可能只是败给外国人时的仇外心态，但它却很容易被装扮成对丧失战略性产业控制权的担忧。

重商主义的第二条论证路径不依赖军事逻辑的扩展，而是通过与那些正当的政府安全职能进行类比。正如梅奥尔(Mayall)指出的，真正的自由贸易体系需要狭义的安全概念，但是政府经济社会职能的扩展却让安全的内涵无止境地膨胀，这一逻辑将会逐渐削弱自由市场经济。[17]自由市场体系需要狭义的安全概念，其主要理由在于前面提到的市场经济固有的不安全性。与之相反的理由则是，政府要对福利(社会安全)负责。为了维护社会福利水平和整体经济安全，政府必须更广泛地干预经济。这一逻辑雄心勃勃地将个人、公司和国家层次的安全联系在了一起。假如“社会安全”的内涵包括提供工作机会、维持高收入、保护传统产业等一系列问题，那么，这种逻辑最后就会变成“反市场竞争”论调的理论基础。在一个公民饱受经济威胁困扰的环境中，这种社会和国家安全的组合论证的确更令人信服。

重商主义的第三条论证策略是指出放任市场经济所产生的有害和不公平后果，攻击自由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可疑假定。民族主义者们基于对社会安全的关注，反对全球性市场经济体系的同质化倾向和世界主义情怀，抵制外国所有权者对经济的控制。在民族主义者看来，参与自由经济体系意味着把国家及其文化置于无情的、持续的压力之中，这样一来，国家不得不进行持续而痛苦的调整以适应市场效率的要求。这一进程的最终结果就是，宗教的道德性价值和民族文化的特色被侵蚀。它最好的结果是能产生乏味的、物质主义的普世文化，其最坏的结果则是社会堕落、道德衰败和崇洋媚外。在1979年以后的伊朗和1989年以后的中国，这种重商主义观风头甚健，反对自由主义成了一个原则问题。

较为温和的反自由主义思潮在后发工业化国家是必要的。这些国家的工业被迫在一个已经聚集了众多地位稳固的生产者的体系内生根发芽。在这种形势下，这些国家相信，除非像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德国和美国所做过的那样，采取措施保护他们初生的工业，否则，他们绝没有机会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一逻辑揭示出自由市场经济内在的不平等性，它偏爱先行者而冷落新来者。自由体系的自由实际上更为有利于强者，因此，重商主义便成为一种策略。它并不反对自由体系的逻辑本身，而是反对体系中的强势力量为牟取私利对这一逻辑的利用。虽然进口替代战略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已告失败，但时至今日，这种观点仍旧很有市场。[18]自由主义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这一论点有相当的局限性，新技术和较低的发展成本能给予后来者带来许多后发优势。作为新来者，日本人轻松地击败了英美两国发达而先进的汽车和摩托车制造业。

沃勒斯坦和加尔通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不平等性进行了略显含蓄但却影响深远的批判，依附理论学派则毫不含糊地对之大加挞伐。[19]他们认为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其内部结构的状况(强弱)。处于体系中心的国家有着更发达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而边缘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则相对落后。[20]既然中心—边缘结构被视为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平衡发展的必然产物，那么一个进入国际政治体系的国家就无法逃避经济动态结构的这种挑战。虽然沃勒斯坦等人夸大了其论据，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分析无政府状态的成熟性与不成熟性相当重要。

按照这种观点，当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被认为是自发形成时，弱国家的出现不仅是发展不平衡的产物，而且也为强大的经济运行机理所造就。如果弱国家之弱仅仅源于发展速度的不平衡，那么，假以时日再加上外来援助或许足以让他们迎头赶上。这一观点所暗含的一个假设正是我们在第四章中讨论的“成熟无政府状态”的基础。然而，如果弱国之弱也反映了某种经济运行机理的作用的话，那么弱国就很难看到摆脱不利局面的机会。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的不平等交易以及资本不断从边缘区域流向中心区域，这些都是导致边缘区域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外部机理。

这都是些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它们都颇具争议性，它们的中心论点很可能都有些夸大其词。然而，它们都向我们表明：基本的政治结构与经济运行机理之间存在着张力。无政府状态是一种完全竞争性的政治动态，其最终本应该形成一个完全由强国主导的世界，正如那些欧洲强国期望的。在上面的分析中，纯粹的经济运行机理将导致一个由中心区域的强国、边缘区域的弱国以及半边缘区域的国家共同组成的世界。经济因素扮演了政治动态机理的制动装置，尤其在边缘区域，一旦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后者总是倾向于身处国际经济体系之外。诸如苏联、中国和印度等有潜力的大国能够长时间置身于国际经济体系之外，它们的发展道路给经济学提出了新的问题。正如吉尔和劳指出的，资本对小国和弱国的影响更大些。[21]卡莱欧(Calleo)和罗兰(Rowland)也指出：“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产生的经济相互依存有其明显的政治意义。它常常使……那些缺乏政治和经济生存能力的国家成为帝国的附庸。”[22]

上述观点假定，在经济利益和更成熟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之间存有巨大的张力。如果说“中心”国家的安全与某种全球性支配模式的确立相关，那么“边缘”国家就可以将其内部的安全问题视为更大的体系性现象的一部分。后者的“不安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中心”的流动性可以有力地回击以上观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永远占据体系的“中心”位置。为了寻找利润可最大化的乐土，经济力量总是随着社会、技术和政治条件的变化不断位移。[23]“中心”的流动性使体系的各个部分能够轮流受益。“中心”的流动也并不一定导致旧“中心”瓦解。不到一个世纪以前，世界上只有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心，而今却有了三个。既然地球的面积是固定的，只有“边缘区域”不断缩小，中心区域才能不断扩展。按照这一逻辑，从长远看来，随着更加成熟的无政府结构的发展，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将会得到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