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困境的持久性

在本书的第一版中，我曾断定防御困境具有持久性。其理由在于，防御将作为一种“必需品”而持续下去，因为造就它的那些威胁依然存在，所以技术进步的逻辑仍将自行其是，军事机构和兵器工业等机构的鼓噪仍将是裁军的主要障碍，牢固的无政府结构意味着难以有一个协调性的、集中控制的机制可以替代国防的作用。对国际体系中的许多国家而言，这一论点依然成立。人们可以想到边疆仍然硝烟弥漫的一长串国家的名字，例如利比亚，土耳其，巴基斯坦和索马里，以及朝鲜和韩国。技术进步的逻辑依然放之四海而皆准：武器越来越昂贵，杀伤力也越来越强。但是，冷战在80年代末戏剧性地结束了，这显然会动摇那些认为造就防御的威胁不会改变的假定。

对冷战终结后的重大转型进程进行的解读都会面临两种危险：首先，情况依然变幻莫测，任何新的模式都还没有定型；其次，这些惊人发展带来的欣喜可能会让人忽略了其背后潜藏的困难和紧张。然而，事态的发展表明，苏联和美国彼此间敌意的减少似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其直接后果就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在政策取向上的明显变化。迈向一个更加多元化、市场化政治经济体系的改革，参与实质性的单方面或多边的裁军行动的积极性，东欧帝国的解体，这一切都已使超级大国间的对抗趋于缓和。其中的许多变化已是不可逆转的，这不仅是因为戈尔巴乔夫，而是根源于苏联模式政治经济体系的深层结构危机。

从更长远来看，国际体系从两极结构向多极结构的转变将进一步推动美苏关系的缓和。这两个超级大国正在衰落为一般强国。两国明显都已扩张过度，被国内问题搞得焦头烂额，被全球对抗搞得精疲力竭。日本，中国和印度都在循着各自不同的道路迈向世界强国(这提醒我们世界强国的地位并非稳固不变的：意大利、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都曾是世界强国)。欧共体作为一个国际性的行为体是独一无二的，其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增强将使之足以作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存在与衰落中的两个超级大国并驾齐驱。日本和西欧国家面对苏联时的不安全最先促使美国卷入了全球事务，但这一动因正在消逝。日本和西欧如今在经济上都比俄罗斯强大，而且莫斯科从帝国主义政策上的退却也在减弱对它们的威胁。

这一主导了国际关系近半个世纪的对抗的缓和为防御困境的缓解提供了良好契机，尤其是对于东西方关系。现在还很难确定欧洲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军事安全格局。[20]一种极端状态是俄罗斯加入欧洲安全共同体(在我看来这不可能)，成为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的成员。这种格局将事实上在欧洲消解军事安全的需求。中间路线是一幅持续的缓和景象，俄罗斯和西欧之间仍然界限分明，但进行着积极的合作。这将需要缩减军事部署，转向非挑衅性的防御战略，东欧应成为俄罗斯和欧共体间一个可穿越的缓冲区域。即使俄罗斯在缓和之路上倒退，重新回到军事紧张状态中，其紧张程度也不至于达到冷战时期的水平，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东欧脱离俄罗斯控制的趋势已不可逆转。所有这些景象都为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的缩减创造了条件。虽然并未有迹象表明集体性的国际安全机制会出现，但仍可以期待安全共同体将在减少军事威胁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如前所述，一个由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组成的安全共同体已经开始在国际体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经历了改革洗礼的俄罗斯成为这个共同体的外围成员并非不可能。

“中心”发生的这场转型，给第三世界造成的影响相当复杂。强国间冲突的缓解对那些引发地区性冲突与战争的问题影响甚微。这不会减少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印度人与巴基斯坦人，或者南非的白人与黑人之间彼此的仇恨。通过减少引发冲突的政治动因以及促使更为有效地进行国际调停，它也许会略微抑制战争的爆发。但是从“中心”对“边缘”干预仍将保持那种多方干预的模式和风格。即使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采取更友善的态度，这可能只会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冲突提供更多的机会，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80年代那样。在一些地方，建立第三世界自己的安全机制或许是可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提供了这方面的典范：一群弱国共同构建了一个安全机制，他们都认识到这样的安排将强化各个政权在自己国内的正当性，而彼此间的冲突却很可能会加剧他们脆弱的国内结构的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