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斗争和安全斗争

所有关于无政府状态怎样加剧不安全的解释都强调自助法则(self-help imperative)的作用，而该法则是碎片化政治结构强加给其成员的。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必须为本国的福利及政治与社会价值的延续负责。若国家不能成功地照顾自己，轻则可能丧失权力，重则可能失去独立地位，有时甚至会危及国家的生存。但是，当所有国家都在一个缺乏规制的环境里为寻求自己的优势而相互竞争时，采取措施预防这些风险又会导致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危险。这一结构性法则是实力—安全困境问题的中心，其本身也是对无政府状态下安全问题集的核心陈述。为了寻求自己的权力和安全，国家极易威胁到其他国家的权力和安全渴望。如果说防御困境来自于被军事手段的本性所激发的对战争的恐惧，实力—安全困境则来自于掌握在他人手中的军事手段被动用的可能性所激发的对失败的恐惧。

对这一结构性问题集的解释集中于国家的行为，还包括对互动的研究以及从单位层次到结构层次的分析。这些解释性的理论可分为两种：其一是强调国家间直接的、公开的竞争和对抗是冲突的首要原因；其二是强调国家制造冲突的行为或者体系中的关系模式，它认为国家间的敌对并非有意造成的。第一种理论偏向于右派的观点(也是马列主义的观点)，认为国际体系的运行就是由权力斗争构成的。它假定，行为主体不是机会主义者，就是好斗成性，因此，它强调的体系特征便是不成熟的无政府状态。侵略行为被归因于国家国内政治的特征、不幸的历史遭遇、领导人的个性以及提供机会或激起修正主义野心的权力分配模式。我把这种对冲突和不安全的解释模式称为“权力斗争”。

第二种类型的理论与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相契合，它视国际体系的运行为安全斗争的过程。行为主体被假定为自私自利的，但通常也会善待他人，或至少对他人是并无明显好恶的。成熟的无政府状态的前景被给予了高度重视。不安全被归因于国家和体系的结构性与关系性机理，例如分散的和冗长的决策过程，彼此的误解和错误知觉，军备竞赛在高密度相互依存体系中利益和态度交叉点的复杂性。我称这种分析模式为“安全斗争”模式。这两种斗争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实践中区分两者的困难，造就了实力—安全困境，这对于理解国际安全问题至关重要。[1]为完善这一政治谱系，值得指出的是，左派在对国际关系的分析中倾向于集中在防御困境问题上，因而被批评忽视了无政府状态下更广泛的结构性后果。[2]

权力斗争和安全斗争的区分相当重要，因为它揭示了在无政府状态下对“不安全”的不同理解，同时也展示了在这一问题上不同的政治立场。尽管安全斗争的概念来自于现实主义者，但在长久以来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针锋相对所主导的国际关系领域，它却开辟出了具有妥协性质的第三条道路。[3]理想主义者们大多对“安全概念”极为冷淡，而更愿意用较通俗的“和平概念”取而代之。现实主义者则倾向于用他们所钟爱的“权力概念”来统摄“安全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两者的差异。对安全概念的漠视让两方的分析都深受其害。

然而，虽然被理想主义者们所忽视，安全斗争的概念却很契合于理想主义的一种倾向，即更多地视冲突为结构性的、可察觉的、可解决的问题。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在国际关系的两种宏大叙事间作出选择：一种是确信所有国家在权力欲的驱使下，为了生存和支配地位而无休止地争斗；另一种是认为国家被一个体系所束缚，这个体系让它们正当的自卫努力交织成了一个充满不安全和冲突的罗网，它们为了安全而进行着悲剧性的斗争。两种叙事的极端版本代表了对无政府状态下安全问题群截然不同的概念化方式[4]，尽管在权力问题上他们有部分一致之处。相对权力概念按其定义预设的是一场零和博弈(X靠着削弱Y使自己变得更强大)。在某种程度上安全需要相对权力，但这也注定会启动零和逻辑。

鉴于两种斗争的差异，当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中心问题时，对它们分别加以处理便成为必需。然而，在理论上很容易的，在实践中却往往困难重重。对于权力斗争和安全斗争，政治和军事的因素都似乎足以帮助人们对它们进行区分，但在事实上却常常模糊混淆它们的边界。因为两种斗争以这样的方式绞结在了一起，可以合理地认为它们构成了一种困境。这一困境有两个层面：一个由两种斗争各自内在的零和困境组成；另一个则是区分两种斗争的困难。

实力—安全困境的核心政治要素涉及行为者的动机，并以维持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的传统划分为中心。权力斗争模型强调修正主义国家和维持现状国家间的持续紧张，并假定这是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永久特征。安全斗争模型强调即使所有国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维持现状国家时所出现的紧张状况。但两种斗争模型都无法回避军事力量的因素，但两种模型也都假定了国家牢牢控制着武装力量，进而聚焦于在此种条件下引发冲突的政治机理。于是，问题的关键变成了如何区分维持现状行为体和修正主义行为体。

军事因素和国家的政治动机无关，但它涉及国家军事手段的相互影响所引发的问题。防御的要求是两种斗争产生的原因，而问题是，“防御”一词涵盖着一种内容极其广泛的军事政策。在最狭隘意义上，防御意味着要为遭遇到确定攻击后的反击行动做好准备，军事力量要迎击越过边境线的来犯之敌。在最宽泛意义上，防御包括了预先的或先发制人行动的准备，以应对在时间、空间上很遥远且还不严重的威胁，或者根除所有尚在萌芽状态的威胁或敌对。最宽泛意义上“防御”的执行者可能仍认为这种防御符合安全斗争模式，尽管实际上在其他人看来，这种行为更符合权力斗争模式。问题在于，军事手段的模糊性常常使得区分防御意图和进攻意图极为困难。因为技术进步的持续压力，保持军事力量的维持现状行为和军备竞赛的挑衅行为往往难辨雌雄。

国际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特征很难全然以任何一种单一模式来形容，这一事实也使区分权力斗争和安全斗争的政治和军事特征的问题更加复杂。国际体系中一些关系符合权力斗争模型，而另一些则更符合安全斗争模型。在某些情况下，区分二者有充分的根据，例如，判断20世纪30年代后期纳粹德国的行动。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答案却相当不确定，例如美国和苏联在二战后爆发的全面对抗。一些观察家强调这一关系的权力竞争特质，而另一些则视之为行为体无根据的彼此恐惧导致的安全斗争。由此而来的不确定性引起了绥靖政策和遏制政策之间无休止的冲突，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际上对纳粹德国不同反应的争论就是典型的例子。令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是，人们并没有充分理由证明一个案例中不能同时具有两种斗争的成分。一次轻微的权力对抗可能会很容易引发一场剧烈的安全斗争——这也许就是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冷战中盛行的一种观点。既然国际体系的运行特征无法以任何一种斗争来界定，那么任何一种斗争模型都不足以成为体系性政策的制定依据。

鉴于区分权力斗争和安全斗争的问题在政策制定中居于中心地位，有必要更为全面详细地对其进行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