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主义的本质

如果说稳定是维持现状者的安全目标，那么变革就是修正主义的旗帜。孕育修正主义的基本条件，正如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所说，是“国家核心价值的正当权益被否认”。[19]换言之，修正主义国家，就是那些发现他们自己国内的结构明显与现有关系模式不合拍，因而感到被现状威胁，或在现状中举步维艰的国家。因此，修正主义国家相信，唯有通过改变现存体系，或者提升自己在体系中的地位，自身才能安全。虽然它们可能会基于策略上的理由(如为了韬光养晦，预防毁灭性的核战争，抑制不必要的军备竞赛，或赢得某些有利可图的商业项目等)，给予稳定政策暂时或有限的支持，但决不会对之有长期的、完全的忠诚。尽管稳定是维持现状国家更优先的安全目标，但它却界定了修正主义者所面临问题的实质。那就是说，一般而言，体系的变化大多是个独立的变量，这一点相当明显。从技术到经济、宗教的各种因素都可能导致体系的变化，维持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都无法控制这些变化，也未曾预料到或者渴望这些变化。

和维持现状国家一样，根据实力大小，修正主义国家也可以进行分类。自1945年以来国际体系的成员数量大大扩充了，修正主义在越来越多的对既有权力等级不满者那里找到了广阔的生长空间。修正主义国家的强弱与否，对体系至关重要。例如，阿尔巴尼亚是一个极为激进的修正主义国家，但因为太过弱小，其意见也微不足道。虽然弱小的修正主义国家自己无足轻重，但它们的修正主义若能和强国的修正主义结盟，便可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对两极体系结构的优点热情洋溢的鼓吹中，沃尔兹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尽管他正确地指出，在两极体系里，次要国家(lesser states)很难影响均势格局[20]，但他却忽视了次要国家可能成为超级大国间政治竞争的舞台。如阿富汗、尼加拉瓜、古巴、伊朗和越南这样的小国，借着成为一场斗争的成功的象征，显示了特殊的价值，从而对体系产生重大的影响。弱小的修正主义国家本身也不能被完全无视，因为就如中东石油国家的例子显示的，它们可能迅速地获得某种力量的元素，从而可以大大地增强自己在体系中的权力。在高度相互依存的条件下，这一点尤为显著，在其他方面极为弱小的国家能够运用自身在某一方面的特殊优势。[21]修正主义国家在追求自身目标上积极与否和其实力水平也有很大关联。例如，在冷战期间，中国和日本就不能强硬地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因为他们缺乏迫使苏联就范的军事手段。

但相对弱势并不必然会让修正主义国家善罢甘休，像坦桑尼亚、印度、古巴和利比亚这样的国家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达成自己目标方面成果卓著。正如爱德华·卡尔所言，如果说维持现状是将某种局部利益伪装为公共利益的狡计，那么它在国际上的正当性基础必然会饱受非议。修正主义观点的力度、修正主义者辩论的技巧、维持现存秩序中私利对公益的过分偏离以及联合国等全球性公共论坛的出现，都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弥补修正主义国家的弱势。

趋向变革和保持稳定的动力机理都包括了两个方面，即在权力等级体系中的地位和对体系中主导性规则的态度，这一事实对区分维持现状和修正主义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一些较粗糙的现实主义模型仅以权力术语看待修正主义，其图景如动物界那种长幼强弱的秩序一般，在那种等级制里，雄性动物靠着在战斗中击败挑战者，捍卫霸占群内雌性的权利。维持现状国家控制着整个体系，凭着曾显示出的强大力量巩固优势。挑战者则在与当权者的争斗中不断检验自己的力量，直至当权者最终被打倒，胜利者开始享用胜利果实，让体系为我所用。这一模型确实捕捉到了修正主义的一些重要元素，但它忽视了修正主义者对体系现行准则的态度问题，因而也忽视了他们挑战维持现状国家的“非权力性动机”。按照修正主义不同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动机，修正主义国家可被分为三种：传统型的、激进型的和革命型的。

传统型修正主义只关乎权力和地位，它不试图挑战现存的秩序原则。它在现存秩序下展开斗争，旨在重新分配权力、地位、影响力及资源。所有的维持现状国家都无法逃避这种挑战，这就像导致大国兴衰的权力流动原理一样是一种宿命。[22]当一个体系，如18世纪的欧洲，在意识形态上具备同质性时，其中出现的修正主义可被称为是传统型的。法国大革命以前，除了那些基督教会分裂导致的宗教战争之外，欧洲各君主国间频繁的战事仅仅与权力有关。无论斗争结果如何，这一体系的组织原则一如既往。传统型修正主义能导致剧烈的冲突和不安全，1914年之前的十年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传统型修正主义有别于其他修正主义最重要的因素是，至少在原则上，它提供了更多妥协与和解的机会。权力的转移并不必然导致相关大国间的冲突，国际经济中心从英国转移至美国的过程可为明证。苏联开始向西方准则靠拢，1989年后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也说明了和革命型修正主义相比，传统的修正主义威胁性更小。

革命型修正主义则会引起体系内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因为它将挑战的是现存体系的组织原则。从1917年到1989年，苏联一直在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动着这样的挑战，正像一个多世纪以前共和政体的法国挑战盛行君主政体的欧洲那样。一个强大的革命性修正主义国家的崛起，不仅危及权力的分配格局，也威胁到所有寄生于现存体系的国家的国内价值和结构。各君主政权一想到共和主义胜利的前景便心惊胆战，正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对共产主义国家权力和影响力的蔓延忧心忡忡一样。修正主义者的胜利意味着重大的政治转型，例如，在二战后，苏联强加给东欧各国的变革，以及西方强国在德国和日本进行的非法西斯化改造。修正主义很可能也会染上经济色彩。如果维持现状者是自由主义者，革命型的修正主义者几乎将必定奉行重商主义。当这种现象发生时，像在冷战时期那样，双方彼此都威胁着对方的经济和政治安全。假如维持现状者是重商主义者，修正主义则可能如20世纪30年代那样，现身为竞争性的帝国主义。

革命型修正主义的挑战意味着，原本一目了然的国与国对抗模型被逾越国界的意识形态渗透弄得面目不清。传统修正主义挑战重在国家利益，因而可以很方便地被纳入现实主义者的权力驱动和国家中心模型当中。而革命型修正主义的挑战则将意识形态因素抬上了国际舞台，因此穿越了国境线，将斗争引向了国内政治舞台。这使冲突更加棘手，并将冲突扩散到体系的每个角落，几乎所有的地区性政治问题都卷入或者受制于体系中的主要对抗。法国大革命以后，对欧洲君主国而言，国内的共和主义者和国外的共和主义者一样是一个安全威胁，正如在冷战时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共产主义者往往被视为潜伏的第五纵队。同样，古巴的共产主义政权对美国人利益的威胁大大高于一个民族主义的政权，其原因仅在于，美古对抗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斗争——苏美对抗的冰山一角。

革命型修正主义也给修正主义国家自身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安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在发起挑战的时机成熟之前，一个传统型修正主义者能与体系和平共存，而一个革命型修正主义者因太过招摇，极易迅即招致维持现状者的压制。十月革命后苏联遭受到的进犯和侵袭正是这种命运的生动展示，1979年后伊朗的情况也是在相对较轻的程度上对这种命运的展示。对于一个存在着革命型修正主义国家的体系而言，当我们对其安全状况进行全面评估时，我们不仅要看到修正主义国家对维持现状国家造成的威胁，也要注意它给自身带来的威胁。特别在其襁褓期，革命性修正主义国家很可能非常脆弱。它十分清楚自己和体系中其他成员的差异，对自己的基本安全极为敏感。作为一个革命型修正主义国家，它并不期待维持现状国家的善意。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两种局面。一是，革命型修正主义国家将自己的安全寄托在向体系内其他成员输出其意识形态。1979年以后，伊朗对邻国的“布道式攻击”(propaganda attack)便是一例。另一种情况是，它假定维持现状国家试图将自己扼杀在摇篮里，因而为了保卫自己而积极地整军备战，实行军事优先战略。斯大林遵循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列强将会进攻社会主义阵营中心的理论而采取的政策，就是典型的例子。两种局面都将引起双方在政治、社会、经济、军事领域的全面对抗，形成极度紧张的实力—安全困境。

问题关键在于，只要存在一个革命型修正主义国家，双方都不会有安全感。双方的政治差异使意识形态因素注入一般性的军事和经济争斗之中，从而强化了权力斗争。这一强化放大效应可能在双方中间劈开一条敌意与恐惧的鸿沟，其纵深远过于双方正常的意见分歧，也大大地破坏了既有权力格局。在这方面，苏联便是绝好的例子。相反的情况是，维持现状国家将一个革命型修正主义国家误认为传统型修正主义国家。纳粹德国的例子即是如此。战后历史的一个反讽是，两次大战期间维持现状政策的软弱和失败直接导致了战后对维持现状政策的过度反应。前面不能识别一场权力斗争的无能，经由过度反应，带来了更严峻的实力—安全困境。

激进型修正主义介于传统型和革命型修正主义之间。其目标既超乎于传统型修正主义单纯的自强(self-promotion)，又没有革命性修正主义异乎寻常的野心。激进的修正主义者寻求体系的改革。它们希望保持现存的大部分结构，但是必须对其运作机制作出重要调整。自强和意识形态动机都可能是这种修正主义的原因，然而，它很可能并不会对体系基本的权力与地位分配形成重大的威胁。

在名为七十七国集团的第三世界联盟或其代表性成员如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印度和南斯拉夫那里，我们能发现激进型修正主义的最佳案例。这些国家和联盟中的其他成员国，以其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NIEO)的大力呼吁，曾占据了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讲坛。国际经济新秩序典型地体现了激进型修正主义的路径。它并不像维持现状国家的极端分子认为的那样是要颠覆现存秩序。它们期望体系进行改革，使边缘国家能够在更公正的条件下分享利益、增强国力，从而减少中心—边缘关系中的不平等。这些改革能否产生提案者所期望的效果，改革是否会损害体系基本的生产活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和我们这里的讨论不相干。[23]关键在于，此种改革型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既在国际，也在国内。这个例子不能理解为修正主义的常态，因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支持者们都是体系中的弱者。人们很容易设想一个强大的激进型修正主义者的特征，或者假定激进型修正主义天然对体系内的弱者更有吸引力。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内，因为存在协商的可能，激进型修正主义为弱者发挥杠杆作用提供了机会。

修正主义类型的多样性使国际体系的组合模式变得更加复杂，仅靠简单的维持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二分模型无法完全涵盖。维持现状国家内部可能因传统型修正主义的影响发生分化。[24]同时，它们也会遭遇激进型修正主义国家和革命型修正主义国家的挑战，就像西方不得不同时应对七十七国集团和苏联的挑战一样。在这盘大杂烩中，存在着不计其数、千奇百怪的组合可能性，这有助于理解令许多刻板的非此即彼式观点尴尬的现象，如中苏分裂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一个修正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可能仅限于特定的区域和事务，而在其他地方则表现得像一个维持现状国家。比如，苏联作为一个革命型修正主义国家，在东欧则表现得像一个维持现状国家。因为有巨大的海权利益，它在海洋法问题上也秉持着维持现状的立场。20世纪30年代应对纳粹德国的政策困惑，也是因为难以确定希特勒的修正主义究竟是地区性和传统型的还是全球性和革命型的。相互竞争的各个革命型修正主义国家，不得不抉择是携手对抗维持现状国家，还是借重维持现状国家以对抗彼此。同样，维持现状国家也可以与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合作(苏联)，以对付另一修正主义国家(纳粹德国)。激进型修正主义国家可能视维持现状国家和革命型修正主义国家的争端为天赐良机，因为其在和维持现状国家打交道时相对权力可得以提升，或许也可以将此视为一场灾难，因为这会缩小激进型修正主义国家的回旋余地，迫使它们明确立场。

这一分析揭示出的组合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权力斗争和安全斗争间错综复杂关系的写照。不仅有不同类型的修正主义彼此间的竞争及其与维持现状国的竞争，还有地区性修正主义与全球性修正主义的相互交织与彼此影响。摩根索正确地强调了鉴别修正主义国家的重要性[25]，然而，当存在可能需要和明显对手结盟的复杂局面及紧急状态时，这个任务并不容易。

很难确认体系中各国的政治特性和它们之间关系的特性，这解释了权力斗争机理和安全斗争机理何以会交织在一起。对其他行为体本性的不确定性源自判明其真实意图的困难和体系产生的组合模式的特性。这种不确定性又被渗入了弥漫于刀枪林立的无政府世界的生存恐惧感，进而成为实力—安全困境混乱局面产生的驱动力。安全斗争，是一个全面武装的无政府状态的必然产物，它很容易为权力斗争拉开序幕。反过来讲，一场权力斗争在其初期很可能被伪装为安全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行为体能靠纯粹的权力模型或安全模型来决定其政策。因此，所有人都发现自己被迫要假定权力动机无处不在，不得不审慎行事。这种态度的后果便是，整个体系的实力—安全困境加剧了。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分析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对国内政治、进而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