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研究议程表

贯穿前面所有章节的是这样一个主题：要理解国家安全问题就必须对各主要的分析层次和构成国际关系研究的各种问题领域都有广泛的理解。虽然“国家安全”这一术语指向一种国家层次的现象，但个人、地区和体系层次间不胜枚举、坚实确凿的关联，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同样，虽然“国家安全”的中心是政治和军事领域(它们是国家大厦主梁)，但若没有虑及来自社会、经济和环境领域的行为体和机理，就很难充分理解此概念。安全概念将这些层次和领域如此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而需要以一种综合性视角来审视。个人安全、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以及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和环境安全都有其独特的内涵和意义。但对任何一种安全的全面理解只有在与另一种安全联系在一起时才能获得。局限于单一的层次或领域审视安全的尝试将招致严重的曲解。

这样一来，扼要重述前面章节中出现的那些重要关联和矛盾将是有益的：从分析层次开始，以问题领域告终。

个人安全受困于一种牢不可破的悖论，即它部分依赖于国家，但又一定程度上为国家所威胁。个体被国家威胁的方式多种多样，并且他们也会因为自己所在国家和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的互动结果而受到威胁。国家安全问题不能简化到个人层次，因为国家和体系层次都有着不同于其个体总和的独特性。因此，个人安全和其他层次安全的张力是一种永恒现象。

在实践中，社会层次的种族和宗教群体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尽管其中的矛盾更多受客观环境制约，而不是那么结构化。个人和国家间总是有安全矛盾存在。而在国家和社会群体之间，这样的矛盾很平常，但并非不可避免。历史经验证明，国家和社会往往不能和谐相处，这一点倒是和国家与个人间关系十分相像。理论上，民族—国家理想是一种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协调一致的状态。但实践中，国家机器往往歧视内部某些社会要素：有时是在权利和福利分配上进行歧视(如南非对本国的黑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有时是对其社会身份的严厉攻击(如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俄罗斯境内的乌克兰人)；有时甚至对其施以肉体消灭(如纳粹德国对犹太人，伊拉克对境内的库尔德人)。这些矛盾在两方面制造了威胁。个体和社会群体能威胁到国家，一如国家威胁着他们那般，并且假如这些威胁程度过于严重、数量也过多，它们能侵蚀国家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实体的存在，就像在黎巴嫩、缅甸和萨尔瓦多那样。

对某些国家而言，同国民的冲突构成了其主要的不安全，使得国家安全成了一个难以适用的概念。然而，就大多数国家来说，主要的安全矛盾存在于本国的安全和其他国家的安全之间。实力—安全困境揭示了此种国家间的矛盾。这一困境在军事和经济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在这些领域，权力竞争具有零和性质，对正当的自我利益的寻求易于造成对他国的威胁，攻击性行为出现的可能性极大。用来形容两个领域行为的战略性术语有惊人的相似性：防御和保护，战争和贸易战，军事平衡和贸易平衡，供应安全等等，这并不是偶然的。

国家间的矛盾是无政府结构的一大特征，但它并未涵盖国家和体系的矛盾。既然国家的主权结构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是同一政治现象的两面，且国家的成熟是体系成熟的一个主要因素，难以想象会存在这种矛盾。尽管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经济结构都会滋生冲突和不安全，若没有国家的政策与内部结构的实质性变化，替代性的经济秩序就不可能被创造出来。虽然实力—安全困境体现了一种体系范围的现象，但是造就它的机理却发端于国家间关系。若没有着眼于体系，不可能准确评估国家的安全问题，反过来，若无视国家，也不可能理解体系的机理。如果体系的结构受到威胁，那仅仅使体系自身不安全。即使全球主权被分割的情况有朝一日得以终结，任由国家施展均势的奇思妙想，无政府政治结构依旧会稳如泰山。另外，全球市场经济结构的稳定性稍逊一筹，因为国家对重商主义政策的广泛运用会极大制约它的运转。

按领域审视安全的整体性特征，揭示出了各领域间的广泛联系，也展现了各领域内部矛盾的普遍性。个人、国家和体系层次的探讨已涵盖了政治领域的安全逻辑。其关键矛盾存在于个人、社会和国家内部或它们之间安全利益的冲突。军事政策培育了国家间的实力—安全困境，也导致了军事领域独有的防御困境。按照霸权理论的论点，以及保罗·肯尼迪对大国兴衰的历史分析，很显然，军事政策对经济地位造成了强有力的长远影响。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武力的运用对环境的影响也相当显著，从长期的化学污染到核冬天不一而足。正如越南综合症与阿富汗综合症对美苏两国的影响所表明的，武力运用也能产生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苏联在1917年的革命和在1990年的巨变表明：军事安全政策对经济、社会和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济领域独有的矛盾是脆弱性和效率的矛盾。经济政策和军事安全的关系相当复杂。重商主义适用于自立目标，但同时也可能因为否定了规模经济和竞争的价值，从而削弱了经济整体。它也可能滋生令武力运用更可能发生的国际环境。自由主义是否能增强经济实力，主要取决于国家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它弱化了国家军事上的自立，但也减少了国家在一个自由体系内诉诸武力的动机。另一方面，自由体系长期的不稳定会引发整个国际体系的周期性危机。随着大批量生产的出现，经济开始危及地球的生态结构，经济领域和环境领域的关系日益密切。经济政策对政治和社会领域也有重大影响。开放市场给社会和政治结构带来沉重而持久的调整压力；封闭市场需要社会树立防御性壁垒，这种类型的政体很可能是共产主义政体。

社会领域特有的矛盾出现于数千年历史形成的、将人类划分为数百个民族文化群体的、根深蒂固的地方性(parochial)与国际社会新近才出现的、意义深远的世界性(cosmopolitan)之间。地方性要素通过影响政治认知和军事行为，滋长了实力—安全困境。其最高体现就是昔日欧洲列强和日本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在当今国际体系中最明显的证据也许就是阿以争端，是高加索国家之间迅速蔓延的敌对，是南亚国家间动荡不安的关系。某些社会的特殊准则会造就它们和主导的全球秩序模式之间的矛盾。例如，市场行为和领土主权国家观念和伊斯兰文明的矛盾，个人主义的人权观与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的矛盾。

与之相反，世界性是消解实力—安全困境的一个重要甚或是主要因素。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一个强大的国际社会有助于避免国家安全政策的副作用。一个能形成稳定机制的国际社会不仅因此强化自身，也便于在军事、政治、经济和环境政策领域实现共赢，且避免共同损失。

环境领域尚未出现一个显著的内在矛盾。它引发的最明显矛盾是和政治与经济结构的矛盾，后者的碎片化阻碍了足以应对全球性长期问题的政治实体的形成。对此唯一的补偿是环境意识对国际社会发展的影响。如果主要的环境后果累积速度较慢，那么这一分裂也许不那么严重。无政府治理体系下缓慢递增的措施也许足以延迟任何灾难性的气候变化。但如果它们来得太快，那么它们将改变所有领域甚或是所有层次的安全环境。

从不同层次和领域安全问题之间的相互影响可以得出结论，安全概念天然是一个综合性概念。虽然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都是颇有价值的探求起点，但最终，没有任何一个能充当安全概念指代对象的最基本类别。各个领域也是如此，只有在各领域间，而非任何一领域内，才能体味安全概念的丰富内涵。主要的安全现象如恐怖主义和威慑，或如安全机制、安全复合体等概念，若没有对它们的根源、后果及其在三个层次和三个层次间机理的充分了解，遑论正确理解它们。军事和经济安全，或政治与社会安全，或经济和环境安全，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单独地被理解。“国家”安全问题更是一个系统性安全问题，在其中，个体、国家和体系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而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与政治和军事因素同样重要。从整体性视角来看，层次和领域都是人们从不同角度审视问题的有用平台，而非自我封闭的政策或分析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