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泛安全研究议程的理由及其后果

采用这一宽泛的安全研究议程有三个要素：互动密度的增加造成了各种安全问题优先性的变化；互动密度概念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以及整体性的智识品质。

国际体系互动密度的增加造就了无政府状态和相互依存之间强大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政治碎片化结构，另一方面是许多领域日渐加深的相互影响，两者创造出大大跨越了各领域的共同命运和相互依存。在这些条件下，国家安全的狭隘视角和与之相连的国家安全战略，逐渐变得不合时宜甚至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互动密度的增加改变了威胁和脆弱性的形态，正是后者决定了安全问题的本质。对许多发达国家而言，军事攻击的威胁正在消退。这部分归功于核和战争的痛苦记忆，部分也是因为安全共同体的兴起。这本身亦是它们的社会准则、政治认知和经济利益变动的结果。冷战的终结极大地推进了这一趋势。

军事威胁的减弱自然会导致另一种威胁的凸现，后者同样也会导致另一种类型的威胁重要性的提升。当国家投身于一个自由经济体系中，便开始被债务、通货膨胀、资本短缺和贸易摩擦的阴影所笼罩，因此也使其国内结构在面对国际经济的运转困难时极为脆弱。当一个群体因相邻群体的咄咄逼人而恐惧，或其恐惧为世界主义浪潮所淹没时，它们强烈感受到的是社会性威胁。那些国内政治安排或落后、或反动(权威主义的君主政体和神权政体)、或不合时宜、或被邻邦威胁(印度和巴基斯坦)、或无力应对政府的问题(弱国家)的国家都感受到了政治性威胁。尽管并非都有深刻体会，但几乎所有国家都日益感受到环境威胁。如果海平面上升淹没了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和荷兰这样的低地国家，国际社会将作何反应？互动密度的增加以三种方式驱动着所有这些问题。它使每个国家都为彼此的活动信息所环绕，因而迫使他们在融入还是隔绝此信息流间作艰难的抉择。它把所有国家都置于在体系中绝对实力不断提升的杠杆上(英国的绝对实力——它的财富、毁灭性力量、技术等等，现在都比19世纪其巅峰时期的相对国际实力更为强大)。全球能力(global capabilities)的这一提升使任何一个国家、社会或个人都难以逃避他者行动日益增强的后果。单独行动的难度也愈来愈大。采取一个宽泛的安全概念的首要原因仅仅在于政策环境的现实要求必须这样。

第二个原因在于安全概念的政治价值。其中之一是，以宽泛的形式，此概念反对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间无益的、在某种程度上错误的对立。安全概念适用于那些主要关注和平和那些关注自我保护的人。但对那些关注积聚力量谋求支配的人则毫无意义，因而它也将自我保护的关注同攻击性关注区别开来。此概念若能深深扎根于无政府状态和相互依存状态中，将有助于减少诸多无益错觉，这些错觉产生于有碍政策辩论的两种极端观点。这些错觉包括基于靠增强力量减少脆弱性的国家安全概念，世界政府的梦魇，利益潜在一致性的天真假定，以及认为所有政治都能被归结到个人层次的过分还原论的假定。这些观念完全不符合一个互动密度日渐提升的无政府体系。

安全概念另一个有益的、虽然也可能有潜在危害性的政治价值是它所造就的行动优先性。正如维夫所说，运用安全一词将需要额外的措施，以防止某种令人不快的发展。因此，这个词本身在博取政府对优先事项的注意方面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它也有助于确立一种对印在大众脑海中的问题重要性的明确意识。其危险之处在于，安全会被用于政府的法定框架之外、秘密的且国家主义的措施。然而，这一危险早已与我们相伴，它始自冷战时期对军事安全的高度关注。一个宽泛的安全概念的目的之一就是扩展安全议程，从而减少安全的军事化趋势。另一目的是确立这样一种观念，即在各个领域，包括军事领域在内，国家安全唯有在一个国际背景下方能实现。更多地运用国际安全，或者说共同安全此类术语，有助于确立这一联系。借助威慑的逻辑(相互确保毁灭)和反对过度军事化的大众运动，人们逐渐意识到，安全是相互依存的，因而也是国际性的。这样的观念甚至在军事领域内也开始萌生。

因此，一种整合性的安全概念可减轻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模糊符号产生的政治问题。这样看来，国家安全的逻辑势必趋向国际安全和共同安全；以至于为实现作为政策目标的安全，人们无法将两者(即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译者注)截然分开。国家间安全联系的意识越强，国内既得利益就越难以国家安全为名掩盖自己的目标。一种更宽泛的安全视角，涵盖了政治、社会、环境、经济和军事的维度，有助于揭露而非遮蔽既得利益和国内结构的问题。安全的军事维度有太多的隐讳处，而非军事维度往往对争论更为开放。如果安全的国际因素和国家因素得到同等关注，而且国家行动被认为和不安全的国际机理有重要关联，那么，那些仅诉诸纯粹的国家安全并且主要关涉军事安全的政治效用和动员力量的做法将被大大减弱。

然而，国家安全的一般概念，即便被牢固地置于国际背景下辅以国际安全和共同安全之名，仍是这一宽泛议程的必要组成部分。它表明了在深陷于相互依存中的国家之上威胁和脆弱性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当前诸多国际性军事或非军事问题的特征。在我看来，要使国家政策转向一个成熟的无政府状态，“国家”是最合适、或许是唯一合适的平台。国家作为政策制定者的首要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不可动摇。即便在多数国家的政治经济已趋于一体化的欧洲，一体化只会催生一个在国际体系中扮演着类似国家角色的更大的实体。[1]这意味着国家安全仍是一个有效、贴切的概念。但因为此种安全逻辑容纳了一个丰富的国际和集体性维度，它避免了毁灭性的权力零和逻辑。如果被适当地运用，它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前景，即政策能避免权力与和平不稳定的极端状态，也能在国家安全利益和集体安全利益间找到合理的平衡。

采用宽泛安全研究议程的第三个理由在于其理论上魅力十足的整体性。如前所述，这是从学术角度而言的。它的依据在于，此安全概念提供了一种方式，可以将国际研究中通常是相互隔离的诸多理论和分析领域联系在一起。这些领域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地区研究，战略研究，和平与冲突研究，人权，发展研究，国际史以及某些科学和技术领域。本书便是使这些联系更明晰、并且展现这些联系魅力的一种尝试。从安全概念可演绎出许多重要概念：安全复合体，防御困境，实力—安全困境，弱国家和强国家，成熟和不成熟的无政府状态等等，这一事实凸现了安全概念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重要性。这些概念不亚于那些由权力推出的概念，这也说明：安全作为国际研究的基本概念是完全可行的，它至少和权力概念同样有效，而且政策后果的破坏性更小。

如果说这些理由阐明了采用一种宽泛的安全研究议程(agenda)的原因，那么这种概念内在的广度和天然的整合性便构成了前言中有关战略研究和国际安全研究之对立的论点的基础。关键问题是将大战略定位在何处。大战略准确来说是一种艺术，一种清晰多样但相互关联的因素——以便能确定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行动边界的艺术。它可被界定为对国际体系结构，以及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威胁和脆弱性的相互作用的战略性构想和分析的应用。“战略构想”指的是一种富有远见、跨学科、多层次的观点，它既涉及政策问题也关系到解释性理论。既然安全本质上是一种相互依存，大战略家们就不能独享其成，后者的战略观点仅适用零和性的军事冲突。在安全的相互依存性被承认的地方，大战略家们必须顾及整个体系，就像为单个行为体服务那样。正如基欧汉和奈所说：

从外交政策的角度，单个政府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国际交流中获益，同时尽可能保持自主性。从国际体系的角度，问题则是在政府(和非政府的行为体)谋求体系为自己服务的竞争中，如何产生和维持一个互利合作模式。[2]

战略研究的专业知识和视野过于狭隘，无法很好地包容这么一个宽泛的安全研究议程。当安全和不安全未被更多寄托于军事因素时，战略研究将能有效地处理其军事议程，而不被扭曲的想象和膨胀的期望所阻碍。大战略因而必须定位在更宽广的国际研究领域中；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使国际安全研究贯通在整个国际研究领域。有人也许会把国际安全研究看做是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式重构，这种重构强调新现实主义的结构性与安全导向路径，且在一个更宽泛的议程上应用它。我同意这一点。从采用新标签中获益的人们将避免误解和非难，而现今现实主义的确也很难逃脱那些误解和非难。

许多把自己定位为和平与冲突研究者的人们现在也许会被寻求大战略之旅所吸引。和平与冲突研究的议程表向来比战略研究更广阔，所以它更容易转型。为此需要它放弃刻板的反军事主义，转而将无政府结构作为分析框架。和平与冲突研究的发展已突破了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规范性表达公共政策关注和推进一个改革主义议程表的承诺，将成为国际安全研究一个受欢迎的组成部分。即便和平与冲突研究将自己界定为对战略研究的一种反应，国际安全研究的兴起亦将削弱它的存在价值，至少会将其限于少部分和更激进的支持者。[3]

国际安全研究是否和如何制度化——渗透到现有的研究领域或自行开创一个新领域，或开设新的研究课程——将是一个有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