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在发出信号

2007年5月，我竭尽全力地试图说服我的一位好朋友卖掉在爱尔兰的房子。她信任我，也知道我以什么方式谋生。我的工作是分析世界经济中发生的现象以及它们对价格和投资者的意义。然而，尽管我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来证明我的信念，但是，她仍然选择相信银行经理和房地产经纪人的话。这两个人都向她担保她的房子将“在未来6个月内可以再涨50万美元”。当我们开始相信一座房子可以在不用重新粉刷的情况下短期内暴涨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信号。

信号无处不在。我忍不住盯着英国Vogue杂志2009年6月刊的封面看，因为它也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我花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当然，要盯着世界超模纳塔利·沃佳诺娃（Natalia Vodianova）看并不难，特别是当她身体全裸而且身材凹凸有致的时候。但有些事情却让我感到不安。“这张照片有什么问题吗？”我问自己。世界最著名的时尚杂志封面却毫无时尚可言。事实上，它什么服装也没有展示。照片里只是一位已经生育了三个孩子的母亲，身材苗条得让人羡慕，和过去占据杂志封面多年的那些瘦骨嶙峋的“可怜虫”完全不同。是的，这个封面是一个重要信号。它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时装业已经丧失了传统的客户群——那些拿着银行信用卡且信箱里堆积了巨额借款账单的年轻人。当金融危机来袭时，时装业开始意识到它们完全不知道新的客户在哪儿。这时候谁还会有钱买时装呢？也许现在那个年纪稍大的母亲代表一类完全不同的客户。简言之，整个行业突然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仿佛从头开始一样，他们重新回到不穿衣服的人体上来，并且开始为不同客户设计服装，从漂亮的年轻超模到三个孩子的母亲，他们也非常清楚，这个“光谱”的两头，经济都不那么宽裕。

几年后的2012年，我和英国Vogue杂志的时尚总监露辛达·钱伯斯（Lucinda Chambers）谈到这个封面。我才知道她和她的时尚团队完全没有那么想，她们也未曾想过要发出任何“信号”。毫无疑问这是实话，但这也是问题所在。通常是由艺术家和有创意的人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感受并投射出时代精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重视他们的意见，而不是依赖那些完全控制了商业媒体的银行家和金融专家的观点。回想起来，Vogue杂志的这个封面明显反映出某些变化或一种不安全感。

英国Vogue杂志2009年6月刊封面上的纳塔利·沃佳诺娃^[1]

2013年，当金融危机发展成某种更深刻的危机，使世界经济放缓，并迫使商业模式创新时，一个传统的信号从时装界发出：裙摆（the hemline）。有人说在好的年代，裙摆会往上走；而在不好的年代，裙摆会往下走。一般来说，每个人都能准确知道裙摆应该摆向哪里，但我写这本书时，在这一问题上却没有达成共识——裙摆可以摆向任何方向。其实，也没有人知道身材和时尚造型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也许因为时尚业仍没能找出它们的顾客应该是谁，但是时尚的确可以发出反映经济状况的信号。

在2007年5月金融危机来临之前，我曾与英国时尚品牌商店Topshop的一位创始人进行过一次谈话，这次谈话使我深受启发。这家商店由菲利普·格林（Philip Green）、理查德·卡尔琳（Richard Caring）和托尼·科尔曼（Tony Colman）于1969年共同创立，并从那时起一直在英国时尚界占据统治地位。很少有人比他们更懂服装。

我碰巧在迪奇雷庄园（Ditchley Park）的一次午餐会上坐在他们三人中的一人旁边。迪奇雷庄园位于牛津郡（Oxfordshire）的奇平诺顿（Chipping Norton），是一座英式的乡间别墅，高级政策顾问和商界人士常聚集于此讨论世界大势。当我听他讲述的时候，我便把他对时尚的看法转换成了经济信号。我意识到从花哨的图案和珠光宝气的设计中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并在金融危机前已经开始控制时尚界。当大部分女人穿上（并且每家店铺都开始销售）璞琪（Pucci）花哨的印花图案时，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璞琪是一个意大利高档时尚品牌，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名，那时，格蕾丝·凯丽^[2]（Grace Kelly）、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索菲娅·罗兰（Sophia Loren）以及杰奎琳·奥纳西斯（Jackie Onassis，曾是约翰·F.肯尼迪^[3]的妻子）都在里维埃拉^[4]（Riviera）戴着印有该品牌图案的围巾，穿着其弹力针织衫。这类服装颜色艳丽，特别适合娇小的女人。但如果所有人都这么穿，看起来就很可笑了。那么，为什么所有的店铺都卖带有这样夸张图案的衣服呢？答案很明显，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厂正快速并大量地生产便宜的服装。这使设计师在设计图案时不得不冒更大的风险，从而使自己的产品与众不同，进而把买家从其他供应商那里吸引过来，并使购物者仅仅因为新潮和与众不同而购买。

到2007年，几乎每家店铺都充斥着这类仿璞琪产品。年轻的女孩们未经申请就收到银行发来的信用卡，她们乐见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工厂可以生产出更加便宜的服装，用一把零钱就可以买回一件上衣。尽管每件衣服价格低廉，特别是大多数可能就只穿一到两次——因为它们的面料很快就过时了，但很明显女性们花的钱依然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购买这些衣服的人们负债开始越来越多，直到有一天她们不得不放缓消费。店铺很明显能感受到这种现象的发生。

因为零售商们有很多方法可以获得低息银行贷款和资本市场首次公开募股^[5]，以致他们失去了所有的管理现金流和库存的技能。店家们存货太多，因此一旦经济疲软，就会出现资金问题。而只要客户们达到借贷极限，这种事情就会发生。毕竟，人们都在进行超出自己能力的消费。著名的创作歌手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和J.J.卡尔（J.J. Cale）捕捉到了一个信号。他们在2006年11月发行了唱片专辑《通往埃斯孔迪多之路》（Road to Escondido），其中有一首名为《很简单》（It’s Easy）的歌曲，我认为其中的歌词就是一个信号：

如果是钱让你为难，你也许会后悔，

刷信用卡吧，先贷款三分之二，

这很简单，看起来很简单，

如果明天不会到来，所有东西都将免费。

但是，明天总会到来。当2007年8月金融危机来临时，这首歌曲停止了。突然间，乐观被恐惧所取代。开始的时候危机好像得到了控制，仅限于金融市场，而且似乎只局限于美国。美国央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宣布下调利率并采取其他政策行动，这通常都是强有力的信号。然而，大多数世界经济的参与者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正在发生的事情。直到一年后，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时，市场和公众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信心的坍塌和经济的崩溃接踵而来。很多零售商破产，无法贷款，也无法向客户售出其过剩的廉价时装，因为这些客户本身已经有了不少服装，没有钱也没有必要再买更多的服装。当经济越来越糟糕导致需要不断快速地削减就业岗位时，人们才发现，保留自己的工作或者获得一份新工作，有时只需要穿一件白衬衣和一条黑裙子就够了，或者穿一件质量好的、老式的传统西服就行。当经济如此糟糕时，你不会让自己冒着丢掉工作、损失薪水的风险而穿着花哨。

就在同一时期，当其他零售商都已破产时，服装连锁店Zara却取得成功。Zara的成功是一个信号。它有何不同？首先，这家西班牙时装公司很少在亚洲生产服装，其库存的3/4都由欧洲生产。Zara在世界范围内采购面料，把它们运回西班牙并放入巨大的冷藏仓库里保存，直到Zara的设计师需要时再拿出来。当金融危机来临时，他们节省了运货时间和成本，这使他们超过了其他竞争者。他们可以在一周内不断地将新库存运往店铺，而不是和其他商家一样，需要花三四个月的时间等待来自亚洲的货物。

我觉得，Zara的成功还归功于其他几个原因。在Zara店里总能找到不错的黑色或是深蓝色的裙子以及很棒的白色衬衣，这些都是职场上的标配。几乎每个要找工作的人都会冲进Zara店，并且坚信自己能找到品质好、适合自己的传统服装。Zara总会生产一些不错的“时尚”商品，但它通常还是销售大量的传统商品，时尚商品只占少数。这样一来，存货周转就非常快。人们路过Zara店时随时都可以进去买东西，因为他们知道这里的货很新，而且如果不抓紧买，他们喜欢的东西可能很快就没有了。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的货物不是来自亚洲，不需要等待6—8周的货运时间。Zara 50%的货物来自西班牙，约25%来自欧盟其他地区，这样欧洲店铺的存货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更新。这种周转速度确保了稳定的老客户群体，这些人之前已被Zara“物有所值”的信条吸引过来。

虽然经济开始下行，失业率上升，但Zara店里传统的商品和其持续不断的新鲜而有创意的时髦设计，使这家公司在零售市场崩溃的情况下仍然屹立不倒。Zara本身的私营家庭企业定位对其也有帮助。当所有的竞争者发现他们的股价跳水，而且银行开始撤回透支部分、信用额度或通知他们新股首发已经取消时，Zara却有充足的自有现金流维持经营。

所以，Vogue杂志封面的裸体模特标志着整个服装零售行业的商业模式需要一次反思。Zara在那个特殊时期的成功是一个信号，标志着世界经济发生了显著变化。当金融危机使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状态之时，那种一次性时尚的消费方式——你前一天买了一件衣服，第二天就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已经死亡。相对其他许多失败的公司而言，Zara的成功显示出传统女性零售模式中存在的缺陷。传统模式极大地依赖于销售大量廉价且花样百出的服装（疯狂的设计），从一些亚洲国家的工厂订货，交货时间漫长。不仅如此，传统模式还依赖于银行、个人投资商或资本市场的“无限制”的资金。

回到Vogue杂志的封面，沃佳诺娃已经是一位母亲的事实，也是一个重要信号。继20世纪80年代的超模们［克莉丝蒂·杜灵顿（Christy Turlington）、琳达·伊万戈琳斯塔（Linda Evangelista）以及娜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体格健壮、身材高挑的外观之外，时尚摄影师们开始喜欢那些非常骨感、非常年轻，看起来非常纤巧的模特——以凯特·摩丝（Kate Moss）为代表。我觉得，女性的“骨瘦如柴”总与创造巨大财富的时代联系在一起。人们会想起20世纪20年代《了不起的盖茨比》^[6]（The Great Gatsby）中的年轻女郎，或是像20世纪60年代崔姬^[7]（Twiggy）那样的模特。毕竟，让很多女人都那么消瘦很难。要想成为骨感的成年女性，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除非你是那种DNA里就带苗条基因的。

当环境变得艰苦时，舒适就变得更加重要，这也许是世界经济中的另一个信号。举例来说，当生活变得艰难时，女人们会放弃时尚服饰，但她们不会放弃化妆，尤其是口红。基于这一趋势，雅诗兰黛^[8]（Estee Lauder）和其他公司相比，出乎意料地安然度过经济危机：口红和润唇膏的销量不降反升，因为这些都是价格实惠且不可缺少的物件，即使在经济下行期也是如此。对我而言，口红和润唇膏的销量在金融危机不久之后立即上升是一个信号，标志着世界经济不会像很多人担心的那样停止发展，而是将继续发展下去，即使战争和贫困也不会削弱人们对口红的需求。我的出版商艾伦·萨姆桑（Alan Samson）指出，陆军中校默文·威利特·哥宁（Mervin Willett Gonin）曾在日记中写到过口红。那是在1945年，他正在帮助解放一部分被关押在德国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的英国人。他写道：

也许两者毫无关联，但就在英国红十字会抵达后不久，大批的口红也到了。这完全不是我们男人想要的东西，我们正大声疾呼成千上万我们需要的其他东西，我也不知道是谁要的口红。我真想知道是谁提出的要求，这简直就是天才的行为，纯粹的壮举。我相信，什么也比不上这些口红能对这些被拘禁者有效。^[9]

Vogue杂志的时尚团队同样深知女人对口红有多么在意，因此通过选择沃佳诺娃没穿任何时尚服饰，仅抹了口红和唇膏的照片来发出一些重要信号。他们指出一个事实，即时尚业如果仅仅诉诸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和抱负，危机过后我们又可以现金充足，骨瘦如柴，那么这个行业在当下就没法存活下去。相反，时尚业现在应该针对那些有着真实收入的女性，无论她们的体型、身材或年龄如何。自新一轮的经济下行开始后，把“加大号”模特登在杂志封面的趋势在时尚广告界不断加速。这也是一个信号。

如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几大经济体——美国、英国、欧洲、日本和中国——的政府都在世界经济中发出极为有力的信号。也许在任何经济体中，最重要的信号就是货币价格。大部分工业化国家都将利率，也就是货币价格压至历史最低水平。这一信号已经推高了硬资产价格，如房地产和食品，同时也推高了世界各地股市市值。所以，理解经济信号是什么并考虑它们将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重要。

但大部分人都害怕经济学。它看起来非常复杂：都是数学和演算。所以，我决定写一本书，让没有任何经济学背景的人也能更好地理解世界经济。这不是一门被强迫学习的课程，我的目标是帮助你——无论你是谁，在哪儿工作，或做些什么——看到经济在日常生活中和我们息息相关而且大有用处的一面。

每个人都假设：在世界经济的某些地方，会有一些聪明人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当我在白宫工作的时候，我意识到人们把我和我的同事们都看成那些“聪明人”。当我在世界最大的投资银行的交易大厅里工作，拥有大量的资源和技术时，公众则认为我们就是那些“聪明人”。悲哀的是，作为“聪明人”中的一员，我担心公众对我们期望过高。这些人确实聪明，但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聪明。他们的意见并不比在经济活动中大家集体做出的决策聪明多少。既然如此，我们理解世界经济中的主要参与者发出信号的意义和目的的关键在于我们能理解他们背后的动机。

在我们开始之前，也许需要进一步弄清楚“信号”的概念。这里有一些信号，会让我退缩并对我的客户和朋友喊道：“卖掉所有的东西！”我自己在2007年5月把房子卖掉，并且搬入一栋租赁房屋，以备战金融危机。也许这个背景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希望人们去留意当今世界经济发出的众多信号。

在危机爆发之前，即2006—2007年，我看到了许多反映世界经济出现问题的信号。举例说，我无意间走进纽约市布鲁明戴尔（Bloomingdale）百货公司，并被那里堆起来的成套瓷器餐具吓到了。这些瓷器上都印着俗气的万圣节图案。“谁会有钱去买一套一年仅用一次的瓷器餐具呢？在其余的364天，他们把这些餐具都放在哪儿？”我很纳闷。如果他们的房子里还能放得下一套极少使用的万圣节餐具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他们的房子有些太大了？为这样一套房子供暖要花多少钱？花的比赚的多？如果人们在今天花掉明天的钱，而不是把今天的收入攒起来以防未来的不时之需，这就很令人担心了。如果他们想把自己还没赚到的收入用来购买万圣节瓷器餐具，这就更是一个不祥之兆。

另一个信号是感觉在那段时间里弥漫着一种“富贵病”。^[10]富人们因为无法赚到“足够”的金钱而越来越愤怒。不知道怎么回事，每个人都觉得别人比自己更富有：即使是富人，他们也开始感觉自己被忽视或被抛弃。我的朋友卡蒂亚·哈迪迪安（Katia Hadidian）记得在艾萨·凯特（Eartha Kitt）的一场演唱会，凯特将她的热门歌曲《只是一个传统的姑娘》^[11]（Just an Old-Fashioned Girl）的歌词进行了改编，从希望嫁给“一位传统的百万富翁”改成“一位传统的亿万富翁”，一边对观众使眼色，一边唱道“通货膨胀……”有趣的是，她居然是对的。如今，在许多城市里，要想在市中心拥有一间普通的带两个卧室的公寓，你必须是一位百万富翁！所以，只有亿万富翁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

还有一个信号来自2007年9月，汇丰银行（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HSBC）宣布将拨出10亿美元弥补其收购提供抵押贷款的豪斯霍尔德金融公司（Household Finance Company）所造成的损失。^[12]我觉得这个对呆账准备金的宣布是一个信号，标志着抵押市场一定出了问题。最终，汇丰银行将注销价值近2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如果一家大银行已经造成如此大的损失，那么其他银行犯同样错误的概率有多大呢？结果是银行集体损失太多的钱，以至于这些损失不得不转移到纳税人身上。2007年的宣告是一个巨大的信号，尽管很少有人在那个时候意识到。

那时候还有一个信号。我发现我买的一些亚洲国家制造的东西都坏了。这让我开始担心，但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回想起来，有些亚洲国家虽然已经在价值链上进一步下移，但哪怕是已经低到了难以置信的价格都不值得我们去购买那些廉价的商品。

然后，我又发现一个重要的信号。每个我知道的金融交易员都在谈“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机”，他们拒绝卖出任何东西，理由就是他比其他所有的交易员都聪明，所以应该先（从股市或房市中）逃出来。这是一种极度狂妄自大的表现：交易员宣称自己比市场还要聪明，有能力做其他人都还未做成功过的事情，那就是找到合适的时机卖出。这一信号本身就让我认为，是时候卖掉房产，全家搬到租赁房屋中去了。

最后，而且很奇怪，我注意到女性们都愿意在手提包上花一大笔钱。我从未遇到过一位性取向正常的男人会因为一个手提包而“兴奋”起来（虽然我承认应该也有）。相反，在我看来，女人的鞋子似乎更能让男人得到真正的享受。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女人们有足够的钱去买一些男人根本不在乎的东西。有没有可能手提包就是设计出来供女人之间相互竞争的？相比黎明时的军刀决斗，我是否能看到更多鸡尾酒会上用大型手提包进行的决斗？这是不是金融过剩的信号？在金融危机之后，当女人开始意识到自己需要更多地关注财务和个人未来时，她们就停止买这么多手提包而转向买鞋子。作为时尚配件，鞋子开始比手提包更加畅销，但手提包决斗和转向鞋子在我看来都是重要的信号。

我们忽视或是没有注意到信号的重要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并不想这么做。想一想由达明安·赫斯特^[13]（Damien Hirst）创作的艺术品《献给上帝的爱》。他在2007年6月1日将这件作品公之于世，刚好在金融危机8月13日爆发前的两个月。

这件雕塑品是一个由白金塑造的18世纪男人的头盖骨。它上面镶满了钻石，据称造价高达140万英镑。《每日邮报》头版惊呼：“达明安·赫斯特为他皇冠上的明珠揭幕，居然是一个镶满了钻石的头盖骨！”赫斯特已成为他这代最著名和最有争议的前卫艺术家。他最初因为将一只鲨鱼放在甲醛浸泡的玻璃箱里——《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The Physicial Impossibility of Death in the Mind of Someone Living，1991年）而震惊世界。之后他给一头死去的小牛的角上和蹄子上涂上18K的金子，然后又将其尸体悬浮在一个金色的甲醛浸泡的玻璃箱里——《金色的小牛》（The Golden calf，2008年）。他判断公众的情绪并捕捉时代精神的能力非常强，他的《献给上帝的爱》获得了较好的回报。

我承认在那时错过了这一有力的信号。我发现他明显指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富人们积攒了太多的财富，以至于他们如果愿意，可以在自己的头盖骨上镶满钻石。赫斯特在提醒我们，你不可能将这些带走。在一个有着非凡财富的年代，你真正可以为自己的生活展示些什么？这幅作品说明财富也是有限的，但讽刺的是，作品本身卖出了所有艺术品无法企及的天价：1亿美元。回想起来，我现在意识到那个头盖骨一定在唏嘘：“作为献给上帝的爱，你们到底需要多少钱？”那些当时买得起《献给上帝的爱》作品的人仅在交易完成的几个月后就发现自己的财务状况开始变得糟糕。确实，当这件作品开始向大众展示时，有谣言在传市场已经发生变化，赫斯特和他的支持者们不得不借钱给买家支付费用。

也许那些富有的买家当时并没能认识到信号是什么，因为承认就意味着改变。他们需要卖出所有的资产，减少风险，卖掉他们的企业，承认自己的资本净值的数额比自己想象的要小。仅仅因为时代变了，就要放弃我们的生活确实很难。相信我们所享受的顺境不仅是因为运气好，相比起来这种想法要容易得多。不，我们对自己说，我们有技能，我们很聪明。因此，我们可以应对经济风暴。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聪明、成功的人在危机中失去了一切。将运气和技能混淆是致命的。

我想说的是，仅仅靠观察信号是不够的，还需要采取行动，而行动要求我们要有观点。对未来的看法显示出我们的个性，正如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4]（Ralph Waldo Emerson）观察到：“人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也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个性。”我们对风险的看法和感知都显示出我们的个性。我们对争取什么和在何时争取做出的选择，同样要求并显示出了我们的个性。

有时候，经济会给我们一些用砂纸包起来的礼物。市场大跌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机遇。我们何时才能以低价购入财产以及人才？通常只有在破产的时候。想一想美国厨师斯蒂芬妮·伊泽德（Stephanie Izard）在2008年金融危机高峰期间决定开一家以“女孩和羊”为名的高端餐厅，这一决定是多么的大胆。除了朋友和家人，没有人愿意借给她钱，尽管她当时刚刚赢得了电视真人秀烹饪大赛的胜利。情况迫使她只能选择一处便宜的位置开餐厅。当时没有人会想到她会选芝加哥西环的一个区域，虽然如今已成为美国排名最靠前的餐厅所在地。她不仅开创了一个超过150名员工的非凡场所，而且这家餐厅的排座名单时间长达9个月，针对餐厅包间的使用权有一个专门的二级市场。正是因为她勇于承担风险，才使整个社区成为芝加哥最时尚的地方。

这些关于世界经济的信号有趣而重要，但同时也很容易被忽视。一些信号容易被接收，我们也很容易照此行事。当小孩子哭的时候，我们会对其悲伤做出反应。办公室流言告诉我们同事被解雇，于是我们打理一下自己，并且更努力，以防落得同样的下场。我们的货币对欧元兑换率或上涨或下跌，因此计划或取消去欧洲的旅行。

正如烤煳的面包会让我们站起来并且加以注意那样，世界经济中发出的许多信号也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价格发生改变，无论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生活也会随之改变。我们的抵押贷款、工资、医疗价格以及肉类、口红和巧克力的价格也都如此。特别是对于那些我们从没想过，但确实对我们的生活有影响的价格而言，如面包（其价格的上涨我认为是阿拉伯之春的催化剂之一）或华尔街的债权抵押证券^[15]（CDOs）更是如此。之后还有市场为我们的时间和技能所支付的价格，这个也会发生变化。

然而，我们有时候并不习惯于全球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发出的信号，尽管它们非常重要。“经济学”这一词语使人们在脑海中想起复杂的数学公式和诸如“边际需求”这类枯燥概念。我们有时会躲避思考这些问题，这并不奇怪。我从长期的实践经验中得知，人们认为“经济学”极为无聊而且在数学上很复杂。通常来说，经济信号都在用数学语言描述：数字、数据、概率、尺寸、图案、表格以及百分比，所有这些都转化成了我们不怎么能理解的东西，如通货膨胀和季节性。然而，这只是我们所习惯的印象。事实上，经济学并不只是关于数字。经济学还与人类行为有关，尽管人类行为也许是我们观察经济信号时最不迷人的方式。我们很容易观察到的简单事件和事物则更引人注目。

我在《每日邮报》上读到一篇关于达蒙·埃默里（Damon Emery）和他家人的媒体报道，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某天下午在迈阿密收到了一个关于世界经济非常可怕的信号。我打赌他在2008年初秋^[16]没有思考过整体经济的状况。当时的报纸头条都是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报道，但他并不在银行工作，所以他很可能认为这和他没太大关系。他带着家人从英格兰去佛罗里达的迪士尼乐园度假，并决定通过选择新近成立的廉价航空公司——法国休闲航空公司（XL）降低旅行成本。他和家人被世界经济给他们发出的信号震惊了：迈阿密机场警笛大作，警车把他们的航班包围，因为航空公司已经破产，公司的债主要收缴这架飞机。

埃默里先生是否想到过，他选择这家拥有巨额债务并且已无法通过公司的现金流支付利息的航空公司旅行，可能正冒着巨大的风险？很可能他没有这么想过。他是否知道使法国休闲航空公司在空中继续飞行的是银行贷款？很可能也没有。这一定让人困惑。信贷紧缩是造成法国休闲航空公司破产的罪魁祸首。在这个案例中，呼啸的警笛声则是信贷紧缩正在发出的信号。

我的邻居得到同样的信号，但却不声不响。他们的狗没有叫。他们雇用了一家建筑公司在自己的房子旁边建一个车库。一天早上，他们没有听到狗叫，因为建筑工人们没有如期而至。他们再也不会来了，因为这家建筑公司已经破产。我的邻居从来没想到过他们也处在2007年金融危机的风暴中，毕竟这场金融危机是由对房地产的过度投资、抵押贷款和建筑项目所引发的。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很多建筑公司会破产，所以雇用了另一家建筑公司来完成工作。新的公司要求提前付款，因为普遍糟糕的金融环境使他们也缺少现金流。他们家因为确实需要那个车库而不得不提前付款。然而他们家的狗第二天还是没有叫，因为新的建筑商也没有出现。是的，他们家损失了两次钱。

这些看起来都是小案例。但战争、国家和家庭的历史都受经济事件所驱动。经济通常为那些创造和毁掉企业、推动并改变我们生活的伟大历史事件奠定基础。

一个国家现金短缺往往是一个重要信号。苏联1991年解体的部分原因就是没钱了，其税收已经无法为政府支出提供充足的资金。1936年英国能继续保留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是因为当时埃及陷入经济危机并亟须现金。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入侵科威特的原因之一是伊拉克没有钱了，决定抢邻国的油田用来填充自己的国库。

苏格兰也是因为金融危机，被迫在1707年与英格兰签署了《联合法案》（The Act of Union），从此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17世纪末，苏格兰开始忌妒英格兰的东印度公司，当时这家公司从殖民地为英格兰创造了无数的财富，使英格兰的财富远远超过苏格兰。于是，苏格兰人决定创建自己的东印度公司，被称为苏格兰公司。试图在今天的新泽西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建立苏格兰殖民地的努力失败后，一位名为威廉·佩特森（William Paterson）的企业家提出了一个获得苏格兰公司支持的想法——“达里恩计划”（Darien Scheme）。佩特森的想法是在被称为“新爱丁堡”也就是现在的巴拿马地区建立一个苏格兰殖民地，并利用当地的富人建立一个远东贸易基地。这个计划的目标是让苏格兰的人民变得富裕起来，但不幸的是，达里恩和巴拿马就是一个沼泽。第一批、第二批和第三批殖民者都死于通过水传播的疾病，包括痢疾和霍乱。西班牙人也曾经和苏格兰一样希望获得这块地方，最终那些幸存下来的人被迫逃了出来。只有一小部分殖民者活着回来。

苏格兰的损失相当于国家储备的1/3（比最近的次贷危机损失还要严重）。为了将人民从后半生的贫困中拯救出来，苏格兰需要紧急救助。英格兰显然是救星，而英格兰银行紧急救助的代价是苏格兰丧失了独立地位。为了换取紧急救助，苏格兰和英格兰签署了《联合法案》。英格兰的收获是这次金融事故使王国在多年的战争和冲突后终于团结起来，联合王国就这样诞生了。

2007年，也就是将近三个世纪之后，由于金融危机引发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英国政府不得不用纳税人的钱紧急救助苏格兰皇家银行和英国其他几家最大的银行。结果，公众不仅要承受投资损失，同时发现他们的税增加了，而且政府提供的服务水平在下降。

2010年，英国选民普遍对这些损失非常愤怒，以至于他们通过选举一个“悬浮议会”来撼动传统的政治。这样的选举结果迫使两党分享权力。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任命克莱格（Nick Clegg）作为他的副首相。他们分享权力并共同治理国家。联合政府的少数派也就是自由民主党有很深厚的苏格兰传统，作为参与新政府的代价，他们立即要求苏格兰降低税收和享有更大的自治权。这给苏格兰独立运动带来极大的推动力，并使其成为英国主要的政治讨论之一。讽刺的是，2007年的金融危机给苏格兰提供了更大的独立的机会，尽管苏格兰最大的银行是这场灾难主要的根源之一。

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边界因为一次经济事件而消失。今天我们看到所有地方的边界都在发生变动。在中东地区，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边界由于政府倒台和难民潮而重划。在东欧，国界在乌克兰这个国家被重新定义，有时候甚至通过武力来实现。目前仅在欧洲新砌起来的围墙和壁垒的数量就超过了“冷战”时期。^[17]那些曾有自由通道的国家之间如今也建起了新的围墙，加强了对边界的控制，例如德国和奥地利、丹麦和瑞典、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之间等。在中东，沙特阿拉伯在与也门交界的地方修建了一座高墙。土耳其正在修建与叙利亚之间的围墙。

在美国，从拉丁美洲迁移过来的大规模移民也希望分享美国红利，他们使得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边界被弱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如特朗普（Donald Trump）^[18]和克鲁兹（Ted Cruz）威胁要在与墨西哥的交界处修建一座高墙。墨西哥人则开玩笑说，如果这样的候选人当选，他们将给自己修建一座围墙！

这不是一个巧合，而是一个信号，标志着经济压力正在改变许多资产的成本和价值。伊拉克对于美国而言变得昂贵，它要求美国牺牲“生命和财产”。但它对于伊朗、俄罗斯和当地政治力量如达伊沙（DAESH）/“伊斯兰国”（ISIS）而言则是有价值的土地。乌克兰和叙利亚（通常）都是大型的食品生产国，对它们而言，只有俄罗斯仅有的真正不冻港在食品价格再次上涨的时候也许才对它们具有更大的价值。或者想想得克萨斯，不奇怪许多人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信号，即无论油价上涨还是下跌，得克萨斯都有一种强有力的多样化经济。硅谷似乎在转移到得克萨斯的奥斯汀县，因为在那里能源、创新、农业和房地产都在飞速发展，很多公司慕名而来。

家庭的历史往往也与经济事件紧密结合在一起。我的祖母在1927年从瑞典来到美国，她找到了一份裁缝的工作，使自己能够在“大萧条”时维持生计。她要确保自己的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使将来可以不再从事体力劳动。她让我父亲明白自己的选择：要么获得奖学金，要么一辈子都在卑微的工作中挣扎。于是，我父亲非常习惯于一个简单的价格信号——跟着钱走。由于需要以自己的方式获得奖学金，他通过跑步、高尔夫（他学高尔夫仅仅是因为当他14岁的时候，做球童得到的收入更高）和数学、工程学的优秀成绩获得多项奖学金。最终他以全额奖学金考入耶鲁大学，并在20世纪50年代末在牛津大学获得亨利奖学金。他当时选择亨利奖学金而不是罗德奖学金，部分原因是前者的数额更大一些。他之后接受了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辅导，包括托马斯·C.谢林（Thomas C. Schelling）^[19]以及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爵士^[20]。通过跟着钱走，他成为世界上很多国家政府首脑和成功企业家的经济顾问，因为他很早就学会将价格作为信号了。

我的母亲向往学习中世纪英语和中世纪法国诗歌，并不是因为这是打发她业余时间的最有效方式，而是因为世界经济创造的奇迹之一，就是使人们可以追求梦想，或确切地说任何类型的梦想。经济使很多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就我母亲的情况而言，正是因为一个经济信号，她才追寻自己的梦想。她的父母在洛杉矶收入居中：母亲是加利福尼亚州立体系中的一位公立学校教师，父亲是洛杉矶市的一名电工。那么，他们的女儿，也就是我母亲，如何能够去牛津大学学习，并且师从《霍比特人》《魔戒》的作者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以及《纳尼亚传奇》的作者C.S.刘易斯呢？我的母亲很幸运，因为汇率使一切成为可能。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美元与英镑之间的比价使得当时的美国人一抵达英国就能成为富翁。汇率是重要的信号。

我的母亲永远也不会理解，有利的汇率对她人生之路的帮助有多大，我也是在成为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首席货币策略分析师，听到她抱怨如今的欧洲物价有多么贵时，才意识到这一点。我看了图表，发现1956年美元兑英镑的比价（在行业圈被称为“电缆”，因为汇率最初是通过电缆机器交易的）对美国非常有利。我的母亲在美国不算富，但她在英国成了富人，因为“二战”后果之一就是英镑经历了一次暴跌。因此，不仅麻烦的信号需要关注，积极的信号同样需要关注，因为积极的信号能带领我们走向希望、发展和机遇。

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将影响你生活的方向和你做出的决定。价格将决定你要支付多少钱来换取大米和所有你所需要的东西。你如何知道何时该借，何时该买，何时该投资，何时能有所回报，你会形成一定的观念并加以行动。但你的观点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你观察到了什么信号？又错过了哪些信号？

信号永远都在那儿，问题在于如何识别并加以解读。我的职业生涯主要是在金融市场里工作，为美国总统的经济政策提供建议，为世界各国的交易员、投资者和政府官员提供建议。无论是坐在交易大厅还是在白宫办公室里，我的工作要求我识别、解释这些信号并付诸行动。有时候，发出某些信号也是我的工作。

市场和经济学看起来像是那些内行人的庇护所，他们拥有可观的薪水，配备着高科技的设备，如彭博社和路透社所拥有的终端机、各类商业杂志、一流的贸易大厅以及通过与政策制定者、首席执行官们的会见而获得优先信息权。是的，银行交易大厅和基金管理公司里充满着高薪水、有才能的人员，最前沿的技术、最深入的新闻报道和研究，所有的这些对于获取经济和金融信号来说必不可少……只是，事实并非如此。

当我在这些交易大厅工作时，我可以接触到所有合适的人和所有合适的设备，我也因此学到很多。然而我发现，很多处于有利位置的人也会漏掉信号或是把信号看错。事实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往往是那些有特权的金融市场专家犯了错，从而引发了危机、萧条，并将普通纳税人的未来置于危险境地。同时，我也认识到，许多并不具备上述特权的人——例如，艺术家、服装零售商、Vogue的编辑——完全有能力辨别、解读、创造信号并根据信号行动。许多人通过捕捉和解读信号创建了真正的企业，解决了就业，创新并赚了很多钱。

多年来我发现，无论是和职业基金经理，还是和对金钱没有任何概念的朋友，或是政府首脑交流——他们其中的很多人虽然是政治领域的专家，但对金融和市场没有任何概念——我都会被重复地问同一类问题：“利率会上涨/下调吗？”“什么时候？”“失业情况会好/坏一些吗？”“我的抵押贷款会更贵/便宜吗？”“我的房产/存款/投资/技能/企业的价值会怎么样？”“未来经济增长会更快/减速吗？”“石油/黄金/股票/债券/铁矿石/牛奶价格会上涨/下跌？”“我应该扩大/收缩我的生意吗？”“我应该借款投资/见好就收？”“我现在应该继续读书深造还是工作呢？”“我应该换工作还是原地不动？”

我们都想知道如何为未来做准备，如何在事情发生之前预知，并且在这些事情在市场上标价以及在报纸头版上显示以前，就采取合适的行动。没有人能够预言未来，但有人可以通过对一些可能发生的事件和可能产生的结果保持警觉，赚取更多财富或是更好地进行自我保护。

关于未来是怎样的对话一直在进行，知道这些也许对我们有帮助。这场对话涉及交易员、基金经理、养老金基金托管人以及主权基金、企业家和那些小企业家。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和媒体也都参与到这场对话中来，但如果公众也能参与进来，对话将变得更加丰富。参与到这场对话中来的确有必要，因为你的未来取决于你现在所采取的行动，并反过来取决于你对这些信号的观点和想法——或没有观点和想法。

举例来说，当前对世界的看法被分成两派：一派是大多数人认为通缩是我们未来最大的威胁，另一派是极少数人认为通胀才是最大威胁。两种情境都有发出信号。尽管利率保持在历史低点，但债务负担一直在持续增加，这标志着债务问题将在未来几年给我们留下通缩或是价格下跌、低就业等问题。另外，也出现了许多通胀信号，例如房地产、高品质钻石和艺术品等硬资产的价格创历史新高。产生的后果会以各种方式影响我们每一个人。每个人都会感受到由通胀和通缩所引发的政治后果所带来的痛苦，无论哪种情况发生都会造成更大的不景气。

这本书提供了我个人在职业生涯中所参与的各种对话，特别是那些每次在经济或金融危机发生前后所进行的对话。这并不是确切的解释，而仅仅只是许多解释中的一种，但你可以由此开始思考世界经济如何运作以及将如何影响你。

解读信号是一项艰巨和连续的任务，因为信号之间经常相互冲突。有些信号重要，有些仅仅只是噪声。一旦当你开始找寻信号的时候，信号就会变得铺天盖地。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说：“如今，有用的信息变得如此之少，这实在让人悲哀。”

[1] 玛里奥·泰斯蒂诺（Mario Testino）/《服饰与美容》© The Condé Nast Publications Ltd。

[2] 格蕾丝·凯丽，20世纪50年代好莱坞女星，摩纳哥王妃。——译者注

[3] 约翰·F.肯尼迪，美国第35任总统。——译者注

[4] 里维埃拉，南欧沿地中海一地区。——译者注

[5] 首次公开募股（IPO），指新股首发，是很多公司用来筹款的一种机制。

[6] 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所写的一部中篇小说，1925年出版。——译者注

[7] 崔姬，20世纪60年代英国名模、演员以及歌手。——译者注

[8] 雅诗兰黛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大型化妆品和护肤品生产商和销售商。——译者注

[9] 节选自陆军中校、1945区参谋默文·威利特·哥宁的日记，现存于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

[10] Oliver James, Affluenza, Vermillion Press, 2007.

[11] Just an Old-Fashioned Girl, lyrics by Marve Fisher (1958).

[12] James Quinn, HSBC hit by sub-prime crisis, The Daily Telegraph, 22 September 2007.

[13] 达明安·赫斯特，英国现代派艺术大师。

[14] 爱默生，美国思想家、文学家、诗人。爱默生是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15] 债权抵押证券是一种将许多不同等级的风险债务集合到一起的复杂的金融投资。

[16] Michael Seamark, Another 30 airlines will go bust before Christmas, warns BA chief, Daily Mail, 13 September 2008.

[17] Pippa Malmgren, Countries Can Pull up the Drawbridge – but Capital Will Pull Them Down Again, MoneyWeek, 4 December 2015.

[18] 当时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译者注

[19] 托马斯·C.谢林，美国经济学家，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是外交事务、国家安全、核策略和武器控制。因为“通过博弈论分析改进了我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与罗伯特·奥曼（Rober Auman)共同获得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译者注

[20] 约翰·希克斯，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般均衡理论模式的创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