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布瑞斯与涅墨西斯

对很多人而言，“经济学”这个词伴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恐惧和一种精疲力竭的感觉。一提起“经济学”，人们就会联想到数字、代数、数学模型和高度技术化的量化主题。如果这些你都很熟悉，想想另外一种可能性：经济始于人类的心灵，起源于古希腊女神休布瑞斯（Hubris）和涅墨西斯（Nemesis）之间永不停歇、争夺我们心智的战争。古希腊人将休布瑞斯描述为点燃我们欲望、贪婪之火的女神，在自我意识追求渴望的同时，迫使我们承担相应风险。自我意识想要的更多：更高的地位、更多的金钱、更大的成功、更多的物质占有、更多的认可、更多的知识、更大的信心。休布瑞斯是世界经济中的强大力量，因为它迫使个人和社会去创新——这总是会伴随着风险——从而创造增长、财富和国内生产总值^[1]（GDP）。

涅墨西斯是复仇女神，专门针对那些过于沉迷在狂妄自大中的人。涅墨西斯用怀疑浇灭了傲慢之火，用损失惩罚狂妄自大。涅墨西斯潜伏在所有生意、资产负债表和工作的边缘，她从每一位冒险者的肩头窥视，破坏所有努力者的希望和抱负。休布瑞斯创造希望，而涅墨西斯引发恐惧，但二者对于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转都至关重要。二者平衡了，人们才能够成功实现目标，并为经济繁荣做出贡献。其中一种精神过多，就很有可能导致经济灾难。

我们每个人自身寻求平衡的做法成为经济活动的基础。每次我们（作为个人或是集体、社会）争取我们想要的东西时也会涉及风险，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某种“增长”。这样我们就创造了“附加价值”。当我们努力并取得成功时，我们的信心和GDP以及财富一样，都会增加。我们对自身能力会更加自信，生产力也会随之提高。

在休布瑞斯和涅墨西斯之间，信心与恐惧寻求平衡，冒着可能真正失败也可能获得成功的风险，这永远都是作家、诗人、心理学家和其他观察人类境况的人们喜欢的主题。这是揭露以及强化个性的一种探索。莎士比亚一直这么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有能力理解并描绘出人的本性。麦克白（Macbeth）无法在他的野心和他对失败的恐惧之间寻求很好的平衡：“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鞭策我实现自己的意图，可是我的跃跃欲试的野心，却不顾一切地驱使着我去冒颠踬的危险。”^[2]

我们的努力失败后会造成损失，有时是金融损失，有时是丧失信心、骄傲和自尊。然而，在失败中，我们从中吸取的教训对我们的再次起程会有帮助。因此，失败是GDP和财富创造的关键组成部分。正如《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11年4月庆祝失败的专刊中指出的那样：只有经历了失败，我们才能更加娴熟地承担风险，因此也更有可能在未来取得成功。^[3]

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有时候会比从成功中学到的东西更加重要。19世纪美国散文家和诗人爱默生曾写道：“所有的生活都是一场实验。你做的实验越多，生活就越好。”经历本身就是宝贵的，这一观点在发明家爱迪生（Thomas Edison）那里得到进一步体现，他说：“我没有失败1000次，我只是成功发现了1000种不能制造电丝的材料。”

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总结说，经济周期在根本上是由创新和“创造性毁灭”所驱动的。他并没有说创新和毁灭，而是特指“创造性毁灭”，因为人类可以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创造性毁灭意味着企业可能经历了损失，但建立成功企业的愿望及其所需要的技能还没有丧失。

经历了起起落落，经济中的成功与失败往往都是有用的。衰退给我们以教训，使我们在位于平衡状态和准备应对未来失败所带来的灾难和机遇时，技能更加娴熟。经济的起起落落将奖励那些承担预期的、前瞻性的风险，并吸引其他人尾随其后的“先行者”。每次经济发生变化，它都会发出新的信号，使我们可以乘风破浪继续前进，当然前提是我们能够捕捉并且解读这些信号。

关注信号的目的是更好地形成一个人的世界观。没有世界观，我们就像在海上漂浮却找不到北极星那样没有方向，甚至没有救生艇。没有了世界观，乘风破浪就不可能实现。相反，那些对经济或是对未来方向没有看法的人，只是在不确定的汪洋大海中随波逐流。请记住，完全没有观点是最危险的立场，因为不采取行动有时候会是最大的风险。

要形成自己的观点，有时候需要站在大众的对立面。毕竟，如果市场和价格永远“正确”，那么就不会有人打赌了。举例说，如果你认为自己现在的薪水太低，你可能会鼓起勇气到别处寻找薪水更高的工作。或者，如果你觉得现在的工资太高了，而且你的老板很有可能在最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你一样可能在被解雇前选择寻找一份新的工作。同样，如果已经有人在市场上以合适的价格提供一模一样的产品或者服务，那么又有什么动力去让你创建一家类似的新企业呢？

正是因为相信市场没能供应一些东西，或是以错误的价格供应这些东西，才会激励一个人去开创新的企业。正是因为人们认为股市或债券市场的价格不正确，才会去打赌价格会发生改变。所有的投资都做出这样的假设：今天的价格是错误的，未来的价格会更好。

所以，个人如何才能形成对世界经济的看法？幸运的是，这并不需要你有经济学的学位，只要求你保持警觉，拥用观察能力，并运用常识和个性。

常识并非普遍存在（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金融市场周期中就明显缺失），但常识可以培养。整个拼图最微妙的一块就是个性。

个性与世界经济有何关系？首先，没有风险就没有奖赏。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指出“冒险确实是创造财富的必要条件”，或者，换句话说：“所有资产的最终价值在于它们能否在未来产出商品和服务。而众所周知，我们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因此所有的投资都有风险”。^[4]虽然谈的是金融投资，但他说的话适用于我们所做的所有投资，包括对观点、理想、教育和梦想的投资。勇于冒险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预期的、经过仔细思考的、方向明确且管理良好的风险也同样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个性驱动所有的好故事，包括经济故事。个性支撑所有的投资决定。共识已经算入市场价格中，换句话说，通过大家拥有的共识是很难赚钱的。如果每个人都已经拥有了，那么这种资产的价格上涨概率是极小的，因为很少会有新的买家可以推动价格上涨。最好的投资决定是那些还没有到最佳胜算，伴有风险的投资。风险就是你得到的报酬。个性定义经济。

“个性”这个词本身似乎暗示一些人的个性好，而另一些人的个性不好。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根本没有个性一说，因为人们是根据所处的环境以及身边的人来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我所说的个性是指能够基于我们自身的推理而不是人云亦云来形成自己世界观的能力，能够执行并坚持这一观点的能力，以及随时适应环境变化，从而实现超出我们正常能力所及的既定目标的意愿。

许多人问，“我应该买些什么”。他们很少问“我应该卖什么，何时该卖”。他们忘了如果你不把桌上的钱放入口袋，就不会有利润一说。在此之前，看起来像是利润的，仅仅只是希望而已。对经济个性最真实的测试之一，就发生在我们购入诸如房产或股票，而其价格持续上涨的时候。大多数人会不敢卖，担心放弃了潜在的收益。于是我们的犹豫取代了清晰的目标。这印证了一句老话：牛市和熊市都能赚钱，只有猪被宰杀。将一件正在升值的东西卖掉总会被人不停地嘲笑。这需要有个性才能勇敢地面对，并将还在报价的现金收入囊中。没能在合适的时机（在所有其他人卖出之前）售出导致了一系列“可能、或许、应该”的故事，讲述有个人“曾经拥有一份收益”，但事实上他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一种可能性。

从这个意义上看，在世界经济中承担预期风险是一种个性测试。为了在世界经济中取得成功，我们需要对自己的观点感到舒适。也许我们的观点和其他人一样，但这会让我们陷入一种人之常情的危险，即高价买入、低价卖出。人云亦云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但在情况变得“显而易见”之前，每个人都已经做了同样的事情，投资往往只剩下很少的价值甚至没有价值可言。所以，承担预期的风险通常意味着持有与大多数人不同的观点。

这适用于所有的投资，包括我们对自己的投资。我在大学的专业是政治哲学和军事历史，每个人都说“你不可能找到工作的，当律师吧”。这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现了大量美化律师职业的热门电影和电视剧，如《梅森探案集》（Perry Mason）和《力争上游》（The Paper Chase）。我忽略了他们的建议，因为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投资自己的教育。幸运的是，结局还不错。但想想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每个人”都想拿到商学院学位，即工商管理学硕士（MBA）。同样，有这个学位的人在热门电影和小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吸引着全新的一代在金融服务领域找工作。 《华尔街》 （1987）的导演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以及《说谎者的扑克牌》（Liar’s Poker, 1989）的作者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都对自己的劝诫故事反而起到了美化金融市场的作用表现出震惊。但问题在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拿着同样的学位走出校园，这个学位开始贬值，起薪也变得越来越低。事实上，MBA已经不能保证你在金融界获得一份工作或职业。正如我们看到的，如果你有数学能力，现在当一名工程师的薪水更高。

投资市场并选择你想从事工作的行业或领域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如果你认为亨氏——或铜矿、政府债券、某种谷物早餐——的股价是合适的，买入或卖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你无法在此谋利。为了谋利，你必须认为当前的价格是不对的，并且将按你期待的方式变动。你可能会选择在法律或矿业或奢侈品行业工作，你的选择反映出你的观点，因为很少有人会选择一个失败的行业作为自己开始努力的方向。

因此承担风险要求你有充足的个性和自信，相信你的观点是正确的，而那些组成市场且决定价格的大部分人的观点在某个特定时刻是错误的。如果价格是“正确”的，那么承担风险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样不会有任何奖赏。

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在试图判断未来时，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学的课程其实并没那么有用。有太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完美”的。他们认为市场已经“定价”或提供了关于价格的所有信息。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价格只是信号，并且随时在变化，这一点相当明显。如果你想形成一种观点，并准备在此基础上冒风险，那么寻找能够支持或改变你观点的信号就变得尤为重要。

2009年，休·亨德利（Hugh Hendry）从自己下榻酒店房间的窗户往外拍摄了一段中国武汉天际线的视频。亨德利是一位在伦敦工作的传奇对冲基金经理人。他认为成功投资人所具备的关键性格素质应包括：“首先，在现有的信仰体系之外建立一种有争议的前提，使其存在下去，并最终被金融圈其他人接受。”^[5]《巴伦周刊》（Barron’s）在2012年的时候采访亨德利：“您认为自己在哪些问题上位于现有信仰体系之外？”^[6]他描述了那天在武汉酒店窗外看到的情景。对于粗心的观察者而言，那只是由无数顶上坐落着巨大钢铁起重机的摩天大楼构成的一条天际线。但对于亨德利而言，这是一个信号：观察那些未完工的大楼，他意识到了一些差错。

我拍了一段大楼的YouTube（一家视频网站）视频。当时高盛和其他人都津津乐道在中国投资的强有力理由。但我的亲眼所见却让我得出以下结论：中国有一个GDP增长的强健体系，但却放弃了财富的增长。

武汉和其他中国城市出现建筑热潮的部分原因是，人们相信农民想搬到城市以追求更新更好的生活。房地产开发商疯狂地盖楼，期待城市人口的增长。很多人将他们的行为看成是经济增长的信号。他们坚信，西方经济已陷入困境，中国经济将继续增长。他们坚信，中国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商品。但如果美国不再进口中国商品，就会导致失业率上升，中国的经济也随之受到影响。

亨德利发现这些大楼在封顶之前就停工了，于是意识到这些房地产开发商已经用尽现金——证明西方的金融危机确实对中国也有冲击效应。所以，他决定避免去做所有人正趋之若鹜的事情——投资中国。结果证明，亨德利是对的，尽管当时并非十分明显。

一段时期以来，外国持续向中国投资的事实刺激了乐观的情绪。中国对房地产市场危机的反应是投入更多的资金刺激新一波的建筑热潮，希望这样能好转。他们只是成功地建造了更多没有需求也没有市场的高楼大厦和基础设施。

亨德利呼吁“做空中国”是有个性的。他已经准备好被人嘲笑，并被视为一个疯狂的外行，因为大部分人都相信中国还将继续增长。这正是我们成功管控经济所需要的——有个性形成自己观点，并且有能力知道你的特定技能和环境是否能让自己受益于这些观点。

个性本身就是一个信号。投资人同意借钱一般是基于借款人的个性品质。“信誉”（credit）这个词源于拉丁词“担保”（credere），意指“相信”。1912年，J. P.摩根（J. P. Morgan）就国家财政问题在内政部做证时，被要求解释自己发放贷款的基础。他当时的反应已成为如今的知名格言：“在金钱、资产或其他所有因素之前，首先应考虑个性品质因素。作为一名基督徒，我不会借钱给不信任的人。”^[7]

这与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观点不谋而合：“在评价个人的时候，你需要看三种品质：正直、才智和活力。如果你没有第一种品质，那么后面两种会毁了你。”那些超越传统思考方式并同时创造出关键解决方法的科学家们，正同样以创新和富有成效的行为，在休布瑞斯和涅墨西斯之间寻求平衡。因此如果说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也是个性基本动力的信仰者，我们应该也不会感到惊讶。“很多人说智力成就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说，“他们错了，应该是个性。”

世界经济发出大量信号。仔细筛选这些信号，认清哪些是重要信号，并正确解读它们的意思。形成观点并不够，我们还必须有落实这些观点的信心——在这个过程中小心谨慎地平衡休布瑞斯，并防止涅墨西斯风险——这就是个性的问题。世界经济会确保个人的观点需要经常性地被接受检验。

扩展已知的边界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并创造出财富、增长和GDP。发明、创新和赢利都来自这一动力。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概括说：“人的成就应该超越他的极限，不然要天堂干什么？”锋刃作业就是用来扩展已知的边界，心理学家认为这在生活中必不可少。

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说：“只存在三种真正的运动：赛车、爬山和斗牛，其他都只是游戏而已。”以他的标准，其他的运动都无法将人逼到极限。锋刃作业者也许要在运动中冒生命危险，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英国一级方程式赛车手斯特林·莫斯（Stirling Moss）说：“要在这项运动中取得成绩，你必须涉足于灾难的界限。”世界经济可能也一样。形成观点并拥有追求这些观点的个性，要求我们进行通常只与赛车手、宇航员、试飞员和极限航行员相关的锋刃作业。他们可能会冲向物理学的边界，但世界经济迫使我们面对的是当前状态和可能状态之间的边界。

不妨换一种方式思考——正如性挑战生理和心理的极限，犯罪挑战法律的界限，音乐让人们扩大时间和想象力的界限一样，创新也在挑战世界经济的极限。

扩展边界不仅是好奇的问题，还是发现并满足人类心智基本需求的一种方式。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在其1943年的论文《人类动机的理论》中将扩展边界定义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个人能成为什么，必须成为什么……这一需求可以称为自我实现。它是指一种自我成就的愿望，也就是他在自己有潜力的领域进行自我实现的趋势。这一趋势也可以被表达为希望越来越成为自己，成为自己能够成为的一切的愿望。”^[8]

爵士乐艺术家如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和迪兹·吉莱斯皮（Dizzie Gillespie）意识到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超越昙花一现的辉煌或客座演奏家，只能根据演出时间来领报酬并且很容易被人取代，除非他们从事锋刃作业。^[9]于是，他们开始写自己的音乐，而非仅仅演奏别人的音乐，这使得他们能够改变自己的风格，并让自己的音乐超越他们所处时代接受的定义。通过这样做，他们不仅获得了对自己未来的掌控，还成为传奇。特别是迈尔斯·戴维斯，几乎每隔四五年就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音乐风格。显然，离开流行音乐并持续引入新的和不熟悉的音乐需要许多的信仰和个性，帕克和吉莱斯皮最终都成为偶像级人物。

在世界经济中生存下来并取得成功也取决于扩展边界的锋刃作业。创新是经济中发生的最重要并能创造出可持续GDP的事件，它也是一种锋刃作业。对一些人来说，锋刃作业和经济学使人精疲力尽，而且也是一对危险的组合。“锋刃在哪儿？”人们会不安地问，“哪里才是可以超越经济真正增长的边界？”诗人T. S.艾略特（T. S. Eliot）提供的答案并没有起到多少安慰的作用：“只有那些冒险走得足够远的人，才有可能发现我们可以走得多远。”记者兼小说家亨特·S.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通过接近和超越锋刃来谋生，他对上述说法表示同意：“锋刃……很难有一种诚实的方式来解释，因为真正知道它的人只能是那些曾经迈过锋刃的人。”^[10]

我们无法逃避：当涅墨西斯介入进来，结果通常会不太好，前沿地区往往是最血腥的地带。锋刃作业无疑是让人恐惧的，特别是当我们的未来面临危险时。商业是世界经济的前沿地带，这一说法虽是老调重弹，但事实确实如此。锋刃作业要求精心呵护和专心致志，因为有时候这类工作意味着清除我们面前道路的障碍，使我们加速获得成功，但有时候会把我们撂倒在地，让我们在地上无力地挣扎。正如电脑科学家扎曼·斯特恩（Zalman Stern）观察的那样，“锋刃作业的问题在于总会有人因此受伤”。

想一想大厨丹尼尔·罗斯（Daniel Rose）的故事。他是一个来自芝加哥的年轻人，不会讲法语但喜欢烹饪。他到法国上大学，但转而研究法式美食。2006年，在世界经济蓬勃发展的高峰期，他在巴黎开了一家名为“春天”的餐厅。尽管由于世界经济捉摸不定，他的餐厅数次被迫关张、搬迁，再开张、关张，再开张以及重新创新，但他现在仍是法国排名最靠前的餐厅厨师之一，他所在餐厅的座位预约时间目前排到一年以上。

想一想罗斯·布朗（Ross Brawn）在成立他的一级方程式（Formula One）赛车队时所面临的风险。一级方程式赛车（F1）在美国向来不怎么成功，但在世界范围内却是吸引观众最多的观赏性体育项目。在2007年8月的金融危机之时，F1一时间突然吸引了大量的自由资金投入车队和技术，包括沃达丰（Vodafone）和奥朗日（Orange）等电信公司每年投入7500万美元赞助赛车队，本田（Honda）和丰田（Toyota）似乎在2008年一年就花费将近15亿美元。2007年11月，金融危机爆发之后3个月，本田找到布朗——当时其因带领贝纳通（Benetton）和法拉利（Ferrari）车队夺冠而一举成名——邀请其出任最高职务——F1车队“队长”。

在金融危机开始显露的几个月后，本田的销售突然崩溃，公司也无法继续赞助F1车队。有些人说，本田公司早就决定退出，金融危机刚好提供了一个借口。不管怎样，布朗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了赞助人或是车队。但他毫不畏惧，自己决定买下车队并找到新的赞助商，2009年11月，布朗GP或“布朗车队”正式成立。多亏维珍（Virgin）和卡塔尔电信公司（QTel）以及其他部分公司的支持，他们筹集到足够的现金，刚好够他们参加下一届比赛，这意味着他们要么大获全胜，要么彻底失败。

在F1赛车中仅有两类奖项——最佳车手（世界锦标赛）和最佳车队（车队积分榜）。2009年，布朗车队获得上述两个奖项。对于仅成立一年的F1车队来说，能包揽两个奖项尚属首次，更别提他们仅是一个小本经营的车队。别忘了，F1赛车不仅是一项极为昂贵的事业，同时对技术要求很高，车手要和赛车同样优秀才行。与其说比赛是在跑道上进行的，不如说是在车库里进行的。建造这些机器的技术工程师们扩展了物理边界，不断地在减少车身重量和不牺牲赛车结构的完整性之间寻求平衡。毕竟，赛车的速度太快，突然的刹车行为都有可能摔断任何未经训练车手的脖子。这是一项昂贵且危险的锋刃作业。

如果你喜欢香水，这里有一个鼓舞人心的案例。1929年的股市崩盘以及随后的经济萧条破坏了整个经济格局。让·巴杜（Jean Patou）在巴黎有一家服装店，他在那儿设计出针织领带和针织运动衫。他还在20世纪20年代推出了一系列香水。经济危机摧毁了他的大部分客户，于是他做出关闭服装企业的重要决定。让·巴杜和他的首席调香师亨利·阿麦勒斯（Henri Almeras）在信仰上迈出了勇敢的一步。无论世界经济的状况如何，总会有人想方设法赚钱，在此基础上，他们决定推出最昂贵的一款香水——“喜悦”。每30毫升的香水包含1000朵茉莉花和超过3000朵玫瑰的花瓣。尽管价格昂贵，但是这款香水从此变得和香奈儿5号一样成功。

这就是我们谈到的前沿决定和信仰飞跃的例子！想象一下，要在如此划时代的经济危机中决定推出一款史上最昂贵的香水，这需要什么样的个性才能做到！但正是由于那样的勇气，这一决定不仅在当时不景气的香水行业创造了数不清的就业机会，同时还提供了希望，直到8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鼓舞我们前进。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当冒险者，我们也并非都是企业家，但我们都受到世界经济活动的影响。考虑到世界经济所造成的破坏性，受伤总比负伤要好。运动员都知道受伤和负伤的区别：^[11]当我们受伤，我们还可以继续参加比赛，但负伤则会阻止我们继续参加比赛。用世界经济的术语来说，“受伤”是指当竞争者抢走了我们的工作，但我们还能够参与竞争，也可以继续选择寻找类似的工作，或更换我们的职业或策略。对比而言，在世界经济中“负伤”，则是像很多人在过去几年所经历的那样，在50岁的关头发现我们的养老金因为经济危机而损失了价值，这样迫使我们不得不工作更长的年限，以换取比我们期望标准更低的生活水平。

领取养老金的人不能也不应该承担更大的金融风险，一般来说，他们也没有承担失去任何资本的能力。他们恢复并重新进入世界经济的能力有限。这是一种“负伤”。如果我们没有技能，而且社会也不给我们任何获取这些技能的方式，那么，整代人都会永远地被边缘化。这也是一种“负伤”。

如今，这一问题不仅折磨着年长的人，同时也使欧元区、美国贫困社区的年轻人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大量贫困和未受教育的人口因此而苦恼。这造成了公民和国家之间社会契约这个基本协议的破裂可能比“负伤”更加严重。在某种程度上，公民有权期待他们的政府不会把自己长时间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受伤”和“负伤”理所当然会产生一种对自然未知力量的无助感。这种无助感让我想起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他1939年写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中的描述。在谈到“大萧条”时，他说经济破坏证实了“非理性和无法预料的力量会控制和平时期的社会：比如突然的永久性失业、在工作初期或是在开始工作前被扔进工业垃圾堆之类的威胁。在这些力量的影响下，个人发现自己面临着和在面对机械战争时一样的无助、孤立和松散”。

世界经济带来的个性测试不仅仅事关个人。我们大部分人可以应对股票市场的起起落落，哪怕起伏波动剧烈，但我们大部分人不能忍受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对市场机制的信任和信仰被完全破坏掉，价格已不再反映正常的市场力量。如果我们学不会如何应对世界经济的潮起潮落，那么会产生一些可怕的社会后果。这时候，锋刃作业会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弄潮儿。

德国社会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在1942年的作品中解释了“无意义的齿轮”心理如何在德国、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发展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温床。这些国家的人口经历了由战争、高通胀、储蓄快速缩减和经济中正常价格信号被毁坏等因素所带来的痛苦损失。如今我们看到，经济压力远不如当年那么严重，但那些往往反对国家扩张的人们变得沉默，并承认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应对那些远超出个人理解范畴或个人能力所及的经济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金融危机及其余波使我们对国家更加容忍，同时更依赖国家，而非相信我们自己能够解决问题。极右派、分裂活动以及反对政府紧缩的抗议异军突起，反映出我们的社会对于能够造成“受伤”和“负伤”的经济而言，是多么的脆弱。

弗洛姆说，如果缺少理解或管控经济变化过程的工具，自由会成为“无法承受的负担。然后它会等同于怀疑，等同于一种缺少意义和方向的生活”。逃离这种自由成为一种趋势，选择放弃承担预期风险能够得到的奖励，以获得已知结果带来的安全感，即使这种确定性要求将权力转交给法西斯和独裁者，或者是转交给看起来更友好的央行行长们。只要能恢复秩序，每个人都愿意这么做。这也许解释了为何公众们倾向于寻找那些能够震动社会建制的政策“异类”。

在预估我们的风险、测试和强化我们的决心以及测试我们的个性方面，一旦遭遇失败就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世界经济的锋刃作业会让人受伤流血，如果有选择的话，我相信大多数人会希望血流得少一些。我们会选择让世界经济与我们合作，而不是与我们作对。这就要求我们读懂信号，在傲慢与复仇之间寻求平衡，并承担预期风险。

但细节有可能非常之小。我们也许开始注意到一个事实：房产价格正在上升，人们买得起的公寓和房屋的面积正在缩小。这也许会刺激人们做出决定，搬到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房价更便宜的地区。如果我们在购物时更加留心每公斤商品的价格，将有助于我们节省日常食物的开支，因为现在的公司为了使产品价格同以前保持一致，不得不缩小很多商品的尺寸。

也有其他一些寻找信号和进行锋刃作业的理由。想一想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会错过什么。加拿大著名的冰球运动员韦恩·格雷茨基（Wayne Gretzky）说得很对，“如果你永远不射门的话，你将错过100%的进球”。伍迪·艾伦（Woody Allen）也曾说过，锋刃作业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你没有偶尔失败的话，这就是一个信号——你不愿意冒险”。在不冒险的情况下，你是无法发展经济或是实现GDP增长的。

然而，总有一些人渴望“逃离”世界经济。他们不想有任何观点，也不想关注任何信号。这些直觉支持着那些抱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人。但是，退出世界经济是不可能的。站着不动也不是一个选项，因为正如当前传奇的管理咨询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指出的那样，“维护昨天——也就是不创新——比创造明天要冒险得多”。^[12]毕竟，我们总会面临竞争。即使我们不做，也总会有其他人在创新。面对那些不断设置更高竞争标准的竞争对手，我们要么集中精神，要么被甩在后面。生活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变化本身就可以使我们失去平衡，特别是当我们无法预见变化时。

我们可以碰碰运气，让世界经济推着我们经历生活中各种的犹豫不决，但这种做法的结果如何呢？正如美国前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观察的那样，“那些信任机遇的人必须承担机遇所带来的后果”。通用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也这么说过：“掌握自己的命运，不然其他人会替你这么做！”^[13]

可悲的是，我们无法阻止对改变、经济周期、欺骗、糟糕的判断，甚至会重蹈覆辙；可喜的是，人类擅长适应改变，即使他们并不喜欢改变。我们可能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根据信号做改变的情况下已做出改变。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win）的名言被人没完没了地错误引用。他并没有说“强者生存”，他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论断的要点是适者生存。通常来说，我们非常有效地应对着世界经济中的小变化：我们可以适应生活中油价的上涨或下降，增长率或利率的上升或下降。我们通常在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进行适应。

尽管如此，我们仍愿意去认为世界经济中有人在保护我们。很多人相信各国央行可以通过“量化宽松”（一种往市场注入低利率和超级便宜的货币的政策）让所有的损失消失殆尽。但最终应对市场风险无法移交给任何类似于国家这样的第三方。我们并不能寄希望于这样的第三方可以将我们与未来隔绝。风险和机遇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这么想确实让人不舒服，很多人也不愿意这么想。

我们有多少人会因为世界经济“超出我们的控制”而在完全不考虑世界经济的情况下生活和做出重要决定？我写这本书的中心目的，就是让人们能够注意到信号，根据这些信号迈向未来，并更好地意识到这些信号将影响我们所做的任何决定。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我们往往只有在回顾总结的时候才会清晰地看到这些信号。19世纪小说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抱怨说，“我很少能注意到任何机会，直到它们已经不再是机会”。实际上，任何人都能够学会如何注意到信号，本书剩下的部分将探讨这一问题。解读信号并根据信号来行动是另一回事，这需要个性。你不仅需要评估外界的信号，同时还要评估你自己运用这些信号的能力。当然，你可能会犯错。然而，做好应对变化的准备，获取锋刃作业的技能，这样一来，即使犯错也不会毫无技能和毫无准备。

[1] 有很多关于如何测量和对比财富、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的争论。财富和GDP不一样，因为政府可能通过获取经济中创造的越来越多的财富并重新分配这些财富来创造GDP。创造财富才是成功的关键。GDP是测量财富创造的一种有缺陷的方式。这么说吧，政府现在获取越来越多的私人财富，认为可以用于创造GDP。财富创造而非政府重新分配财富是经济向前发展的动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Capti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的观点只会让我们走向钩心斗角。

[2] Macbeth, Act, scene 7, Line 25-28.

[3] Amy C . Edmondson,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from Failur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April 2011.

[4] 格林斯潘在位于美国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办的、由堪萨斯城联邦储蓄银行赞助的年度经济论坛上的讲话，1997年8月29日。

[5] Tyler Durden, Hugh Hendry is Back: Full Eclectica Letter, Zero Hedge, 29 April 2012.

[6] Mark Hanna, Hugh Hendry’s Interview with Barron’s, Market Montage, 22 February 2012.

[7] 1912年12月19日，J. P.摩根在美国众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资金信托调查”做证时的讲话。

[8] In Man For Himself (1947), the German social psychologist Erich Fromm wrote inagreement: Man’s main task in life is to give birth to himself, to become what he potentially is. A century earlier, the Irish poet Thomas Moore (1779–1852) expressed something similar: 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 in a person’s life than to gain soul by expanding the limits of what defines him. This is transcendence, and it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religion.

[9] 50 Cent and Robert Greene, The 50th Law, G-Unit Books, 2009.

[10] Hunter S. Thompson, Hell’s Angels: The Strange and Terrible Saga of the Outlaw Motorcycle Gangs, Random House, 1966.

[11] Malcolm Gladwell, Offensive Play: How different are dogfighting and football?New Yorker, 19October 2009.

[12] Peter Drucke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lsevier, 1985.

[13] Noel M. Tichy and Stratford Sherman, Control Your Destiny or Someone Else Will, Harper Collins,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