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档案立法对公权的偏好或倾斜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这种档案立法体制的形成有其时代背景，在制度设定之初是符合正义逻辑的。”〔8〕当新中国从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诞生之际，国内外的政治局势复杂严峻，敌我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巩固新政权、维护国家安全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没有了独立强大的新中国，空谈群众利益无异于建造“海市蜃楼”。特殊的历史条件造就了“国家利益取代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就是公共利益”的政策思路，“公权高于一切”不仅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因其历史合理性而成为人们尊崇的信条和行动的准则。档案利用服务政策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在档案领域忠实地贯彻着这一信条，与宏观政策环境相互契合。“保守国家和政府的秘密”高于一切，保密与开放仅以“国家利益和政府利益”为判断标准，个人利用档案的“私权”在国家管理档案的“公权”面前“弱不禁风”。
政策环境的变迁促动了政策思路的转变。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以及社会持续稳定发展，阶级斗争让位于经济建设，和谐发展取代了敌我冲突，维护社会各阶层人民共同的公共利益成为制定国家政策的重要导向。限制政府“公权力”对个人“私权利”的吞食，公平正义地解决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成为重要立法原则。继2004年3月私有财产保护入宪之后〔9〕，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从经济领域和物权角度确立了“私权与公权同样受到尊重”，“在技术上更加注重各方利益群体的平衡，依法对国家、集体和私人的合法财产给予平等保护的原则得到了强化”。〔10〕同时，“‘政治’向管理众人之事和服务社会大众转型，民众越来越感到政治不再神秘，它与我们平时利益密切相关，因此也就产生知情的要求。”〔11〕“知情权”的高涨不仅改变了政治领域“公权”高高在上的状况，而且直接触及了我国档案馆公共服务的职能定位、公共利益的价值选择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一些沿用多年的档案利用服务政策在理念上与外部环境相偏离，在内容上与出台的新政策相脱节，“断裂”之痛激发了变革之心，内外之压呼唤着政策“衔接”。
2007年4月出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档案开放与政府文件公开之间的“断裂”之状进一步暴露和凸显，档案利用服务政策的重新审视和相关政策之间的“衔接”被推到了难以回避的风口浪尖。自2007年起正式启动的档案法修改相关工作中，“进一步加大档案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完善档案法律责任制度”〔12〕成为迫切需要革新的内容。而档案法相关配套政策的衔接也集中在“已公开现行文件利用中心建设”、“馆藏档案开放与公布”、“机关档案室的合理利用”等方面。〔13〕在《档案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八项主要任务之中，档案法制建设居于首位。根据规划，“十一五”期间需要修订相关法规8项，补充制定12项。〔14〕其中直接涉及档案利用服务的专门法规就有5项，如修订《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1991年）、《利用档案收费规定》（1992年）；补充制定《档案提前开放实施办法》、《国家档案馆已公开现行文件阅览中心管理办法》、《档案信息交换与共享管理办法》。此外，需要修订的《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1980年）、《机关档案工作条例》（1983年）等法规中也有关于档案利用服务的专门条款。
档案利用服务政策的完善创新是以档案服务现实问题为对象，以档案服务理想状态为追求，与政策环境的变化相适应，与相关政策衔接配合的一个渐变过程和系统工程。它不仅仅是单项法规制度的内容修改或补充，更是一个以实现“档案公共服务”为目标的政策制定思路的转变和设计理念的更新。当然，这种更新和转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跟随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步伐，“遵循增量改革或增量民主的道路，不可能发生整体的突变性改革，但是某些领域将不时会有一些突破性的发展。”〔15〕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