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学术价值

笔者将公共管理学的前沿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和政策科学研究成果、哲学经典论述融入对档案服务实践和服务政策的分析之中，以较新的视角考察档案公共服务，以更广阔的视野审视档案利用服务政策总体状况和重要专题，从而思考如何推动“我国档案公共服务”的政策完善和创新。作为档案学基础理论和相关学科理论融合的一次尝试，本研究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理论意义。

第一，从档案政策层面尝试了更为开阔的档案法规研究思路，构建了由政策导向、体系结构、内容设计三个层面组成的档案公共服务政策研究框架。丰富和深化了档案政策、档案法规研究的相关理论。

档案行政管理和服务实践部门补充修订档案法规的重点固然在于具体法规文本的修改和条款的增删，但档案学界的理论研究却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就法规谈法规”，还需要具有多维视角和宏观视野。从政策与法规关系来看，法规的问题和缺漏不完全局限在法规内部，长久的法制建设不仅仅是“查漏补缺”。政策导向的形成、政策方针的一以贯之，政策体系的内容规划，政策问题的辨析和政策主线的确立对理论研究来说比单纯的“条文修补”更加重要。

第二，从政策角度思考了档案利用服务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推进档案公共服务的四个价值导向——“立足公共利益”、“立足开放共享”、“立足自由公平”、“立足提升效能”和两条分析主线——“明确责任”、“维护权利”。并以服务实践问题为支点对档案开放工作中档案馆的“责任”和公众利用档案的“自由权”进行了理论探索。加强了档案（利用）服务研究和档案政策（法规）研究的交叉互动。

第三，从档案领域的特定语境解析了公共服务的实质含义。从理论上阐述了档案服务“公共性”的内涵构成，档案机构的“责任”内涵及其责任机制的建立，公民利用档案的“权利”与“自由权”的区别和联系，在相关领域形成了较为新颖的学术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