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笔者在前文中指出，现有档案利用服务政策在价值观上倡导“社会服务”和“社会利用观”，并在时代发展中开始向“公共服务”推进，提出了“服务民生与服务业务并重，服务领导与服务群众并重”的服务取向。然而，囿于历史条件，利用服务政策中早已存在的“公共服务”思想基础并未得到持续发展，服务的“公共性”在国家政策中并未彰显，“公共服务”也没有成为档案馆的法定职责。
“政策价值观与价值观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政策价值观既具有一般价值观的内涵与特点，又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定性。政策价值观指的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模式。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就是对政策系统行为的选择，即对社会资源的提取和分配以及对行为管制的选择。”〔17〕按照《公共政策词典》的定义，政策价值观（values）是指“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涉及决策过程的人共有的偏好、个人愿望和目标；价值观可能包括一个人的政治信条、个人偏好、组织目标以及政策取向；价值观关心的是一个人认为是称心和美好的东西。”〔18〕由此可见，价值观意味着选择与判断，政策价值观就是如何制定理想政策的选择依据和判断标准。价值观还意味着愿望和目标，作为决定政策制定行为的主观认识，政策价值观更多地代表着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所希冀的社会生活的理想状态。
笔者在前文中指出，现有档案利用服务政策在价值观上倡导“社会服务”和“社会利用观”，并在时代发展中开始向“公共服务”推进，提出了“服务民生与服务业务并重，服务领导与服务群众并重”的服务取向。然而，囿于历史条件，利用服务政策中早已存在的“公共服务”思想基础并未得到持续发展，服务的“公共性”在国家政策中并未彰显，“公共服务”也没有成为档案馆的法定职责。为此，基于前文对“公共服务”的内涵认识，笔者认为，现有档案服务政策不仅应该从总体上体现对“公共服务”的倡导，更需要以“公共利益”为最终诉求，确立“开放共享”、“自由公平”和“提升效能”的服务目标和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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