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安放的黄昏

面对村庄的衰亡，土生土长的崖边人无力挽救村庄的一步步颓败，有人发出了令人感慨的喟叹——“现在和民国18年（1929年）一样”。但在自身生命价值如何存续的问题上，崖边人钱永福为了尊严做出了决绝的选择。

钱永福生命的晚期，很多崖边老人都看望了他。这是崖边熟人社会的朴素人情。村中看望过钱永福的老人给我转述：“我去看望老钱时，老钱说自己已经十天没吃饭，这一次一定要给人家（儿子）死。说完这话，老钱眼泪花儿都下来了，凄惨得很，最后一口气都难咽。哎，人老了可怜啊！”

钱永福晚年在二儿子钱仁义家里养老，钱仁义和妻子对钱永福经常辱骂，不给好脸色。生病初期，钱永福还能为儿子放羊、做家务，但后来身体越来越差，能干的活越来越少，儿子和儿媳的责备却越来越多。随着劳动能力日渐丧失，全力依靠儿子养老的钱永福遭受屈辱后丧失了继续存活的信心，他在生病期间，采取了绝食的方式，自我了结了生命。

钱永福生病期间，没有得到积极救治，一没上医院，二没请大夫。这一方面是因为农村看病难、看病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钱仁义对救治父亲不积极、不尽孝道。

钱永福死前几年，经常咳嗽。村人劝慰钱永福说：“你找个大夫看看。”

钱永福说：“吊水、看先生（医生）的钱我有，但人家（儿子）没这意思，我不能自己叫。”

钱永福觉得自己生命的延续拂逆儿子的意愿，即便活着，也失去了意义。他借着生病的机会绝食赴死，钱仁义乘着疾病的魔力“葬送”了父亲。

钱永福死后，崖边人都清楚他是绝食而亡的，相当于是自杀身亡的。但在钱永福儿子心中，父亲是生病死亡的。

2008年国庆，受孙冶方研究基金会“30年来中国农村的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调查项目委托，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30位师生在全国10省25个村对当前中国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开展了调研。发现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人数在逐年增多，调研组认为随着中国老年化社会的趋势不断加强，老年人自杀问题将越来越严重。他们在调研报告《中国农村的老年人自杀调查》¹中将自杀分为甘愿型、激愤型、绝望型、孤独型四种类型。认为：当前老年人的高自杀率，与农村的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正在发生较为剧烈的变动密切相关，而不同类型的自杀则与各地村庄性质和不同的代际关系变化阶段密切相关。报告指出，据卫生部报道，我国农村平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303047人，每10万农村人口中有28.72人因自杀死亡。

《中国农村的老年人自杀调查》从代际关系变迁的角度讲述了老年人自杀，但报告同时也指出，不能简单地认为，代际关系的变动使得年轻人将老年人“逼死”了。另外，科学普及与传统信仰的泯灭、老年人主体性的丧失、村庄社会关联的松弛，也是导致农村老年人自杀的三个原因。

在崖边，像钱永福这样用极端方式自杀身亡的案例只是个案。但老无所养、老无所依的问题非常普遍。更多的老人在经历不被孝敬的屈辱时，选择了默默忍受和无言抗争。

1980年代末期至1998年之间，崖边有个叫惯成的人将老母逐出庄院，老人被迫来到村边一口废弃的窑洞居住。惯成和妻子每天只给老母一顿饭，老人每天拿着一个瓦罐前往儿子的庄院打饭，一瓦罐饭吃一天。有时候，老太太会偷偷潜入儿子庄院偷食物，有时候能顺利得手，有时候会被儿媳妇发现以失败告终。在1990年代，惯成虐待自己母亲的行为是崖边人和崖边方圆数公里范围内农民谴责和说笑的对象，惯成也是不孝敬老人的典型代表。但进入1990年代末期以后，崖边出现了更多的“惯成”，崖边所在的陇中农村出现了更多的“惯成”，惯成的不孝之举也渐渐失去了标杆意味，谴责不孝的舆论也渐渐失去了力量。

钱永福死后的某一年，钱仁义在祭奠父亲的时候，特意端着蛋糕走向坟茔。他给路人哭诉着显示孝道：“我要给我爸爸献蛋糕，我爸爸活着的时候爱吃蛋糕。”村里人暗地里都说，“钱仁义真会装模作样，干嘛不在父亲活着的时候多给几碗饭吃？干嘛不在父亲活着的时候多给几个好脸色？”钱仁义不孝敬老人的做法尽人皆知，但钱仁义却伪装得道貌岸然。钱永福绝食而亡在村民心里是公开的秘密，但村民都要保全钱仁义的面子，大家谁也不愿去戳穿这个秘密。

村民刘虎也不孝顺父亲，刘虎从来没有帮助父亲干过农活，从来没有照顾过父亲的生活。父亲死后，在张罗葬礼的过程中，刘虎和弟弟产生矛盾，吵闹不休。钱仁义见状斥责刘虎：“我最看不惯不孝敬老人的人，你爹白生了你，你小心我揍你。”钱仁义的“正义”表演在村民心中是典型的五十步笑百步。

2011年，我见到了钱永福的妻子，我希望她谈谈曾经挨饿的经历，她对饥饿岁月不以为然，只说那时候确实苦。紧接着，她话锋一转，不住地抱怨现代儿媳妇不孝顺老人，曲折地倾吐着她自己和老伴遭遇的屈辱：“过去的舅舅很有威望，如果外甥对自己的母亲不尽孝道，舅舅会出面批评教育外甥。现在的舅舅一文不值。儿媳妇一个个都骑到了婆婆的头顶上，不得了，不得活。老人可怜啊！”

2014年10月，我回到崖边帮助父亲干农活，碰到钱永福的妻子骨瘦如柴、行动迟缓，但她依然在劳作。在崖边，每个老人只要还出气，都不会放弃劳作。他们都有一个无形的压力，认为不劳动就成了废人，就不好意思再吃儿女的饭。

“土地革命”和“包产到户”加速了中国农村大家庭（联合家庭）的瓦解，家庭结构更多地变成了小家庭（核心家庭）。过去崇尚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中国人更乐意分家过日子，家庭变得小众化、轻便化。在这个过程中，费孝通所说的代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族权、夫权主导的社会结构在妇权膨胀下发生裂变，老人的威严不再被尊崇。以前，老人在家中非常有威严，谁不孝敬老人，将会被众人评说。社会主流也在积极引导孝敬老人的风尚。而现在，老人普遍感到绝望。我回乡在崖边搞调查时，老人普遍反映的最大问题就是得不到儿子儿媳的尊敬。过去“媳妇害怕恶婆子”，如今变成了“婆婆害怕恶媳妇”。

社会学家认为：传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核心是“反哺”。“父慈子孝”是传统社会理想的家庭关系模式，它不仅反映了父母对子女深厚、自然和淳朴的爱，而且反映了子女对父母的亲情之爱。他还体现了父母与子女之间“反哺”式的双向义务伦理实质，是父子血缘天性的伦理升华。

新中国成立之后，提倡男女平等，妇女权益得到维护。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平衡代际关系被打破，“家庭关系的主轴由父子关系向夫妻关系转化”，²这应该是老人不被孝敬的根本原因。

封建社会男人拥有财产所有权是政治制度的安排，女人在家庭中有劳动，有创造财富，但是没有财产所有权。这种不平等制度随着人权学说、女权主义的兴起，渐渐被废除。整个崖边，所有40岁以下的女人都在“干政”家庭事务，越是年轻的媳妇，越是掌权严重。女人的这种普遍的扩权行为，让崖边所有身怀传统道德的老人都极为不解、不满，但是他们一天比一天衰老，伴随他们的衰老，他们的创造力在一天天下降，随着创造力的下降，他们的发言权和社会权威也在一天天缩小，他们对这样的变化已经彻底无能为力。

崖边人佟麦换在父亲生病后，跟父亲说：“爸爸，我要把你打发掉。”父亲死后，佟麦换给帮忙入殓的村里人“炫耀”说：“我父亲的尸体放多少天都不会臭，因为他死前没吃一粒药。”

崖边还有一位老人生病后，儿子也是不积极寻医问药，而是立即开始筹划后事，又是准备寿衣，又是准备棺材，老人躺在炕上等死。有村人前去看望向老人说：“我来你家路上听说你儿子叫大夫去了。”老人听后精神为之振奋，过了许久，不见医生，老人便问孙子：“医生怎么还不来？”孙子回答：“医生已经走了，是我爸爸叫来的兽医，是给驴看病的。”老人闻听，心灰意冷，只能安心等待死亡来临。数日后，老人死亡。

再比如我的邻居张金龙本来是一个性情豁达的人，但他晚年还是遭到了儿子和儿媳的诟病。2009年，我回家时，突然得知张金龙单独居住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儿子在外打工时带来了一只宠物狗，每天开饭前，儿媳妇总会先让狗吃饭，再让人吃饭，他实在受不了，和儿媳妇吵了一架，就搬出来另住了。

孔子曾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两千多年之后的中国农村，有人对父母的“犬马之养”都无法兑现，更别妄谈对父母的“敬爱之心”。

围绕父权、夫权的衰落，农村日常生活中的礼治已经全面崩溃。家庭内部的秩序格局都发生了变化，尤其在养老、兄弟和睦等方面出现了大的偏差。小家不能和顺，大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更是不可能。因为父母的养老问题，还会导致兄弟之间的反目。比如钱永福的大儿子从来没有管过父母亲的养老问题。钱仁义和哥哥因为父母养老以及父母所占有土地的分配问题，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大打出手，断绝了关系。

孝悌尽失的问题，在我的家族中也有反映。1990年代，我的三叔阎武和老伴迈入老年。三叔有三个儿子，但他和老伴在三个儿子跟前都无法养老，他搬到老二家居住一些时间，发生矛盾，紧接着又搬到老三家里，还是矛盾不断。

有一年秋天，三叔和儿子闹矛盾，将自己的被褥从儿子家中搬出来，背到山坡上，准备挖一口山洞居住。在村里人的劝说下，才罢休。最后，老两口干脆修建了一间简单的土屋，单独居住，直到70多岁依然依靠自己耕种土地养老。三叔的三个儿子常年闹矛盾，如同三国演义一样，今天老大老二结盟孤立老三，明天老二老三结盟孤立老大。2001年，三叔的大儿子发生意外事故死亡，但三家的斗争并未终止，老大的儿子继承父亲的“志愿”继续着与二叔三叔的争斗。比如2012年正月我回乡时得知，三叔的三儿子和三叔大儿子的儿子因为赌博发生殴斗，一年未缓和关系。2014年过年时，老家来人告诉我，三叔的三儿子和三叔大儿子的儿子再次因为赌博发生了殴斗。这种失去和睦的家族恩怨，令人匪夷所思。

21世纪初，大山外面的中国正在急剧朝向现代化迈进，而在崖边内部的老人们对外面的变化一无所知。他们无法理解世界的变化，无法理解儿媳妇和儿子对老人的厌恶。村内所有的老人喜欢和老人聚在一起，他们的话题便是相互谴责儿子儿媳妇。而村内的年轻女人喜欢和年轻女人聚在一起，她们的话题无法绕开对婆婆的批判。

崖边普遍存在不孝敬老人的问题。唯有宋喜喜和妻子做得比较好。

2014年10月，一个温暖的午后，我造访了宋喜喜的家。

庭院内，一个老人正在屋檐下晒太阳。和煦的阳光洒在他红润的脸庞上，透着祥和与安宁。

宋喜喜刚刚吃过午饭，正躺在厨房的土炕上午休。宋喜喜的妻子正在洗锅。对我的造访，宋喜喜非常欢迎，他一骨碌爬起来赶紧给我找烟。他热切希望人们理解他和妻子孝敬父亲宋桂的心思，对身为记者的我更是充满期待。

宋桂生于1922年，早年读过私塾，解放后又上过生产队的扫盲班，识字，略懂礼仪。2005年左右，他双目失明，双耳失聪，宋喜喜夫妻一直贴心地伺候着老人。我到访时，老人即将迎来92周岁的生日，宋喜喜正在筹划庆贺老人的寿诞。

高龄，身体老化。宋桂安享生命美好，静静感受时光流逝的背后，是儿子和儿媳妇对他贴心照顾付出的艰辛努力。

没有卧床前，每年正月他都要穿上自己的长衫，前往庙里上香，惹得众乡邻如看戏般取笑。但他一本正经地用一袭青衫证明自己是识字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卫道士。宋桂一生极力向后辈传播儒家文化和思想，他的二儿子宋喜喜和妻子孝敬宋桂的做法便是最大的成果。在陇中农村，孝敬老人的核心作用在于儿媳妇。宋喜喜曾向村民坦言：“伺候父亲的日子自己有时候都受不了了，全靠妻子严转香做得好。”

1990年，严转香由崖边之外的另一个村嫁给宋喜喜。随后，两个儿子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生机和希望，也带来了快乐。然而，天不遂人愿，1992年年底，宋喜喜的母亲在干农活的时候，意外受伤，瘫痪在床。这给整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严转香默默担负起了照顾婆婆的重担，每天做饭、喂饭，端屎、倒尿。

常言道，久病床前无孝子，但严转香伺候婆婆毫不含糊、毫无怨言，直到婆婆2000年去世，严转香整整坚持了八个年头。

2005年，严转香和大儿子相继生病住院，宋桂受到打击，双目失明，又过了一年，两耳失聪。原本还能生活自理的人，变成了彻底需要照顾的人。

陇中苦甲天下。崖边村是甘肃典型的广种薄收之地。每一户农民都要为靠天吃饭而伤透脑筋。面对干旱焦渴的土地，农民只有用无休止的勤劳，才能收获希望。农忙时节，繁重的农活足以让每一个农民都身心疲惫。但严转香还要担负照顾公公的额外负担。“农忙时，太苦了，我们年轻人随便吃点馍馍，喝点水，就是一顿饭。但是，家里有老人，必须开火做一顿像样的饭。”严转香说。

农忙时节，崖边人都要合伙互助干活，有和严转香合伙过的村民说，“我们干完活，大家都在我家一起吃饭，但严转香不行，她还要赶紧回家伺候公公，确实是好媳妇。”

从2005年公公失明失聪至我造访时，严转香伺候公公又坚持了十年。

“我家里只有姐妹，没有兄弟，我的父母亲从小教育我，人老了不容易，一定要对公公婆婆孝敬。我成了宋家人的媳妇，就要尽到做媳妇的责任。”严转香对于伺候公公婆婆怨言不多。

严转香孝敬老人的做法还换来了一桩美满的亲事。

严转香的大儿子宋武当兵复员后，在新疆打工。他和初中同学谈对象，一开始还不敢告诉双方家长，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不得不去面见老丈人。宋武和父亲宋喜喜商量好以后，前去提亲，老丈人得知对方的身份非常满意，爽快答应了婚事。

原来，宋武的对象所在的村有一个乡干部，曾在崖边驻过村，他经常向人宣传宋喜喜和妻子严转香孝敬老人的事迹。“崖边宋家老汉遇到了一个好儿媳，”早被宋武的老丈人耳闻。当宋喜喜上门提亲时，他非常乐意。宋武的老丈人认为严转香能孝敬公婆是个好媳妇，自然也是未来的好婆婆，将自己的女儿交给一个守孝道的和睦家庭，自己是放心的。

感动于严转香孝敬老人的行为，宋武老丈人坚决不向宋喜喜索要彩礼。这在嫁女普遍索要高价彩礼的甘肃农村，并不多见。宋喜喜主动给了亲家4万元彩礼。

2014年，宋武结婚。宋喜喜为了让自己的父亲感受孙子结婚的大喜，专门在崖边办了一场比较盛大的婚礼。尽管花费巨大，但宋喜喜觉得非常值。

宋武在新疆某县购买楼房，岳父将宋喜喜给的4万元彩礼一分不少返给了宋武，鼓励孩子们努力工作、改善生活。

宋武在新疆买房花费28万，结婚花费4万元。为了资助儿子，宋喜喜贷款10万元，有一部分款项还是向私人借的高利贷。宋喜喜的二儿子在新疆上大学，每年花费14000元，也是不小的一笔开支。

一系列债务都需要宋喜喜和妻子去奋斗偿还，但是全家人2013年的总收入只有不到1万元。宋喜喜算了一笔账，2013年全家领取低保补助金4800元，粜粮收入3000元，23亩土地获得种粮直补2000元。

低收入家庭面对巨额债务，打工是最好的出路。宋喜喜之前每年农闲时都会出去打工，但2014年初发生了一次意外，他再也不敢出去了。

“有一次妻子外出干农活了，我父亲的土炕太热，把被褥烧着了，我父亲什么都看不见，自己摸着挪地方，很危险。我走了不放心。”

举债累累的宋喜喜，坚守的是满含艰辛的孝道。

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致使农村“空巢老人”家庭数量急剧增加，引发出农村老龄化、少儿化、女性化“三化”并存的局面，许多农村都是“青壮务工去，收禾童与姑”的现状。这种局面下，渐渐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的养老问题更加凸显。在广大农村，许多进入暮年的高龄老人，本该颐养天年，由于种种原因反而精神负担和生活负担加重，身体健康无法保证，精神生活苦闷压抑。

莫让“黄昏”无处安放。养老问题是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确保老年人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化解社会各种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弘扬中华民族养老、敬老的优秀文化。农村养老作为一项关涉全社会和谐稳定的大事，要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虽然需要更多制度保障和财力支持，但在经济欠发达的广大西部农村，受传统观念制约，单一的家庭养老模式依然是最基本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依然盛行，这就需要深入持久地进行敬老、养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宣传，通过宣传努力提高全民保障老年人权益的法律意识，营造出浓厚的敬老、养老氛围，在全社会促进形成尊重、关心帮助老年人的社会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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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中国农村的老年人自杀调查》见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snzg.cn/article/2010/0312/article_17666.html。

2 . 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载《江海学刊》2008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