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化的政治

1998年，石湾乡政府派来干部协助驻村干部为崖边村加宽农路。

这条农路的加宽从村外一路蜿蜒而来，一路都是占用农田顺利推进。但工程进展到崖边村村口时，村民厉茂和厉忙兄弟俩的两口已经作废的水窖死活不让填埋。路左不让填水窖，乡村干部便在路右面占用厉文的土地加宽农路。这一年的加宽工程全由人工实施，很多坡地、沟渠地段人力根本无法完善。过了一年，乡政府又派来推土机为崖边加宽农路，当隆隆机声来到村口时，厉茂兄弟还是不准填埋水窖，而厉文在上次让出土地后，这次坚决不再退让。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相互吵得不可开交，但共识始终无法达成，推土机只能返回。

崖边通往外界的农路是1968年以来，全体村民在生产队长的组织下，经过好几年的努力修通的。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修建农路的过程不存在补偿的问题。包产到户后，农民个体维护自身利益的动力增强，公益设施的建设也受到干扰。在农村修建农民自己行走的道路，占地问题的解决很难建立完善的补偿机制。如果在全国两百多万个村庄建立农路修建的补偿机制，只能导致农路修建的不可能或者难推动。在这个基础下，崖边村农路修建在进村的最后100米遭遇“肠梗阻”，体现了个别村民的自私（因为，即便是农民注重私有产权维护的新时期，这条农路在两次加宽过程中，一路占地数十亩，很多人都没有声言补偿）；另外，也体现了村庄治理中政治力量的弱化。

2013年，崖边的农路列入国家项目实施水泥硬化，个别村民因为水路问题，对工程进行了干扰。加宽农路、硬化农路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公意缺失，只是乡村公益建设中的一个方面，在诸多事关全体村民利益的公益性事业中，崖边村民都表现出了类似修路过程中的短视和不团结。

行政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失去领导效力的原因是“两委”逐渐退出村民政治生活导致的。

1949年至1980年，中国农村经历了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这些运动每一次都会触及每一个农民的切身利益，利益格局的每次变动都会震荡人心，这样的变革性政治，没有强有力的组织能力、实施能力是万万不可能实现的。

从建国起到改革开放，崖边一直是以一个生产队存在的，生产队是当时最小的生产单位，在“政治挂帅”的年代，生产队是共产党执政的最基层，是行政权力的最末端。那时候的崖边，生产队队长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生产队的管理极其严格。社员每天上工，几乎不能离开村庄，即便有要事离开，必须向生产队请假。崖边生产队时期的青壮年劳动力到2010年前后都已是垂暮老人，一些老太太在2010年回忆时说：“干活要拼命，一不注意队长就会咒骂，队长喊一声，大家都会害怕。”从1958年到1978年，整整20年时间，生产队领导班子对村庄的管理完全是家长式的、专制式的，但公意的行使还是有所作为的。1978年改革开放后，公社解体，农地包产到户，全国各地农村生产队解散。政权几乎退出村治，公意逐渐缺失。

崖边在1982年完成包产到户，行政区划和政治架构的变化也在当年完成。崖边成了新的行政村，共设领导职数3名，分别为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文书。改革开放后，所有的农民都操心自己的土地作务，乡村政治明显松懈，公务活动大为减少。

农民从大集体中解脱，变为单打独斗的“小农”，每户农民成了一个经营主体，在同一个村庄生活的人因为资源占有、生产交易、生活交往而引发冲突的几率大为增加。比如宅基地地界纠纷、土地地界纠纷、牲畜扰乱庄稼导致的纠纷，越来越容易发生。特别是公社解体后，政权放松对村民管束的同时，也放弃了对村民在政策、法律方面的教育培训。村民的自由主义情绪逐渐滋长，国家政策、国家法规、礼仪民俗对村民不能完全起到应有的约定、规范和限制。因为利益纠葛发生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增多，但只要不酿成大的事端，小冲突基本都能自行化解。如果矛盾上升，必须要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出面才能处理，一开始书记出面还很管用，但到后来，村党支部书记的话已无人愿听，他的调解经常以失败告终。

在1982年至2003年，村“两委”班子最大的公事就是帮助乡政府催讨公粮和收集摊派款以及抓计划生育。

在催要农业税款的事情上，村干部承担着艰巨的任务。每年夏收结束，崖边村党支部书记廉效仪就会戴上墨镜，夹上小皮包，披着旧风衣，带领村班子成员，在每个自然村召开会议，下达交粮交款的任务。上世纪90年代，上粮交款的任务每年都在递增，尽管大多数人不敢拖欠，但总有个别人会拖欠农业税款。那些拖欠皇粮国税的人通常是家徒四壁、生存都很困难的人，乡政府也拿他没办法。后来乡政府将欠费的人一律召集到乡政府所在地，开展加宽街道的义务劳动，最后免除税费。

除了催粮要款和计划生育两项工作外，村干部基本与村民脱离了公务上的接触和交往。村干部的威信也越来越差。改革开放以来，崖边村党支部没有发展一名党员，党的组织生活也彻底中断，政权末梢已出现了严重的“空岗”。直到2003年，这一状况才得到改善。

韩毓海在《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中对黄仁宇赞扬毛泽东颇为欣慰。认为黄仁宇虽然有国民党的背景，却赞扬了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成就，在那个冷战的年代，黄仁宇能坚持这样的观点是非常不容易的。¹

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²……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³

基层建设是政权的根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句话在中共党建工作中从中央到地方都会广泛引用。共产党从革命斗争到社会建设，胜利的源泉就来自基层组织。合作化解散、村集体瘫痪、村民失去组织，就会重新回到“一盘散沙”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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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42、143、150页，九州出版社，2009年。

2 .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45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3 .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47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