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神论者的沉默

随着包产到户以后基层组织的弱化，封建迷信活动势力也成了影响村庄秩序的一支力量。

从五四运动将儒家思想请下神坛，再到包产到户不提共产主义教育，崖边人自然没有了主流信仰，信鬼神的习俗便又重返村庄。

崖边人信奉的神是邻村的“圣母娘娘”，崖边人信奉的鬼各家都有。信神需要村民联合起来搞盛大的宗教仪式，而信鬼只是村民个体的“私事”。对“圣母娘娘”的信奉，打破了行政区划的限制，涉及通渭、陇西两县十余个村庄。信徒每年都会在农历四月初八和正月十五举办庙会。庙会的主要内容就是唱戏，其中四月初八表演皮影戏，正月十五表演秦腔折子戏。为了敬奉“圣母娘娘”，每个信奉“圣母娘娘”的村庄都要选出一两个挑头的人，组成庙宇管理组织，承担庙宇日常事务管理，负责敬神所需钱款、物资的摊派收集。庙宇的管理者以“敬神”的名义向所有人收取钱款。村民敬畏神权，生怕得罪了鬼神，都要速速给“庙官”交钱。用香火钱做功德，祈求神灵保佑。这类愚民之术，黑暗如同欧洲中古教会出售的“赎罪券”。在没有“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情况下，这是所有宗教场所都采用的愚民术。

崖边负责敬神事务的人是厉辉和厉劝仁。他俩每年的正月，几乎天天吃住在庙里。对于大字不识的他俩而言，这份差事非常荣耀。厉辉将“圣母娘娘”毕恭毕敬地称作“爷爷”，他经常会谈及“爷爷”的事情，似乎他在代神发言。崖边人对鬼神的惧怕和尊敬超过了一切力量。如果基层政权倡导村民种植能赚钱的农作物，大家一定不会种。如果庙官发动大家给庙里捐款，大家会立马兑现。最典型的例子是，崖边村学在农业合作化时代修建起来后，国家没有再投入一分钱，崖边的村民也无人投一片瓦。而位于村外的神庙却越修越好。

有一年，我想把崖边流传的山歌和秧歌曲子整理一下。厉辉会唱秧歌，是不二的人选。但当我提及此事时，他这样回答我：“这个不好办，这个一旦要唱就要穿服装，就要‘爷爷’同意。”

在厉辉的心目中，崖边的秧歌曲子都是属于神的，要唱必须经神批准，也只能唱给神，人没有资格随意唱，随意听。我的家人一听还要惊动神，赶紧制止了我收集秧歌曲子的打算，我也只能无奈收场。

有一年，厉劝仁准备去外地打工，但庙宇管理组织叫他帮忙，他赶紧返回了庙里，没再去打工。他对此无怨无悔，逢人就说，庙里现在没我不行。

崖边的这两人对管理庙宇事务非常热衷，也非常虔诚。但崖边之外村庄的人经常攻击庙官：“在庙里喝酒、抽烟，啥都敢干。”当然，受攻击的庙官不一定就是指厉辉和厉劝仁，因为庙官是一个集体组织，成员多达十余人，来自十里八乡众多村庄。

与厉辉和厉劝仁敬仰神灵一样，我的父亲阎明对于共产主义充满敬仰。厉辉和我父亲为邻几十年，他们都有各自虔诚的信仰。父亲在最困难的年代，都不忘收集伟人的画像、著作。毛、朱、周等伟人的画像、十大元帅的画像他都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伟人、烈士是他最崇敬的人，这些人的画像是他装饰屋内黄泥墙面的重要素材。

父亲在1970年代为生产队开手扶拖拉机。计划经济时代物品缺乏，但质量上乘。改革开放后，物产丰富，但农村流动的多是假冒伪劣产品，且价格昂贵，涨幅惊人。父亲认为是市场经济搞坏了人心，助长了人性的自私。他始终坚信社会主义建设是公与私的斗争，是每个人内心公与私的斗争，是整个人类公与私的斗争。共产主义能否实现，父亲并不坚信，但他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是引导人向善向好的方向发展，只要前进一寸都是一种进步。

有了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父亲内心从来不信鬼神，这在崖边绝无仅有。“圣母娘娘”庙每年搞庙会都要向村民摊派粮食、食用油和钱物。每次催要款物的人来到我家，都是偷偷向我母亲索要，食用油、白面等物资我的母亲可以偷偷拿出来交给庙官，但现金她一分都没有，只能拖欠。拖欠了庙里的钱物，父亲的名字被公布在庙门前的榜单上。父亲从来不去庙里，他毫不介意。但父亲的名字总会被我们兄弟发现，觉得特别刺眼，也很是丢人。我们总要将此告诉母亲，母亲就会在父亲跟前念叨半天，过于抱怨的话也不敢多说。

每年的正月初一和正月十五，以及四月初八，崖边方圆数村的人都要去庙里烧香磕头，但父亲一辈子都没有去过一次，他是坚定的无神论者。

没有电视前，我父亲每天都收听广播。改革开放初期，他还订阅报纸学科技。他自学能力强，有柴油机修理书籍，能将彻底“死掉”的柴油机修好转起来；他在“文革”期间接受过赤脚医生培训班，是不被公社认可的赤脚医生（崖边生产队赤脚医生名额由生产队长分配给了要好的人）。1980年，村民佟进贤和孙效忠打架，佟进贤用铁锹铲断了孙效忠的脚脖筋，父亲及时出手搭救，避免了悲剧的发生。直到1998年前后，他还为村里人看病抓药；他有无线电书籍，他曾按照书上的原理用煤油炉子烧烙铁焊制了一台晶体二极管收音机。他坚信科学，他反对迷信。

崖边人相信鬼神，特别讲究风水，按照风水先生的规定，院落房间不能轻易动土。但我父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懂铁匠、木匠、石匠、泥水匠，最神奇、最不可思议的是他还自学学会了裁缝。他一年四季都闲不住，叮叮咣咣忙个不停。寒冬腊月冰天雪地，崖边人多会相互串门聊天，但我父亲依然会在院落里要么制作铁器，要么制作木器，令村人大为不解。农民之家，我家里生产生活所需的物件没有一件缺少的，父亲从来不借用别人的物件。他要么自己购买，要么自己制作，总是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建设自己的家园。他特别反感“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租不如借”的短视观点。他常年忙于搞建设，搞制作，难免会把院落挖烂，会把墙角搞破，这让我母亲非常反感。我母亲和厉辉一样对鬼神充满畏惧，时时处处事事遵照迷信规矩。父亲毫不理会母亲的担心，他我行我素，想在哪天动土就在哪天动土，想在哪里动土就在哪里动土。

印象中，父亲从来没有屈服过。但是，2003年以来，他屈服了。而且这次屈服违背了他的信仰原则。

2003年春，父亲高血压加重，经常睡不好觉。他在“非典”肆虐、四处隔离的社会环境下赶来天水看病，我们四处托人找大夫，走遍了天水的所有医院，每个医院的大夫都有各自的结论，有的说心绞痛，有的说心肌梗塞。父亲看来看去，花了一大笔检查费，背了一大包药回家了。过了没多久，大哥突然又将他送到了天水，这一次他已连续三个昼夜没有睡觉。遵照医嘱，我们兄弟三人带他去看了精神科，诊断他有焦虑情绪，回家吃药慢慢缓解了症状。

就在同一时期，我们家族出了好几件事。2001年，家族中两位40多岁的人因意外事故死亡，这让家族中人都寝食难安。按照陇中的习惯，有人生病或者意外死亡，解决的办法就是请神问卦。请神问卦得出的结论是，我的爷爷阎兴堂在担任生产队干部时对庙里的神有过不敬的行为。这个说法深得家族中人的认可，解决的办法就是给神还愿，而且要在我家里搞诵经大法会，借以消灾。父亲其时经受了病痛的折磨，对家族中人的提示只能答应。三天三夜的诵经会，搞得父亲精疲力尽，但他忍辱负重，全力配合了下来。父亲清楚，家族中人意外死亡、自己的病痛绝不是什么迷信导致的，但他不得已只能对家族中人屈服，对封建迷信沉默。

父亲的病情后来慢慢减轻了，但高血压和精神焦虑症状一直在依靠药物控制。父亲早年不大和人沟通，从来不说别人的闲话，从来不聚众闲聊。大病后，他遵照大夫建议，慢慢加强了与人沟通的频次，也爱说闲话了，这对消除精神压力作用明显。但这些变化，在崖边人看来，都是给神还愿得来的结果。如果父亲病情加重，崖边人又会说那是阎氏家族欠了神灵太多。附着在崖边人身上的神其实是崖边人自己对生活的恐惧。

连我的父亲阎明这样坚定的无神论者都能为封建迷信所屈服，崖边没有谁再不敢不敬畏鬼神。封建迷信一旦回潮，统治人心的力量将大到无边。政治治理的弱化削弱了科学传播的力量，正不压邪之后邪念会有强烈的反扑。而阶级矛盾、家族矛盾也借助于迷信，借助于“神威”见缝插针地施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