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肋”之官

政治力量、封建迷信活动势力、“伙子里”头人势力，这三种力量都深刻影响着村民的生活秩序，形成了三合一权力结构。其中政治力量对村庄的控制是外在强制型的介入，是科层机制，也是最关键的权力运作枢纽。而“宗教势力”和社会活动头人势力对村庄的控制是村庄生活内生的社会组织架构，是互惠机制。后者渗透于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村民生活的影响更加深入。三种势力互留空间、互相排斥又互相交错依赖，既有合作、互补，又有冲突、拒阻，形成了独特复杂的社会管理格局。三大势力看似松散无力，却又深深左右着每个人。因为三种势力的作用贯彻于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诸阶段。

村庄治理中，政治治理应该首当其冲。在政治治理力量弱化的近30年，崖边的封建迷信势力和“伙子里”头人势力也参与了民间行政任务。人民公社时代，崖边的政治是集权政治，政治管理着村民的一切生产、经济和生活活动。高度管理下，公意有余，“个人”不足。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管理局面，由于村班子没有主导村庄管理的全部能力，致使村庄政治生活中公意严重缺失，个体过度自由散涣。

2002年之后，农村党组织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都得到了加强。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推行，过去只是收粮要款的乡镇基层工作完全被翻转，变成了服务性质。相应地，基层干部的工作量也加大了不少。

阎海平2004年开始担任崖边村村委会主任，正好经历了农村治理工作的大变局。国家的决策反映到最底层，阎海平的感受是深切的。他从事主任工作的十年时间比之前的村干部要忙得多，乡政府干部下乡的频次也比之前明显增加。各项惠民政策出台以后，各级政府都成立了相应的办公机构，增加了人员设备，但村干部一直只有三个人。这些工作落实到最基层的时候，全得由村干部负责。惠民政策越多，村干部工作压力越大。

表面看来，施行仁政的惠民政策应该是能得到普遍拥护的，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作为最最基层的村干部，掌握着最最真实的情况。阎海平说他与崖边人打交道经常被整得哭笑不得。在整个崖边行政村的五个自然村里面，最难打交道的人就是崖边人。

比如“新农合”政策，有人不愿意缴费，给村干部和乡干部的收费工作带来巨大难题，有的人不缴费，乡村干部只能用自己的工资进行垫付。按照常理，一项保险政策的执行，本该有人参保缴费，相关机构收费兑现保障承诺就可以了。再则“新农合”政策采取农户自愿原则。但是，各级政府在考核政绩时，都要把“新农合”列入清单，且要以参合率说事。在崖边，“新农合”政策出台之初，并没有多少人愿意主动参保。崖边村民厉效贤就是一个典型，由于他前一年参保期间并未生病，便死活不愿意继续参保，任凭阎海平和其他村干部三番五次上门动员也无济于事。没办法，厉效贤就脱保了。厉效贤脱保不但让自己失去了合作医疗保险资格，还拉了全村、全乡“新农合”参合率的后腿。按上级政府的要求，各地参保率必须要达到90％以上，石湾乡党委书记和政府乡长想要干好自己的工作，必须要完成“新农合”的参合率。说来也巧，就在当年后半年，厉效贤骑自行车赶集时，不慎摔伤，一口气花费了5000元医疗费，但他没有参保“新农合”，一分钱也无法报销，这让厉效贤追悔莫及。第二年，厉效贤主动找村干部参加“新农合”。

政府动员农民参保“新农合”是一片好心，但得不到农民的理解支持。“新农合”的运行应当有专门的机构，但在最基础层面，工作往往由村干部和驻村的乡干部完成。诸如参保“新农合”，在很多事情上，崖边的村民有时表现得非常愚昧和自私。乡村干部对崖边人的自私自利深恶痛绝，但束手无策。在阎海平眼里：“崖边的‘瘦’百姓都被惯坏了，国家的惠农政策没有换来农民的感恩，反而让农民变得越来越无法无天。”

阎海平认为村庄治理必须要有严刑峻法，但前提是要有清廉的政府。如果政权公务人员不能廉洁奉公，小民难免自私自利。阎海平从事村委会主任工作十余年，接待的乡政府干部和上级各部门干部人次过千。下乡干部进驻崖边工作，每天中午和晚上的饭必然在阎海平家中吃，这些干部每月都有2000多元的工资，而阎海平作为村委会主任一年只领取着几千元报酬。这些干部吃饱喝足之后，扬长而去。阎海平对毛泽东时代下乡干部吃了群众饭掏粮票的公私分明的做法由衷地表示尊敬。

2005年左右，3名乡政府干部在6月间下乡，住在阎海平家中。他们早饭吃过以后，便在阎海平家中看电视，阎海平去忙农活，等阎海平正午回到家中时，三名乡干部睡着了，电视机还开着。阎海平又累又气，一顿训斥：“你们睡大觉开着电视机浪费电，像不像个人？麦黄六月，农民都在劳动，你们屁事不干，还要人伺候，跑来干啥？”乡干部被骂得无言以对，灰溜溜离开了崖边。

阎海平说，每一个来崖边办事的乡干部都在我阎海平家中吃过饭，睡过觉。但我阎海平到乡政府去开会时，有的人连一口水都不请我喝，有的人甚至装作不认识。各级政府的干部，人情味不及乡间的老农，几乎不能打交道。乡镇干部连经常为自己管饭的村干部都不当“朋友”，他们难道还会真心为不认识的农民搞服务？脱产的乡镇干部几乎脱离农村，即便下乡也是作风不正。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要求绑在土地上的村干部也扑下身子为农民服务，将是笑话。

2010年，通渭县召开全县人民代表大会期间，许逢吉作为崖边的人大代表，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建议，要求提高村干部报酬。许逢吉列举：农村享受“低保”的人群为社会不做一分钱的贡献，一家人一年要领数千元现金，而村干部既要忙自己的土地，还要为大家的事情操劳，但是只领几千元，远不及“低保”户领得多；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小工，日工资都在100多元，月收入接近村干部的年收入。许逢吉的建议也是廉效仪和阎海平共同的建议，这三个村干部都曾有过拉倒不干的冲动。但他们都是绑在土地上的人，不能外出打工，只能将就着干“村官”。

2013年，陇中某地选拨村党支部书记，无人愿干，最后只能由乡政府驻村干部兼任。村干部是“当官的农民，种地的干部”。他们如同钻入风箱的老鼠，几头受气。上有乡政府施加的压力，下有老百姓的不解抱怨。这样的“官位”犹如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

在崖边，与发展经济同样重要的任务是提升村民精神文明。崖边在历史上风气较好。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厉来务历年聚众赌博，最后被厉进活活打死的恶性案件发生后，附近村庄的人说起崖边都会直摇头。他们对崖边的评价是崖边的人不行。

张文是80后“大学生村官”，他工作以来驻过好几个村，2011年开始驻进崖边。他认为崖边确实是风气最不好的一个村庄，工作非常难开展。他来到崖边驻村首先抓了中药材种植。2013年他在崖边行政村庙湾自然村引导村民开展药材种植获得了较好的收益。2014年，他又把崖边村变成了中药材种植点。除了抓经济，他还在抓民风方面动脑筋、下力气。

2013年冬，崖边村民宋喜喜的儿子结婚，宋喜喜为了凑够接亲的小车，一时犯了难。张文得知，开上自己的私家车，自告奋勇帮宋喜喜完成了接亲任务。宋喜喜心里既欢喜又满足，经常向人炫耀：“我儿子结婚，乡上的干部帮忙接亲，我老孙面子够大吧!”

身为泥腿子的农民能和乡干部张文平等真诚交往，在崖边，不止宋喜喜一个人。

2013年春，崖边村村民李某和老伴吵架时对老伴动了手，老伴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李某的老伴有精神疾患，平时很少和人沟通，再加上从未出过远门，离家出走必然凶多吉少。李某的两个儿子在母亲出走后，动用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对崖边方圆数十公里的沟壑梁峁实施了地毯式搜查，在邻近城镇四处张贴寻人启事，但依然杳无音信。两兄弟彻底绝望了。

张文得知李某老伴走失的消息后，非常关注和留意寻人启事。通过同学朋友四处打探，终于在当年年底，帮助李某家人在甘谷县找到了走失的老太太。张文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帮李某接回了老伴。事后，李某的儿子拿出两百元向张文支付油费，被张文婉拒了。

一个人做一两件好事并不难。难就难在坚持。张文来到崖边村担任驻村责任人以来，经常参加村民的红白喜事，为过事情的村民随礼，与帮忙的村民拉家常。另外，村里凡是考上三本以上大学生的家庭，张文还会带着驻村乡干部和村干部，主动前去祝贺。张文认为这样可以营造尊重知识，尊重教育的氛围，引导更多的农民用心用力供就自己的孩子上大学。同时，还可以拉近干群关系，孤立捣乱分子，扭转社会风气。

人情交往是一种互惠行为，也是建立交往关系、界定亲友的手段。在互联网上，经常有网友晒出自己的“人情债”，将随礼称作交纳红色罚款，大呼负担过重。作为驻村干部，崖边人的人情交往，张文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但张文却要主动融入：“我本身是个农民，我当干部，多结识一些农民，我下乡随便敲开一户人的门，人家把我当亲朋，给吃给喝，我还有什么工作不能开展？”

张文说，他刚来崖边组织开会，很多村民都在“开拖拉机”（一种赌博方式），很难叫到会场。他便想了个办法，自己也加入其中，不一会儿就把大家的钱赢光了，村民都服服帖帖，不得不乖乖开会。后来，有一位领低保的村民还要找张文赌两把，张文一顿斥责，狠狠教育了这位村民。

长期以来，崖边村的本土村干部阎海平和许逢吉就很难拉下脸去应对此类事情。由于工资微薄，再加上熟人社会的情面影响，村干部不敢或者懒得惹人管闲事。村庄即使有过于出格的人和事发生，村干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量避免与本村人发生冲突。这种忍让退缩不断加剧了“恶”势力的膨胀发展。而张文个性鲜明，能屈能伸，对付各类人都有一套土办法，特别是对赌博、寻衅滋事的丑恶现象，敢于正面对抗压制。

2014年，石湾乡计划调整张文到别的村庄驻村，但崖边村村干部许逢吉和阎海平死活不答应，力主挽留。

张文在崖边村担任大学生村官四年，给村民留下了富有人情味、爱憎分明的印象。崖边近十余年来，鲜有这样的驻村干部。作为外援干部，张文不可能永远留在崖边驻村。张文一旦离开，崖边的政治治理格局自然会“人走政息”或者变作另一番状态。

长期以来，干群矛盾是影响党和政府形象的核心问题。包产到户后，农民分田单干，利益诉求也变得多元化、细碎化。一旦基层工作者摆起干部架子，或者在处理涉农事件时脱离群众，群众就会对政府产生负面情绪。这样的负面情绪日积月累，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到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威信和形象。如何培育像张文一样乐于积极主动融入广大农民中间、敢于坚持原则向乡村丑恶势力斗争的“村官”，是乡村治理的关键所在，也是搞好农村工作的基础所在。

在惠农政策增多，但又无法普惠的前提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农民普遍对基层政权表现出不满情绪，村干部压力重重。在村民眼中，是村干部歪曲了国家的政策。

为人民服务是中共的宗旨。在科层体制下，“宗旨”经中央、省、市、县、乡、村，才能到达最“基层”，政权“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从上到下贯彻落实，最后在村干部身上体现。在改革开放成就巨大的年代，各级公务人员有着可以带进坟墓的优厚待遇，他们多是用强调、指出贯彻“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到科层制的最低层时，领取微薄俸禄的村干部不能继续再强调、指出、要求村民自己为自己服务，干群矛盾自然在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积聚得最深广。作为“种田的干部、当官的农民”，村干部官小使命大，他们真的能担负起强大的宗旨使命吗？

公共力量就需要有一个自己的代理人来把它结合在一起，并使之按照公意的指引而运转。这个代理人可以充当国家与主权者之间交流的媒介，它对公共人格所起的作用或多或少有点像是灵魂与肉体共同对一个人所起的作用。这就是之所以国家之中存在政府的基本根据。¹

任何一个社会单元，不论多么微小的社会单元，都不能缺失公意。只有公意能够得到彰显的地方，才能有公平、团结、和平。崖边人群的一切社会活动不应该与政治机制脱离，政治力量在整个社会治理中，应该在科学民主的框架内发挥更加积极有为的作用，顶起公意的旗帜，推动所有人的团结、和平发展。而现实情况是，如同鸡肋一样的村官职位导致了村集体的软弱、懒散，根本无法举起维护公意的大旗，而是做好了随时撤退的准备。政治权力弱化，村庄内生治理结构不能维持村庄的全部秩序，村庄便沦入了近乎无政府主义的状态：无道德、无法纪、无教化、无谦让，自由散漫、狭隘自利。

传统中国社会互惠机制发挥能动作用的现实已经不复存在，面对市场机制的强大冲击，村庄的秩序维护和社会治理，应该在尽力守卫互惠机制的前提下，加强科层制的政治作用。以尽量实现卢梭所认为的“公意”的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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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法）卢梭著，施新州编译：《社会契约论》，66页，北京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