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一个大饼切成四块,小明分了一块,小刚分了一块,还剩几块?”
“还剩两块。”
这是崖边村学民办老师王雄的特色教学法。他将数学教学融进了现实生活中孩子们最易理解的事物进行解读,增加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他的这一特色启蒙教学法,使用了整整10多年。
崖边是个偏僻的村落,对教育有着与生俱来的隔绝。解放前,识文断字基本是富户人家的专利,普通人从出生到死亡,一直在与吃饭较劲,没有能力去接受“高深”的教育。1949年以前,崖边很少有识字人。
解放后,崖边开设了扫盲班,扫盲班里学习较好的人,都成了崖边基层政权工作者。扫盲班后来逐渐办成了村学。1955年至1975年,村学在老师家中办学。直到1975年,崖边生产队才投资修建了有固定办学场所的崖边村学。
崖边村学的样子一直从1975年保持到新世纪:四间黄泥土屋,三间做教室,一间做教师办公室。没有桌子,三间教室都用土台子搭上半棵树,做桌子。一棵树平分两半,平面的一面朝上,半圆的一面朝下,搭在两个土墩子上,就是一条长桌。两米的长度坐着不下8个学生,学生的凳子也是一个长条凳,一群孩子挤在上面,热热闹闹。学校的课程安排非常简单,只有两门课,一门语文一门数学。上完两门课,学生的任务就是背课文,写生字。学生缺乏课本、缺乏铅笔,用旧的电池砸破后掏出碳棒,就是一支完美的笔,在偌大的操场上每个孩子划出一块地方,如同农民包产到户分到手的责任田,开始写作当天的生字、诗词,写完后,老师进行检查验收。学校没有体育设施,课余时间就是玩老鹰捉小鸡之类的游戏。
村学的老师都是民办教师,由村民集资聘请。村学的老师先后由五个识字的崖边人担任,王雄是最后一任,也是教书时间最长的一位。农业合作社时期他上课挣工分,比给生产队干农活要轻松。改革开放后,土地包产到户,王雄工资很低无法全脱产,他便又要当老师,又要务农。成了“教书的农民,种田的先生”。有时候农活太忙,他便给学生放假一天半天。村学有一片一亩左右的田地,归王雄管理使用,学校厕所的粪便就近做肥料。
在我二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91年左右,王雄退休了。他的儿子王军平接了父亲的班,用父亲的名字顶班。王军平初中毕业,他比父亲严厉许多,经常会揍不听话的孩子,教学质量也比他父亲时代有所提高。
1999年,国家对1984年年底以前从教的民办教师办了一次转正。王雄幸运转正,成为退休教师。王军平在父亲转正后,顶班的他不能再继续担任教师,就离开了学校。
2000年,甘肃省实施教育资源整合,崖边村学被撤销办校资格,场地划归崖边行政村村委会所有。从此以后,崖边学生全部都去位于邻村山庄村的岳坪小学就读。从崖边前往山庄村步行需要一个钟头。对于七八岁的小孩子而言,这个路程非常远,很多家长对崖边村学撤销非常不满,但也无处诉说。
从1975年建校到2000年撤销办学期间,崖边所有的孩子都要在崖边村学接受启蒙教育。崖边的孩子都是8岁才开始读书,直接上小学一年级,没有上幼儿园的概念。崖边1980年以前出生的绝大多数女孩子都没有入学的机会,重男轻女的思想瓦解了女孩子的求学梦。男孩子大都会在8岁之后走进村学。当然,也有个别家长连男孩子都不送进村学。村学只设置了一至三年级,三年级毕业后进入岳坪小学。岳坪小学有两间土房、三间砖房做教室,桌凳齐全,办学条件比崖边村学好很多。我上岳坪小学时,岳坪小学有5名教师,其中4名是民办教师,以及唯一的一名师范学校毕业的正式教师。
崖边所在的石湾乡共有数十名民办老师,而与王雄一道转正的只有区区几人,别的民办教师因执教起始时间晚于1984年,都没有转正的机会,依然“安贫乐道”奋斗在穷山沟的讲台上。
从2001年起,全国各地陆续清退代课教师(民办教师),截止2005年底,全国代课教师数量从58万人下降到44.8万人。但直到2007年底,全国中小学代课教师依然有37.9万人。……在1984年之前,我国农村地区没有正式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一律统称为“民办教师”,而且代课教师可以直接转为民办教师。相对而言,公办教师、民办教师是在地方政府造册登记、予以承认的乡村教师;代课教师则是学校临时聘任的教师,地方政府不予承认。……有关资料表明,民办教师早在1977年时,全国人数就高达490余万。1
和王雄一样,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文化水平普遍非常低,但他们对教师职业有着虔诚的使命感,孜孜不倦地启蒙教育着一代又一代孩子们成长。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领着微薄的薪水、肩负着巨大的使命,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奉献,在中国教育史上,不能忘记他们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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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代课教师:教师中的“农民工”》,《中国经济周刊》,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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