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

1994年，在岳坪小学的课堂上，民办教师陈再兴发现了一个自己不认识的字——钰，他要求学生查字典得知读yu。看完字面解释后，陈再兴觉得钰字可用作人名，便问班里的孩子谁没有官名。我的同村伙伴张晓军说自己没有。陈再兴便给张晓军赐了一个钰字做官名。陈再兴鼓励张钰一定要好好学习，只有“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教导时兴了很长的时间。对崖边人而言，“改变命运”的最佳表现，就是走出崖边，脱离农村的苦日子，过上城里的好日子。“知识改变命运”的确是现实社会发展的真实写照。

中国虽然有尊师传统，但创办师范教育的学校，建立系统的师资培训制度，却是在晚清时期出现的。1902年，清末状元、中国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实业家、教育家、爱国主义者张骞抱着“教育救国”“师范为教育之母”的信念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南通高等师范学校。南通高等师范学校与南洋公学附设师范院、京师大学堂附设师范斋一起被世人公认为中国师范教育肇端的三大源头。此后，师范教育蔚然成风，师范学校的免学费政策吸引了大批家境贫寒的学生，使得相当数量的优秀农村青年得以接受中等教育。这些师范生毕业后回到农村，成了发展教育事业的“星星之火”。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我二哥阎海鹏初中毕业时，成绩比较好，我的父亲非常希望他上中等师范，但事与愿违，阎海鹏因故没能上中等师范。他考取通渭一中苦读三年，考大学填报志愿时我父亲依然引导他填报了天水师专。

中等师范学校录取新生都是选择拔尖的初中毕业生。张钰不负陈再兴的重望，考取了甘肃临洮师范，成了崖边唯一的师范生。

中等师范学校的设立，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梁启超、张骞等一代学人首倡设立师范学校，切合国情，切合民情。但到了新世纪，中等师范教育戛然而止。2005年，国家教育部下发通知，将师范类学校的最低办学资格规定为专科，中专类学校被撤销或者合并。张钰毕业之后，全国的师范基本上都进行了改革，有的升级为专科，有的改为职业教育学校。

张钰时运不济，费尽周折考取的师范学校在21世纪迎来了末日。他辛辛苦苦上完四年中专毕业时，甘肃已经不再直接分配大中专毕业生。所有大中专毕业生都要经过公开的选拨考试，才能进入体制内。而且这种考试竞争激烈，比高考的压力都要大。张钰毕业于2005年，其时通渭县的政策是每个大中专毕业生参加事业单位招聘考试的年限只有三年，也就是说，每个大中专毕业生的“保质期”只有三年，如果考三次试都不能考中，则意味丧失了进入体制内的机会（当然公务员考试还是可以考的，但这个竞争更激烈）。很遗憾，张钰未能考中。

事业单位考试落榜后，张钰远赴西藏。2013年，他已基本安家于西藏，从事推销工作。他原本应该成为一名人类灵魂工程师。

甘肃省最后的师范毕业生通过再考试录用了一部分充实到了农村学校，而另一部分都像张钰一样，被剥夺了教书育人的机会，荒唐地遭遇了“滑铁卢”。撤销师范后，师范类学校培养的都是大专和本科生，甚至是研究生。

一面是教师队伍学历水平普遍提升了，另一面，农村学校缺乏教师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很多大学生都不愿意回到乡下当老师，即便分配到乡下的老师，也都在想尽一切办法找寻调入城市学校的突破口。

2014年，在岳坪小学，从教20多年的民办教师陈再兴仍以代课教师的身份担当着启蒙教育崖边孩子的历史任务。陈再兴以高中毕业生的文化水平在1994年的小学课堂上为自己的学生张钰上课，他期望自己的学生学业有成。时间过了20年之后，陈再兴依然是一个月薪只有1200元的民办老师，坚守在岳坪小学里开导着一茬又一茬孩子的心灵。而陈再兴优秀的学生之一张钰却在遥远的西藏靠打临工度日。张钰如果留在乡下教书，他会发挥远比陈再兴更强大的专业优势，但是他作为乡间好不容易才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人不尽其才地流向了城市。

沧海桑田，几番沉浮。风云际会的历史变革中，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是渺小的，人的抱负能否实现，除了个人的奋斗努力还与历史境遇密切相关。

“知识改变命运”的教条被宣导了N多年，但崖边人奋斗了几十年，真正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成功者只有寥寥几个人。进城打工者回乡的“阔绰”，严重打击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教条。外出打工的人都能买来彩电、影音机，紧接着还买来了摩托。打工的少年成了村庄的“明星”人物。一场聚会下来，总有那么几个上小学或者初中的学生开始满脑子迷上钱，进而在随后的学习中把课本丢进垃圾堆，直到公开与家长谈判休学。有些家长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打工赚了钱，自己也跟着目光短视，当即随了孩子的意，任其休学打工。

教育产业化以来，扩招让考大学变得不再那么艰难。2013年，甘肃省高考上线率达到77％。这就标志着只要上了高中，绝大多数学生都能上大学。扩招后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备受社会诟病，大量学生毕业后就业难也让很多人对“知识改变命运”失去信心。村庄里个别上了大学的人，进城工作走了，但父母亲依然留在村庄，进城工作的儿子为了楼房、结婚整天疲于奔命，根本没有能力为父母亲做贡献。起初家长教育孩子都是要求其向大学生看齐，但眼看着上了大学的人还不如打工的人挣钱多，大学生的光环没了色彩，大家都动摇了心思。“打工去，上什么学，上学还不如去打工。”读书无用论便弥散开来。

从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崖边70后人群中共有4人接受了中高等教育；80后人群中共有10人接受了中高等教育；90后人群中，仅1990-1995年出生的人已有13人接受了中高等教育。崖边接受中高等教育的人数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这既有人口结构因素，也有扩招的原因。在90后孩子里面，接受了中高等教育的人当中，大多数人都是上了高职、中职。2012年，1992年出生的崖边孩子王海龙被湖南大学录取，这刷新了崖边无人问鼎国家一类本科院校的记录。

教育的作用在于开化民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发展潜力，往往与教育水准休戚相关。崖边的贫穷有地理条件的根本限制，也有教育落后的重大原因。穷山恶水造就了子民的坚韧毅力，也束缚了人们进取拼搏的坚强意志。小家寡民、温饱即安，越是贫穷，越不注重教育，越是不注重教育，越难发展。

《礼记·学记》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学人梁漱溟身体力行乡村建设，提出“教育就是帮助人创造。它的工夫用在许多个体生命上，求其内在的进益开展，而收效于外。无论为个人计或为生活打算，教育的贵重，应当重于一切。”关于教育的重要性，古人、故人、今人，都有一致的认识，但现实的教育总是差强人意。“知识改变命运”的教条背后，是城市化对农村的刻薄压榨，是对农村精英的无情掠夺。“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是学知识千万不能只为了改变命运。

教育不仅可以帮助崖边人走出崖边改变个人命运，还可以提升崖边留守村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在留守崖边的70后、80后人群中，多数人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主导他们生产生活规划的不是科学文化知识，而是沿袭已久的乡村惯例。乡村惯例既包含着人性光辉，又掺杂着迂腐封建和落后基因。是否考取大学不是教育的终极目的，培育有风范的国民素质，构建有良知的社会秩序，教育的作用更显迫切。“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记·学记》）中国农民“愚贫弱私”的现状只有依靠教育才能解决。

2014年8月1日，《半月谈》网刊出《“留农”还是“离农”乡村教育路在何方？》的文章指出：对于农村教育的功能定位，今天也许我们可以超越“离农”和“为农”这种二元对立的认识。即便在未来二三十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75％左右，仍将拥有绝对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拥有规模巨大的农业，农村并不会消亡，农业现代化仍然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农村教育不应该是单一的升学教育，不应该照搬城市化的“应试教育”，而需要满足为升学、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服务的三重目标。

文章举例说：吉林抚松县农村学校的教育目标是“为18岁做准备”，将缺乏良好习惯、行为粗野的农村孩子培养成“语言文雅，行为儒雅，情趣高雅，心灵美雅之人”。这样，无论学生将来是继续升学、进城打工还是回乡务农，都获得了赖以安身立命的“通行证”。

所有崖边人在极端严酷的自然条件下挑战生存极限，书写了人的尊严和生命的意志。但村庄的每个人在追求精神文明层面都是懒于起步。生存的巨大艰辛只化作了徒手战斗严酷生存条件的坚强毅力，并没有催生出变化角度寻求变革的思想意识。特别是知识的作用在意识观念、经济利益的左右下一直不被重视，这种愚昧还直接导致了乡风民俗的沦落、礼仪道德的滑坡。想到崖边人因为出卖重苦力命丧他乡，想到崖边人为了不起眼的利益纠葛大动干戈直至以死相抵，想到赤贫的状态死活无法得到改善……这一切都与教育的落寞不无关系。礼仪沦丧、道德滑坡的窘境与一个时代的大环境直接有关，而崖边的小环境正是构筑大环境的基础。

遥远的上学路、破败的学校、落后的教学理念、素质低下的教师队伍，伴随崖边孩子成长的教育资源和这里的经济基础一样贫瘠。在这样的育人环境下能够成才，本身就体现的是个人的奇迹。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效果明显，比如农村孩子营养早餐工程，彻底解决了西部边远农村孩子的生活困难。在石湾中学，住校生再不像我和我的哥哥们念书时那样，用恶臭的煤油炉子烧火做饭，他们可以在食堂里吃到可口的饭菜。这样的改变具有革命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