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边村有人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明朝末年。崖边没有自己的历史文献记载，但人们根据死人的坟茔推断出了大致年代。来到崖边生存的所有人都是奔着崖边的土地而来的。尽管这里没有森林、没有矿藏、没有任何资源。
这里十年九旱，这里的黄土层是全世界最厚的，左宗棠曾感喟“陇中苦甲天下”。联合国曾确定这里是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这贫瘠地域年降雨量只有420毫米左右，无霜期135天左右。适合在这旱海里存活繁殖的作物有小麦、糜子、谷子、洋芋、胡麻、荞麦、玉米等。广种薄收的生态环境，不能赐予这里的人民以更丰富的食物。严酷的自然条件下，这里的人民用世代传承的坚韧毅力与大自然搏击，汗水和勤劳绵续着生命的尊严，绵续着对于生存的渴望。
在这片土地存活，只能与这片土地较劲一辈子。
在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人的迁徙移动是双向的，有农民向城市的迁移，也有城市人口向农村的迁移。有近距离的迁移，也有远距离的跋涉。来这里定居的厉氏家族作为原住民，拥有土地最多。1940年代末从甘肃天水来到崖边的杨发荣，是最后迁入崖边的居民，他和很多人一样一无所有，只能在地主家里做长工。杨发荣的遭遇是大多数中国农民几千年一致的遭遇，所有人早已习以为常。
1949年中国广大地域迎来解放之后，土地革命的火焰才烧到了崖边。
土地革命拉开了中国乡土世界变革的闸门。
土改过程中，崖边全村确定地主一户，富农一户，其余都是贫下中农。杨发荣和其他没有土地的人一同获得了土地，杨发荣还获得了地主的房屋。这犹如一场梦，这个美梦的实现，让杨发荣几乎不敢想象。这时候，崖边村共有土地1450亩，人口190人。1
像杨发荣一样借助土地革命拥有土地的农民，干劲冲天。过去备受压迫的奴役式劳动还不能果腹，如今属于自己的土地，收获的成果全归自己，这干劲来得自然、来得合理、来得踏实。每一户人都在精心耕种自己的土地，曾经备受地主欺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填饱肚皮，获得自由，人才有精神，才有梦想，才有未来。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是中国古代农村经济社会的真实“面孔”，是土地革命真正对这一老“面孔”实施了“美容手术”。
农民分到手的属于“我”的土地，很快变成了“我们”所有。崖边农民在土改后不到5年的时间，走向了社会主义公有制、集体化的实践。
1956年至1958年，短短三年时间，崖边农民经历了初级农业合作化、高级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三个大变革。
1958年8月，通渭县用10天时间实现了全县人民公社化，全县的169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办成了20个人民公社，下属1414个生产大队。区乡建制被撤销，实行政社一体化体制。2同时，石湾公社成立，崖边村成了石湾公社山庄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全村人一律入社。原高级社集体所有的土地、林园、公共建筑、水利设施、农机具、牲畜、粮食、物资、公积金、公益金等基本设施和财产以及社员的自留地、开荒地一律归公社所有。社员的自留畜禽、私有树木、小型农具等全部折价归社。每个劳动力都由生产队进行管理，每个劳动力的劳动量都由生产队考核，每年年终进行决算，按劳取酬。
经历过逃荒避难的杨发荣对这疾风骤雨般的变革，满怀信心。集体化劳动，让杨发荣这个崖边最后的外来户，才真正融入到了崖边的社区生活和社区秩序当中。他和所有农民一样，感受到了平等的要义和价值。但随后发生的一个特殊事件，阻断了杨发荣的一切梦想和希望。
1959年四五月间，崖边发生了一起命案。
社员厉稳汉突然发现自己的母亲死于炕头，母亲积存白面的瓦罐碎于地面，仅有的10斤白面撒得满地满炕都是。
崖边生产队负责人开始着手破案，很快就将嫌疑人锁定在了社员杨发荣身上。因为他的手指有明显的伤痕，留有牙印，是被咬出来的。杨发荣立即被生产队控制，经过审问，杨发荣承认厉稳汉的母亲是他谋害的。
原来，杨发荣饥饿难耐，他瞅准大家上地干活的机会，将“罪恶”的黑手伸向了厉稳汉母亲的瓦罐。就在他即将得逞之际，厉稳汉的母亲突然出现，逮住了他，并死死抱住他的大腿不让离开。他便掐死了老太太，以防她将事情说出去败露自己的罪行。
案件侦破，杨发荣被捉拿归案。厉稳汉怒火中烧，他找来麻绳，将杨发荣绑在树上，用铁棍殴打，使其严重受伤。随后杨发荣才被送交上级公安部门，后来死在了监狱。
杨发荣来到崖边起初只是一名长工，伴随解放的希望，杨发荣原本可以在崖边立足扎根，成就一户人，或者一个家族，但是他的希望被自己亲手破灭了。杨姓家族也在崖边从此消失。
杨发荣犯罪的动因，完全是因为饥饿。
1959年4月开始，崖边不止杨发荣陷入了饥饿，所有人都在与饥饿作最艰苦卓绝的斗争。
“1959年冬，饥荒让崖边自然村上庄只剩下了1户人，这1户人只剩下了1个人，这个人就是我3。当时，我只有10余岁。我家里本来有7口人，其余6人全被饿死。”
2010年农历正月，我在回家过年时，时年60多岁的厉劝仁和我父亲阎明聊天时，不经意间说出了这段往事。
“你一个人谁管你？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那时候的事情再不能提了，再不能提了。”厉劝仁摆了摆手，拒绝回答我的问题，他不愿意再提起往事，他不愿意再触碰心中刻骨的伤痛。
陪伴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故事，不是童话，不是动画片。而是村庄老人关于饥饿的回忆。我的奶奶在1994年去世前，一有闲时间，就会讲民国18年（1929年）挨饿的故事；我的妈妈一有闲时间，就会讲1960年挨饿的故事。关于挨饿的故事，她们讲了千百遍，还在讲，不厌其烦。我的耳朵早已听出了老茧。潜意识里，崖边的很多孩子都种下了担忧饥饿来临的恐惧。
阎武，我三叔。时任崖边生产队干部。
2009年他回忆说：“最饿的时候你三妈给我用榆树皮子磨的面打面糊糊，一次两缸子，一缸子上午喝，一缸子留着下午喝。你三妈自己只能吃野菜、麦衣（小麦皮）。我去厉文维家里，厉文维的父亲饿得趴在炕上，把麦衣点燃了烧成灰在吃，还招呼我也吃一点。厉文维父亲最后饿死了，但他在自己临死的时候，还不忘招呼我。那老汉心好。”
我的爷爷阎兴堂是山庄生产大队的副书记，饥荒期间，他的家里存放着一些籽种，他时刻防备着有人偷食籽种。即使自己的子孙后代面临饿死的危险，他依然不让食用。
阿公（阎兴堂）管得严得很，守在家里。我说爸爸你看，房背后好像过去了一个人，阿公一听提着棍就去追，以为是偷籽种的人。我赶紧脱下外衣包了一包洋芋籽，跑了，给我的两个儿子吃，才保住了性命。我的二儿子那时候已经饿得肠子都出来了，女儿已经饿死了。我从那一年挨饿以后，不怀娃娃，不能生养了。
2013年12月18日，阎兴堂82岁的儿媳妇，也就是我二叔阎琪的妻子董巧环，给我分享了自己成功偷食公共籽种战胜饥饿的“胜利感”。
2010年左右年过60岁的老人都能记得当年挨饿的情景。据老人们回忆，崖边那一次挨饿，有些人家全部被饿死。其中魏氏家族就在崖边消失绝迹了。有的人说自己在一天之内就碰见了4个饿死的人。
崖边人所经历的饥荒，在全国很多地区都曾发生。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直到1962年情况才有所好转。人们由此将1959年至1961年，称作“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崖边阎氏家族共有人口13人，其中两人被饿死，分别是我二叔阎琪的女儿和我三叔阎武的儿子。我的爷爷阎兴堂和三叔阎武分别是山庄生产大队和崖边生产队干部，但家中依然饿死了人。其时，崖边另一名干部家中也存有公社的籽种，他们家族的人偷食籽种，没有饿死一人。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崖边唯一没有饿死人的家族。
阎武2009年回忆说：“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崖边的人口由1952年的190人增加到了222人。‘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统计，崖边人口由222人减少到了145人，其中死亡59人，外流18人。死亡人口中，绝大多数是饿死的，即便病死的人也多由饥饿引发死亡。”
至1961年底，全县农业人口比1958年底减少7.8万多人，先后死亡耕畜3.2万多头，杀吃羊只4万余只，猪、鸡、猫、狗等畜禽几乎绝了种，拆烧民房5万余间，伐烧树木27万余棵，劳动力减少31％，耕地荒芜36万余亩，严重破坏了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4
崖边所在的通渭县是全国饥荒的重灾区。1960年，时任中共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在一次会议上说：“今后每一任新到县委书记都要首先了解和吸取通渭这一历史经验教训。”
崖边老人回忆说，除了天灾，各地刮起的“浮夸风”是导致饿死人的直接原因。农业生产的大计划、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弄虚作假，导致农民的口粮几乎被掏光。另外，各种大项目占用了农村劳动力，致使农业生产受到影响，收成大幅减少。
1958年，全国各地贯彻中央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口号，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开展的大项目相继动工。甘肃省这一年开始实施“引洮工程”，计划将洮河水引到陇中定西、平凉、天水等地区多个干旱县。在通渭县，有大批劳力被抽调到“引洮工程”。与此同时，本县也启动了一大批诸如水库、土地平整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引洮工程”启动后，崖边共抽调青壮年劳力24人，由我的三叔阎武带队赶赴工程一线。2009年9月，他给我回忆说：
4月份到工地，选拔了一些木工，做了一些推车，还找人编了一些箩筐，所有的活都是手工干。后半年来了一些炮手，带来了炸药，能省劳力，但土方都是靠人力一点一点运。当时的口号很响，比如“手推车儿如雷吼，几车推倒麻黄梁。”5但事实证明，干了好多年，工程还是失败了。
1958年后半年，“大炼钢铁”开始。在洮河工地的崖边人被抽调了8人，由阎武带领赶往兰州皋兰，参与大炼钢铁。
挖了一个大坑，里面铺的石条、煤、矿石，点燃以后，一点都没有炼成。最后失败了，失败以后，又弄了一些小高炉，小高炉炼成了一些。
到皋兰大炼钢铁的人一直劳动到腊月才返回崖边。阎武返回崖边后，又调到石湾公社山庄大队担任了工厂会计6。石湾公社成立后，共设立了8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都办了小工业。这是落实中央“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部署的具体体现。当时，中央决定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基层政权机构，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各业综合经营是设定的目标。山庄大队当年设立了木厂、火硝厂、土肥厂、药厂、皮硝厂，由于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资源，这些厂后来全部失败倒闭。
省上的重点工程要抽调劳力，县上实施的一大批基础建设工程也要抽调劳力，公社又办了一些工业厂，这样一来，崖边的青壮年劳力大多消耗在了农业以外。1958年当年崖边的农业只能靠老人、妇女进行耕种。由于没种好，到年底，歉收严重。有些作物绝收，连籽种都没有了，第二年又从别处往来调运。通渭县全县农村的情况基本和崖边一致。
9月4日，全县调集5万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动力38.7％），在160华里的华双公路沿线做水土保持工程，大搞形式主义，严重影响了秋收、秋种、秋耕生产。同月，在“一大二公”的指导思想下，将全县20个人民公社合并为14个人民公社，并组成一个县联社，下属162个生产大队，1319个生产队。还提出“千斤元帅升帐（粮食单产），万斤卫星上天（洋芋单产）”的口号，使全县脱离实际的瞎指挥，盲目蛮干，浮夸风严重泛滥起来。
……（10月），抽调2.5万多农村劳动力，大战华家岭、史家山，在水土保持工作中，继续搞形式主义。又抽调1.3万多农村劳动力，赴皋兰、靖远大炼钢铁，致使许多地方洋芋冻坏在地里，秋田霉烂在田间，冬麦未种足，秋耕没完成。给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造成重大损失。7
1959年春，有的人听说“洮河工地”发粮食，想办法逃往“引洮工地”，当地公社干部想办法进行阻拦。通渭县赶往“引洮工地”的民工由副县长白尚文带队，白尚文在“引洮工地”接收了一大批逃荒的通渭人。
1959年通渭人没饭吃，饿得受不住，为了活命，许多人跑到引洮工地。一路上步行三四天，途中也饿死了不少，男女老少都有。
当时天天来人，有的儿子在工地，老子就来，来了住下，儿子打饭，老子也吃。我们工区党委书记白尚文这人心地善良，对农民极富同情心。通渭县逃到工地上的五千至七千人，他都要下了。把这些人养活了，是白尚文的功劳。这些人来后，工地上的口粮标准一月一下高到90到100斤。通渭工区粮站超支太多，工程局提出了批评，准备要挨批哩，正好碰上了西北局兰州会议，才停下了。
可白县长又是很讲原则的人。他家里，除了引洮工地上的妻儿，59到60年前后，父亲、亲戚全死了。记得娃他舅饿得受不住，跑到工地来想寻条活路，白尚文对他说，干部家属不能搞特殊，硬让回去，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不知死在哪里。在通渭人大量逃荒中，因病加饥饿，白尚文的母亲走在半路上也死了。8
在石湾公社，崖边是死人最多的村庄。因为在石湾公社，崖边村一直是相对富足的生产队，人少地多，土地相对肥沃，加上这个村的人勤快，在远近出了名。通渭是甘肃的红旗县，崖边是石湾公社的红旗生产队。作为“明星”，崖边被拉进了山庄大队，与其他生产小队拉平一起核算，在各村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主导思想，必然导致富村要为穷村付出利益。在1959年出现饥荒后，山庄大队一直向崖边要粮，最后连籽种都拉光了。
饥荒已经饿死了很多人，但“极左”路线下的各级干部还要欺上瞒下，大放“卫星”，睁眼说瞎话。1959年年底，通渭县全县实产粮食8385万市斤，虚报为1.8亿市斤，征购粮占实产的45.6％，人均口粮仅70多市斤。大量人口持续外流、死亡。但领导干部始终不承认通渭有饥荒，还提出是“阶级敌人在粮食上捣鬼”，县委派遣“千人整社团”，进驻农村，搜查粮食，使灾祸越来越深重。9
1959年底，阎武由崖边生产队会计调任队长，他接待了县委派来搜查粮食的“大兵团战斗队”。
组长杨××带队，来了五六个人要粮，给我交待说，村里死人只能说是得病死的，不能说饿死的。要粮没粮，他们把草垛掀翻，还是没有找到粮食。我说没粮，人家不信，不信就顶嘴，最后我把衣服一夹走了，我也豁出去了。结果到日头快落山的时候，人家通知开会，到山庄大队开大队党委会。我想这下可能完了，我说没粮人家已经发火了，开会肯定是批斗我，我已经预感到了。
我赶到大队办公室门口，有一个党委委员悄悄说：“贼杀的，你要死哩，你跟人家顶嘴就是不想活了么，人家马上开会要抓你，你要做准备说假话。”我到会后，工作组宣布，崖边必须在第二天上交7000斤粮食。我心里说，我给你7斤都没有，还7000斤，但表面不敢说。任务下达完毕，我赶紧汇报，当场表态说，明天一定能完成7000斤任务，当晚完一半，第二天完一半。工作组听后比较满意，便没再批判我。
但是第二天，又叫开会，我不敢去开会，我想要么逃跑，要么干脆上吊死了算了。最后，我还是壮着胆子到了会场。一到会场，发现又来了另外的上级干部。人家开口就问，崖边饿死了几个人？我不会回答，也不敢回答，更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以往都是撒谎。上级干部开始骂，说还在欺骗人，你对党不忠。我这时才明白，是上面救命的人来了，如果这时候再不说实话，的确就是对党不忠。
当晚，负责抢救人命的干部带来了大白面，他们给我分配了45斤面粉，让我赶紧背回去抢救人命。我背回45斤面粉，在崖边进行分发，主要分给了那些已经饿得睡在炕上起不来的人。稍有力气的人还分不到白面，上面交代说，白面必须烧成白面糊糊，监督群众少量地以流食方式进食，不能一次性给挨饿的人，一次性交给他们就会一次吃光直接胀死。
随后，大面积的调粮开始，困难局面得到了扭转。
1960年元月，党中央发现了“通渭问题”，即先后派遣中央、省、地工作组300多人，采取紧急措施，抢救人命。又派128人的医疗队，调医药136吨（价值47万多元），调来食糖、蜂蜜、大枣、花椒等共2万多市斤，发放口粮3370多万市斤，社会和口粮救济款330多万元，救济棉布110多万市尺，棉花6万多市斤，各类贷款和补助款142万余元，无偿投资款270余万元。又先后从新疆、辽宁、内蒙古等省（区）购进耕畜4700多头，添置修补残缺不全的农具4.2万多件。10
3月1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捕办原任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时任第一书记张峰等党政负责人17名。……12月25日，14个人民公社分别成立儿童福利院，收养孤儿1200名。……是年，旱、风、冻、病、虫等自然灾害频繁，群众生活极为困难，国家回销口粮、种子、饲料粮共4049万市斤。11
1960年入冬后，崖边在1958年建立的食堂运行两年后被迫解散。2011年，我采访了两位曾经在崖边生产队食堂做过饭的老太太，她们回忆说：
困难刚出现的时候，一天吃两顿饭，都是面糊糊，馒头杂粮面的，馒头分四个等级，面糊糊也分四个等级，老人、大人、妇女、小孩都不一样，根本吃不饱。后来食堂快垮掉前，实行打面，大家都爱打面，打了面可以拿回家自己做饭，还能防止食堂做饭的人贪污。
1961年，阎武因饥荒事件被上级免职，1964年又复职担任崖边生产队的会计一直到包产到户。经历了惨痛的事件后，通渭县对全县的人民公社进行了分解。在阎武的记忆中，那年月偏左偏右是很难把握的事情，稍有不慎就会陷落其中，就会被批斗。
那时候崖边的土地单产只有45市斤，全村1450亩地，全年的收入也就是65250市斤。这其中，小麦的总产量只占三成，而公社要求上交的公粮是4000市斤，购粮是7000市斤。交过公购粮，村里几乎没有什么白面，大家只能用洋芋、玉米等杂粮充饥。一个人一年可以得到3两食用油、200至300斤粮食，即使粮食丰收也不会超过500斤。最困难的时候，每人只能分15斤小麦，也就在过年的晚上能吃一顿白面。当时如果生产队的粮食丰产，就必须要让国家增购粮食。“浮夸风”刮起来以后，每个省，每个县，每个公社，每个生产大队，每个生产小队，都在争当先进，大家攀比浮夸，虚报的结果只能是社员吃亏。
1964年，通渭县全县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1975年，中共甘肃省委把通渭县列为全省农业学大寨重点县之一，省委书记冼恒汉亲率省、地、县800余人，在通渭县分期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冼恒汉提出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12其时，通渭县是整个甘肃省“极左”路线的红旗县，如此风声鹤唳抓农业，但通渭人的日子并未好过起来。
在十年九旱的通渭，能有好年景是不多见的。从1958年推行人民公社的那一年开始，通渭县开始对农作物施用化肥，到后来，化肥的应用越来越多。另外，科学技术在农村的推广也逐年扩大，有力提高了土地产量。
但总体而言，集体化经营时代，崖边人的生活是艰难的，即便丰年，全生产队的所有人也没有真正吃饱过，半温饱是基本状态。当时，对于劳动力少，但人口多的家庭来说，很难保证口粮，与公社制度匹配建立了一种保障机制，就是供应返销粮，以农户购买救济粮的方式解决困难户的口粮问题，这个做法一直沿用到公社解体。农业合作化时期，我的家庭人口多，劳力少，几乎每年都缺口粮。每次购买返销粮时，父亲手头没钱，要四处张罗、费尽周折。有一年，我的二叔阎琪念及父亲赡养老母的情分，给父亲给了几块钱，才顺利买回了几十斤玉米，保障了一家人的口粮。父亲对此恩情终身不忘。
在崖边老人们的集体回忆中，崖边生产队某一时期的一位队长嗜赌成性，经常要用生产队社员的血汗钱去赌博。一位和他共事过的老人回忆说，有一次队长到陇西赌博，输了500元，遭到了毒打，人和自行车一并被扣。生产队的几个负责人都去看他，阎武当时身为会计也去看望。
队长说我要死了，活不成了，输烂了。我们几个生产队负责人偷偷商量了一下，把公积金粮用毛驴驮出去粜掉，变成了现金，帮忙还债才把人和车子赎回来。队长一面哭一面发誓说，我这辈子再也不赌博。但生产队的几个干部后来发现，他还是喜好赌博，大家一看这人没救了。依靠这样的队长团结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几乎是一个荒诞的神话。
在生产劳动中，但凡和队长关系好的人，可以偷懒少干，但记工分多，分粮往往分得多。头目专断，一言堂，不够公道、徇私情，事实上造成了大家都想偷懒的不良氛围。这就毁掉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目标。
当年的社员厉辉在2009年向我说：“农业学大寨，陈永贵亲自在干，我们的干部根本没有那样干的，就是普通人都不认真，都要偷懒。”
还有当年的社员回忆说：“有一年，生产队长家里修庄院，没时间督促大家。谷子刚长苗，锄田的时候，全村的妇女都偷偷干私活纳鞋底，十亩谷子最后被杂草荒废，连籽种都没收回来。”
尽管当时提出的口号如雷响，有一句叫“脚踏地球手搬天、要让产量翻一番”，但粮食产量始终上不去。社员们分析说，当时，小麦长得再好一亩都上不了100斤，主要原因就是地耕得不行、种得不行、肥料不足。包产到户后土地各种各的，每家人一年翻地都要好几遍，长得就是好。
有了饿死人的惨剧，人民公社被否定了。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反思这段悲壮的历史，告诫后人以免重蹈覆辙，极其必要。但是，借着反思的潮流，史学界、文化界，有的人把饥荒事件无限夸大，当成了攻击、谩骂共产党和毛主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证据，实在是别有用心。
广东中山大学教授徐俊忠认为人民公社是毛泽东让中国农村“实现在地工业化，从而实现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构想。”13学者温铁军认为，人民公社是中国人在决定本民族自立自强的发展历史进程中作出的别无他法的选择。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西方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所完成的资源瓜分的确已经没有任何调整余地，且周边地缘政治环境险恶，中国必须工业化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工业化必须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原始积累不可能在商品率过低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完成。……于是中国人不得不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高度中央集权下的自我剥夺：在农村，推行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这两个互为依存的体制；在城市，建立计划调拨和科层体制，通过占有全部工农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中央财政进行二次分配，投入以重工业为主的扩大再生产。14
从1949年到1978年，短短的时间内，中国完成了初步的工业体系建设，这其中，就凝结着亿万农民的血和汗。不论学界还是民间，人们把这一时段称作毛泽东时代。由于提倡人人奉献，天下为公，毛泽东时代也被人称为“英雄时代”。
观望历史，认真梳理历史，心痛的同时，更应对中国亿万农民的伟大付出敬上最真诚的谢意，是他们一次次用自己经历磨难的方式，为民族的前进做着贡献。这种沉重的代价是任何人都不能歪曲、诋毁的。
人民公社时代，崖边农民依靠每亩单产45斤的贫瘠土地，每年都要完成11000斤公购粮的上缴任务，每年都要完成一定面积的水平梯田建设任务。整个合作化时代，崖边实现了1450亩土地40％梯田化；实现了3米宽的农路通往外界连通县级公路；实现了引水进村；实现了拉运、脱粒、磨面的机械化。这些成就的取得，完全得益于集体合作优势和全村人民的勤奋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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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这是崖边生产队时任会计阎武根据回忆给笔者提供的数据。笔者向他索取农业合作社时期生产经营账单时，他说账单包产到户后一开始收拾得很好，他等待着上级政府来收回这些历史档案，但后来一直无人过问。眼看着很多账单被老鼠咬碎，他便彻底销毁了全部账单。
2 . 《通渭县志》，24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
3 . 崖边自然村分为上庄、下庄、山上，其中山上的人家就是我的家族，当年总共只有13人。
4 . 《通渭县志》，178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
5 . “引洮工程”通渭工区位于渭源县麻集乡，麻黄梁是麻集乡境内的一座山，也是通渭工区施工的重点区域。（引自庞瑞林《幽灵飘荡的洮河》，230页，作家出版社.2006年）
6 . 此时，崖边是石湾公社山庄生产大队下辖的生产队。
7 . 《通渭县志》，24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
8 . 这是“引洮工程”时任通渭工区党委秘书周建国的讲述。（庞瑞林：《幽灵飘荡的洮河》，229页，作家出版社，2006年。）
9 . 《通渭县志》，25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
10 . 《通渭县志》，178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
11 . 《通渭县志》，25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
12 . 《通渭县志》，179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
13 . 徐俊忠：《农业合作化时期毛泽东农治思想及其历史回响》，见《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历史与未来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7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历史与未来国际研讨会”，会议对“三级核算，队为基础”土地政策的成败得失做了广泛深入的讨论，笔者有幸亲临参加。
14 . 温铁军：《“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2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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