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患寡而患不均”

2003年，崖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年，崖边人终于享受上了电力带来的光明和便捷。电力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被人类发明并服务于工业革命，而它对崖边人的惠顾迟滞了一个多世纪。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农村普遍迎来了新的希望。

“2004年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以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四项补贴为代表的农业补贴政策，对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四补贴’总量，2006年只有306亿元，2014年已达到1784亿元。”¹

除了直接补贴，国家还实行了教育“两免一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一系列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惠民措施。

奋斗在21世纪初，从20世纪末巨大的负担中走出来的崖边人一时间还有些不适应，恍若来到另一个世界。种地不用交“皇粮”，孩子上学免学费，头疼脑热看病能报销，生活困难的人有“低保”。这样的优惠政策，确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除了优惠政策多，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也明显加大。从2003年以来，拉电、修路、接水这三大提升崖边人物质文明的大工程相继实施。

2010年，崖边接通自来水，所用水源为“大跃进”时期通渭县修建的锦屏水库。（由于水库干旱缺水和工程质量问题，崖边的自来水接通后两月即被关停。每户村民为此投入了2000元现金，投入了巨大的劳力。）

2012年夏至2013年春，崖边通往外界的8公里多农路全部被硬化。与饮水工程采取政府投资和民众投资投劳相结合的办法不同，硬化农路全由国家投资。据了解，8公里多农路花费了300多万元。这个工程令崖边一村之人受宠若惊，但对于更广大的通渭农民来说，走上水泥路依然是一个梦。政府硬化农路的项目完全采取市场化运作的方式，这无疑加大了成本。如果崖边的8公里多农路硬化能发动崖边及周边的农民参加劳动，可以节省一大笔资金，节省的资金完全可以为通渭县别的村庄多硬化一条农路。21世纪中国的所有涉农项目都是市场化运作，撇开农民的乡建无疑花了很多的钱，办了并不多的事，不利于“多数人的现代化”。

2012年，中国农村普遍施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规定，凡年满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均可领取55元养老金，小于55周岁的农民则要缴纳养老保险费。这一年，通渭县试点农村养老保险，当年参保人员共缴费2000多万，给符合年龄的老人发放养老金1700多万，从这个数据来看，收大于支。尽管区区55元在2012年持续高通胀的压力下连一袋面粉都无法购买，但能获得55元的收入对于无现金收入的农民而言是可喜的。

20世纪末，李昌平写信给总理，大声疾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农村的真实情况绕开主流语境跃入人们的视线。其实，对农投入不足问题，早如“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显，但国家惠顾的能力的确达不到。1990年代掌管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段应碧2013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1993年人代会上，计划增加农村财政拨款，改善教育和医疗条件，正说呢，不行了！“美国向伊拉克发射巡航导弹，从烟囱钻进去，在一楼爆炸，百米外新华社记者所在的酒店却毫发无损。这个太厉害，咱们没点东西不行，要搞杀手锏，就要钱。当时只有3500亿元的财政，怎么办？”预备给农村增加的拨款只能作罢。²

段应碧坦言，1990年代的改革重点已转向城市，市场经济制度、金融改革、国企改革，重要性都排在农村之前。利益博弈的格局中，农村与农民处处落败。“80年代的改革是意识形态之争，观念变了就行，但是90年代的改革是城乡利益的博弈，城里人自己都解决不了，哪个市长能提出‘善待农民工’的口号，就算不错了。”“道理都知道，你当个家试试？”

中国在新世纪能扩大给农村的投入，也是综合国力增强的表现。

刚刚过去的十多年时间，中国经历了飞速发展。这不光有统计数据的显示，更有老百姓切身的体会和感受。就拿崖边来说，这十多年间，家用电器、摩托车、农用三轮车，几乎家家拥有了。

尽管国家实施了大量的补贴，但崖边农民种粮依然无法满足生活需要。2011年正月，我向父亲阎明就家庭的收入进行了较细的询问，他对2010年的收成进行了仔细的梳理。

2010年，咱家收获小麦1000斤，谷1000斤、豆子300斤、胡麻200斤，玉麦60斤，总计2600斤左右。这些收成是所有土地不分成分好坏所取得的收获。2010年，甘肃大旱。我在化肥方面总共投资了600元，上肥、耕种、收割，这一系列工序让我和你妈两个老人忙了整整一年。

这样算下来，老两口吃饭不成问题，但是，经济收入几乎是零。要是没有我和二哥对家中的接济，以这样的收成度日显然是十分贫困，或者难以为继的。因为，这一年，崖边为了接通自来水（接通两月后就中断），每户人花费将近2000元。平日的电费、食盐、菜蔬、看病等花销也要应付。

纵向比较，农村的确在日益变化，从收成、消费、生活各个方面看，崖边人一直都在进步。但横向比起来，农村还是很贫瘠。物价的飞速上涨，总让老百姓挣钱的能力满足不了花钱的速度。

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持续扩大，由2004年的6486元升至2013年的18059元。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水平与发达地区的相对差距有所缩小，但绝对差距持续扩大。2004年，最高的上海市与最低的甘肃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对差距为4.17倍，绝对差距为6268元；2013年，相对差距下降到3.76倍，绝对差距扩大到14100元。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日益明显，2013年有60％的农户收入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20％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仅为20％高收入户的12％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基尼系数2012年达到0.3867，接近警戒线。³

城乡差距问题是新乡土问题的核心和实质。城乡差距问题无疑也是中国最大的国家问题。城乡差距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在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

比城乡差距更要命的是二元文化。持续多年城市对农村的压榨，导致事物发展“谬误千遍成了真理”——农村本该低城市一等，城市优裕是应该的，农村低贱也是应该的。城市认为农村应该给城市奉献，市民认为农民应该给市民服务。“剪刀差”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价涨了有呼声，呼声集中响亮，在城市，占据了强势主流媒体，很容易达到决策层；粮价跌了有哭声，哭声分散低沉，在农村，决策层很难听到”⁴。

长期对农村只取不予，直接导致了中国城乡分野的差距愈来愈大。如今城市化建设“圈地”，廉价利用；市场化几大银行“圈钱”，只存不贷；工业化工厂“圈人”，农民作为人口红利生产工业产品，供城里人消费。还有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价，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毫无平等可言。据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专委会委员马力测算，中国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万元。另一个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则显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达3倍，全世界平均差距只有1.5倍，超过2倍的国家仅有十几个。刘奇认为：“与商人相比，中国的城里人也应该有原罪感。”

文明社会存在的内在矛盾，最惹眼的形式固化为城乡对立的壁垒，隔绝了人性深处的温良。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反谷物法同盟）。

……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这些条件还要详加探讨）。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做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做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⁵

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根源上揭示了人类发展进程中出现城乡差距的原因，以及消灭这种不平等的步骤。直到今天，问题依然沉甸甸摆在那里。城乡分野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人类没有理由不去关注人类自身的问题，坚信“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人类怎么能和文明相提并论呢？人类的文明需要对马克思善良的理想有所接续，人类文明的曙光绝不会在弘扬“缺德”的市场的过程中闪现。

一系列惠农措施都在扶持农业发展和农民富裕，但依然不能缓解因“剪刀差”持续扩大而导致的城乡差距。另外，这些政策在落实的过程中，存在着与农民意愿脱节的情况，存在着吃力不讨好的问题，存在着花钱养懒汉的弊病。

旨在改善农村、帮助农民的新政带来的最大隐忧是：无法普惠的政策取向与农民根深蒂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形成了冲突。

比如，“低保”政策在崖边就很难执行。“低保”简直是引起不稳定因素的导火索，全村数百人，人人都想领“低保”。从实际情况来看，崖边的所有人都不富裕，都生活得很困难。国家的政策是把“低保”落实给最贫困的人，但这个最贫困的人到底是谁呢？这着实难坏了乡村干部。

“低保”给谁都不合适，给了老子儿子嫉妒，给了哥哥弟弟嫉妒。大家的生活水平有差距，但不是绝对化的，给谁合适？给了谁都有人不满，羡慕嫉妒恨。不满的人会四处告状、投诉。唯有给告状者满足了要求才会不再告状，但这个告状者满足了，另一个人就会接着告状。这个事情难坏了乡村干部，几乎没法做。

这是一位村干部给我的亲口告白，把中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刻画得活灵活现。今天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多半来于此处。贫富差距拉大，人的心理平衡被打破，社会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多。在中国，只有绝对普惠式的政策才能得到普遍的拥护，也能把作用发挥得更好。“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对中国人历史的总结，迈向未来的中国人一时之间不可能脱离这个“习惯”。

在崖边，厉会平是领“低保”时间较久的人之一。他自己是光棍，母亲守寡多年，哥哥已经分家，家中的农活全落在了老太太一个人身上。按照厉会平妈妈的情况，获得“低保”的确应该。但是，“低保”的发放不但不能解决老太太的实际问题，反而助长了厉会平更大的懒惰情绪。因为“低保”全被厉会平拿去花了，老太太分文不见。厉会平年轻的时候心灵手巧，人也勤快，但在2006年之后，他由于光棍身份的确立而渐渐变得不大爱劳动了。特别是领取“低保”后，他直接脱产农业。后来，厉会平的“低保”被取消了，从此，厉会平对乡村干部非常冷漠，并产生了怨恨。

在崖边，很多人领取“低保”就高兴，一旦取消就骂娘。村民厉路雄2010年领取了独生子女证，乡村干部给厉路雄在2012年安排了“低保”。但2012年，厉路雄通过借贷购买了一辆卡车在兰州搞货运，按照“低保”管理办法，有经营产业的人不能再领取“低保”，他的“低保”被依规取消。从此，厉路雄一家人对乡村干部充满了仇恨。厉路雄的妻子向村人讥讽乡村干部：养娃娃要当大官，乡村干部这种烂怂干部没意思。

按照常理，“低保”应该民主决定，给最困难的人。但是在崖边，民主决策很难做到，因为族群隔阂，人口多势力大的人家会为自己的家族谋利，而人口少势力小的家族则得不到权利保障。再则，崖边人除了极个别出现过灾难的人家外，大都贫富相当，很难确定最困难的人。无法普惠的惠农政策越多，越容易激发干群矛盾。比如，危房改造项目。崖边有一户人享受了危房改造项目，所有人都想要。其实，崖边人截止2014年，大家都住着土房，几乎家家都有住好房子的愿望。但国家并没有那么多的补助解决所有人的修房需求，仅有的危房改造项目成了稀缺资源，修房指标乡村干部无论给任何一个“少数派”都会换来大多数人的指责。

2013年12月17日晚，我采访了石湾乡乡长王长清，谈及农村实际问题，他对我说：有的农户痴呆瓜傻，这辈子要吃“低保”、下辈子还得吃“低保”，这样的人就要保。但是有的人没必要给“低保”。全乡907户3546人领“低保”，加上其他的惠农补贴，石湾一个2万人的乡镇每年要接受国家1000万元资金。这些钱化整为零发给农户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应该集中起来用于农路的修建和水平梯田的建设，把农村基础设施搞好了，既能种粮食又能发展经济作物，人的贫困问题就能从根源上解决。

王长清的观点来自基层，切合实际。他常年在农村工作，对农民需要什么，最清楚不过。他认为村庄需要基础设施的大力提高，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长期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刘奇也认为，应该取消农业补贴：“财政每年大约支出600亿补给农民，如果放开粮价，把600亿补给城里穷人，一人300元可补两亿人。2010年底，城市低保人口只有2300多万人，一人补1000元，也只需230多亿元，政府还可以节约很大一笔开支。现在花600亿补给农民，中间还要付出补贴运营成本，且带来种粮与租地等各种矛盾。”⁶

进入新世纪，崖边的交通区位优势有了明显提升。

崖边距离县级公路8.5公里，崖边向北方向距离国道310线40公里，崖边向西南方向距离国道G30约45公里，向西距离甘肃省会兰州200多公里，向东距离陕西省会西安500多公里。

全国农业旱涝保收面积不足一半，总体上是“靠天吃饭”。因为干旱，崖边是典型的靠天吃饭村庄。2013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通渭县农民人均纯收入3365元，崖边农民人均纯收入2100元，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位数7907元，按农村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2583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纯收入5516元，中等收入组人均纯收入7942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纯收入11373元，高收入组人均纯收入21273元。而崖边人均纯收入还不及全国低收入组平均数。崖边农民显然是全国最贫穷的农民。

交通区位优势明显，但干旱缺雨，这是崖边贫穷的原因，也是北方大多数村庄共同的特点。在中国的南方，很多村庄处于山大沟深的环境，交通阻隔是最大的发展瓶颈。在云贵川一些山区村庄，去集市需要走好几个小时，有钱都难以消费现代文明，何况大山阻隔了赚钱的门路。在崖边，行走8公里通村路就能接上县级公路，且没有深山大沟，交通相对较好。崖边致命的缺憾就是缺水，一旦天不下雨，庄稼只能渴死在地里。当然，最近几年在云南等西南地区也出现了大旱，全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中小农田欠账巨大，这是全国农村普遍的通病。

2012年中国官方公布的贫困线是人均纯收入2300元，按照这个标准测算，全国有贫困人口9899万人。而崖边人均纯收入2100元，属于绝对的贫困人口。但是按照国际标准计算，中国仍然有2.54亿人处在贫困线以下。这2.54亿人必然包含全部的崖边人。

崖边属于上世纪80年代国家确定重点扶贫的“三西地区”（甘肃河西、定西，宁夏西海固），是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受地理条件所限，崖边脱贫十分艰难。1982年作为全国第一个区域性扶贫开发实验地，国家每年拿出2亿元对其进行开发式扶贫，计划用10年时间使其彻底告别贫困。但到了1992年，甘肃、宁夏都要求国家继续支持10年，到2002年两省区又请求国家再支持10年，直到现在，“三西”地区仍然是全国闻名的贫困地区。2012年，国家确定六盘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将宁夏西海固地区、陕西桥山西部地区、甘肃中东部地区及青海海东地区61个县、15.27万平方公里、2031.8万人、乡村人口1837.7万人纳入其中。与六盘山片区一道，国家还确定了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区域的连片特困地区，这些区域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是扶贫攻坚主战场，也是中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啃下来的“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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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正确认识当前农业形势》，见《时事报告》2015年第2期14页，2015年2月8日出版。

2 . 林姗姗、杜强：《九号院的年轻人》，见《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8月26日。

3 . 《正确认识当前农业形势》，见《时事报告》2015年第2期15页，2015年2月8日出版。

4 . 刘奇：《中国三农“危”与“机”》，140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

5 .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56-5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6 . 刘奇：《中国三农“危”与“机”》，58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