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小岗和崖边等千百万个村庄的羸弱，人们不免怀疑小农模式。
当初搞包产到户时，面对诸多反对之声，杜润生提出了“包产到户是一种为群众乐于接受的责任制，承认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能自上而下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的精明表述，才勉强推开。但到后来，全国农村几乎全部推行了包产到户，一刀切的极端做法和全国一夜之间人民公社化如出一辙。偌大的中国，村村包产到户，只剩下了倔强的华西村、南街村等个别村庄，或直接坚持了集体化经营，或先包干后回笼地进行了集体化经营。
沈浩作为一个城里干部，挂职期满就可以安稳回到城里去，要么提拔，要么坚守岗位。但他用真诚的心赢得了小岗村群众的信任，他挂职期满后，又被大家用红手印挽留了。
集体化、合作化，由于人民公社过程中出现的“极左”实践，一度被判了“死刑”，人们对它讳莫如深，坚持集体化的村庄也不被人看好。当小岗村为标志的“软、散、懒”已成为农村发展的明显阻力时，人们也不愿提及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沈浩面对小岗的残破，放下了包产到户英雄村的身价，奔走于备受非议的南街等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子。
在改革开放30年后，沈浩才是杜润生说的那个“和农民有阶级感情”、邓力群说的“眼里、心里是有八亿农民的”人。沈浩四处调研，扑下身子准备大干一番，但天不遂人愿，沈浩永远离开了小岗村。
正当沈浩向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投向羡慕的目光时，那些“搭改革开放便车的人”除了依旧吹捧已经黯淡的“分田”成就外，还在向历史的更久远处倒退。与杨小凯、陈志武、文贯中等海外学者明确宣扬中国土地必须私有化不同，周其仁、党国英、吴敬琏等国内学者主张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实质还是主张土地私有化。
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1
有些人总是莫名其妙地担心，认为土地一旦放开，许多城里人就会到农村去买地，然后呢，农民会不顾一切，为了换酒喝或者给孩子交学费把自己的土地卖掉，最后的结果是农民无家可归了。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2
与之相反，长期研究农村问题的贺雪峰、李昌平等学者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化。
土地私有化不仅不能保护农民的利益，而且也不能提高农业效率，当前附加在土地制度上的道德话语和效率想象都是站不住脚的，是缺乏常识的表现。3
贺雪峰认为：土地制度安排要服从中国发展的大局，中国特色土地制度是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秘密，土地级差收益来自二、三产业的发展，农民已经高度分化，小农经营很重要，村社集体经营是中国小农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前提条件。
在鼓吹土地私有的人里面，秦晖是最大胆、最彻底的一个。为了反对土地集体化，秦晖从中国历史、人类历史中找渊源，不但否定了土地集体化政策，更连董仲舒的“见税什五”说都给驳倒了。
以前的主流意见否定土地私有制，我觉得其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说什么土地私有会导致土地兼并、导致社会危机，甚至说会导致农民战争。这应该说是个极大的认识误区。这个误区和我们长期以来的“历史”宣传有关。过去反复地讲，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社会危机就是因为土地私有引起土地兼并，引起地主和农民的冲突，然后导致农民战争，王朝灭亡。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农民战争以后土地就比较平均，然后出现盛世，然后又由于自由买卖，土地又集中起来，然后又来一次循环……这个说法似乎远不止在历史学中流行，现在几乎各方面的人都沿袭这个说法。4
“见税什五”说，让高王凌的实证研究拨乱反正了：因为太多杨白劳不按合同办事，躲债赖账，欠租抗租，不计高额催租成本——高薪礼聘穆仁智并诸位武功高手，以及建设收租院等基础设施，地主们真正能够拿到手的，仅仅30％左右。表彰这项科研成果，秦晖特赐封面烫金字：“过去是以为地主如何残酷剥削农民，地主阶级因此成为中国落后的根源，……这些看法在有了这本书后，恐怕都应重新考虑。”5
秦晖在陕西关中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关中地区自古以来，既无地主亦无租佃。他用“关中黑天鹅”打开了证伪“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地主土地所有制”或“封建生产关系就是地主占有土地收取地租以剥削佃农的关系”这类观点的逻辑思路，认为董仲舒：“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之说站不住脚。
王小强批判秦晖：一只黑天鹅，足以推翻“天鹅皆白”的传说。这只“打开了逻辑思路”的黑天鹅，又是如何养成的呢？秦晖兴致勃勃告诉我们，喂的是极其廉价的“麦客”。6（我故乡的人在1990年代依然有人在陕西做麦客，后来城市打工所赚工钱远远超过当麦客，甘肃麦客才逐渐消失。）
从“关中模式”一只黑天鹅到天下乌鸦一般黑，鼓舞实证研究振奋精神，以小搏大——“证伪”，以少胜多——史料不够逻辑凑，以假乱真——事实不符推理。顺理、自然、必然、笃定成章。从批判土改顺藤摸瓜从来权贵欺辱平民地主，从计划经济溯本求源大一统专制，越说越顺舌头越软嘴越滑，打源头上，压根儿没有土地私有（买卖）。7
王小强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系列文章中，旁征博引古今中外先贤圣哲的宏论，一本正经强调：从秦汉到民国，“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基本历史事实不容置疑；中国的土地有租佃；市场经济缺德、商人低买高出永远食利、土地自由买卖一直在让小农破产、古代中国政府善于“高价买进低价卖出平抑市场”。对借着市场化改革反对集体经济的观点逐一进行了客观回应和辩论。
因为有产权集体化所有的底线，遏制了土地兼并，但土地上修房子的商业行为，完全上演着类似土地兼并的盘剥小农的市场化交易。“无地的农民为了自己的‘小康梦’有买地的‘刚需’，无房的屌丝为了自己的‘小康梦’有买房的‘刚需’。先富一族看重的不是微薄的地租和房租，看重的是‘低买高卖’的投资效益。这才是‘肥田撂荒’和‘住宅楼黑灯’的原因。”8中国工薪阶层普遍把一辈子的劳动积蓄压在了一套房子上，由地产商、银行持续获利。和过去的小农为了“小康梦”购买土地任由权贵富商地主盘剥一样悲催。
多少人说了，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围绕土地，地球上发生了多少刀光血影的战事，那些遥远的争夺，我们已无力再去梳理和清点，单是与我们最近的，交织了太多的悲欢，纠葛了太多的利益。言及土地，我们不得不回顾历史。
早在《汉书·食货志》中，就引用了董仲舒关于秦代赋税制度的论述：
古者税民不过什一，……至秦则不然，……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田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
土地革命的主体是农民，正因了他们有最迫切的利益诉求，他们成了革命的中坚力量。“毛泽东发动农民革命，以农民为军队的主干，以农村为根据地包围城市，最终夺取了全国胜利。”9中共革命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成功，源自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民、中国农村的认识。“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10正是毛泽东敏锐的眼光和深邃的洞察力，把革命引向了“农村包围城市”。他的斗争策略是稳健的、务实的，历史只能走向毛泽东。
翻开历史，土地私有化+小农模式在中国主导了好多年。土地私有化+小农模式的衍进与中国农民的不断革命深深绑在一起，近乎孪生。每一场农民起义都是打着均田地的口号而进行的，正因为这样的口号，所以每一场农民起义不论成功失败都是深得民心的。每一场浩大的革命并没有彻底抛弃小农经营模式，而只是均田地。把所有的土地平均分配，大家各自耕种，社会总能在革命成功的基础上安稳些许年。但土地私有制下的土地自由买卖政策，总会吸引富商大户投资土地，总要导致一些小农破产。
朝廷不断换皇帝，但没有一个考虑过解决农民的问题。农民只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那就是唯一管用的办法——农民起义。中国历史就是一本革命史，频繁的革命、频繁的朝代更迭，遂有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分配土地，完成革命。解放初，中国还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而要彻底解决国家的贫穷问题，必然要靠工业化。但是别人的老路我们学不成，有资本主义发展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之路是血淋淋的、掠夺式的。在1950年代，世界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再去剥削另一个国家，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国家设立自己的殖民地。中国学习人家的老路是死路一条。中国选择共产主义，是一大批仁人志士的愿望。摆脱资本主义发展血淋淋的步履，独立自主式奋进，必然要有自己独特的前进方式。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所能学习的唯一的榜样是苏联。除此之外，他只好自己摸索解决中国问题的特殊方法。1958年中苏分裂以后，毛泽东被迫依靠自己的智慧，更加强调自力更生的政策。”111958年是中国艰难的时刻，一无外援，二无财政，如何建设国家，如何走工业化之路？在城市，计划调拨；在农村，统购统销加人民公社。
从农业剩余价值中提取工业建设所需的原始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商品率过低的小农模式是无法实现的。历史确确实实证明了这个措施的正确。今天，享受着1958—1978年之间中国完成的工业化基础成果，酸溜溜否定土地集体化的决定性支持，是对一个时代的藐视，是对一个时代亿万人民辛勤劳动的否定。
如果不用人民公社、集体化经营的办法，中国该如何实现工业化？这个假设有谁能回答呢？
搞合作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共产党强加的，而是农民自己的要求，是社会前进、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说合作化搞错了的人，相当多的是因为不懂事，没有参加土改，没有参加减租反霸，人云亦云。其中也有老干部。但是老干部中间，也有没做过多少农村工作，没到农民中去较长时间的人。说合作社搞得快了一点，工作搞得粗了一点，这是事实。但因此全盘否定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否定搞合作化，是根本站不住脚的。12
按经典著作定义，合作化与集体化是不同的。合作化是不动摇私有的基础，集体化就是一个质变，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刚开始我们是搞合作化，到高级社时就提出集体化。集体化也是一种公有化。如果国家掌握的生产资料非常丰富，能够给农民以帮助，那么集体化就能够巩固下来，假如没有这个条件，就很难行得通。高级社巩固一下也好，但没有，又来了个人民公社化，由农民之间的平均主义发展成穷富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废除按劳分配，这就更荒谬了。以后又由公社所有制退下来，毛泽东同志是很坚决的。最初的“队为基础”，是以大队为基础，而不是以小队为基础，也是毛泽东同志下决心改为以小队为基础的。1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自主奋进之路，虽历经“大跃进”和“文革”，但到1978年，中国“已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14。把一个火柴叫洋火、钉子叫洋钉的贫农国家用不到30年的时间变成体系完善的工业化国家，这样的成就是之后的中国谋求发展的坚实基础。一个泱泱大国，要完成这样庞大的成就，并非易事。
从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和平年代，这是新生共和国给予每一个中国人最大的福利。这和平已被中国好几代人享用，但凡活着享用了和平福利的人们，都应当对那几千万先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正是他们激奋高昂的斗争勇气、悲壮绝伦的牺牲精神，换来了持久的和平。撇开了这些，不管谈论国家民族，还是个人荣辱，都是那么的苍白、那么的自私。认同这些，才能尊重历史，正视现实。
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这是解放以来前30年中国发展的基础，也是改革开放后30年中国农村保持稳定的根本。因为这个基础避免了农村人口的两极分化。公平合理、人人有份的土地分配，让均田地这个历代中国农民的价值诉求得到了合法的保护。这个基础在未来依然至关重要。
目前，关于土地产权的问题还在争论当中。如果土地的所有权根基被动摇，基于这个根基构建的一切乡土秩序将会重新洗牌，土地私有化让人首先联想到的不是农民立马富裕，而是“千年田八百主”的历史覆辙。再说，崖边农民眼里，有没有土地所有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土地的基础条件能不能提升，土地的收益能不能扩大。
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土地承包制从长期不变改为长久不变，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就是说，允许“土地流转”，但产权依然归村集体所有。
共产党带领大家闹革命，为穷人分了土地，农民很高兴。任凭国民党使劲浑身解数搞“民国范儿”爱得要死的民主议会制，但无地农民还是不领情。共产党给大家分地大家高兴，但共产党搞合作化统得太死，再加上“大跃进”“放卫星”还饿死了人，大家反感“极左”。同样，改革开放放活市场，经济繁荣、商品丰裕，老百姓高兴。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假冒伪劣、通货膨胀、“新三座大山”压人、“谷贱伤农”，人民不可能高兴。
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在国家宏观计划导向下，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用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以及两极分化，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的作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浊流中，高举社会主义的红旗不断前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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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吴敬琏：《让历史照亮未来的道路：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5期。
2 . 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498页，新星出版社，2012年。
3 . 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322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
4 . 秦晖：《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南方都市报》2008年10月7日，AA30版。
5 . 王小强：无厘头《大话西游》？——“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三，香港传真NO.2010-53，6～7页。
6 . 王小强：无厘头《大话西游》？——“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三，香港传真NO.2010-53，10页。
7 . 王小强：无厘头《大话西游》？——“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三，香港传真NO.2010-53，14页。
8 . 谢小庆：《权力和资本都需要被关进笼子——读王小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系列文章》，《参阅文稿》，NO.2014～20。
9 . （美）纪文勋：《毛泽东：一个近代思想史的评价》，见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一卷：在历史的天平上》，174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
10 . 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11 . （美）纪文勋：《毛泽东：一个近代思想史的评价》，见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一卷：在历史的天平上》，176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
12 . 邓力群：《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讨论会上的讲话》。
13 . 杜润生：《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讨论会上的讲话》。
14 . “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三十年来，我国的水利设施、化肥农药、农村用电、农业机械等大大增加，农业的生产条件有了显著改善，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有了不少改进。全国粮食产量一九七八年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一点七倍，棉花产量增长三点九倍。我国钢铁、电力、石油、煤炭、化工、机械、轻纺等工业部门大大加强，许多新的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前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现在已经建起了一大批新的工业基地。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三十五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三千二百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二十五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百分之十一点二。”参见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79.9.29。
15 . 刘国光：《研究经济学要不要有正确的立场》，人民网，201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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