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农民进入城市，把农民变成市民，世界流行的叫法是城市化。中国农村面积庞大，城市化任务太重，中国社会的聚落群也是由村庄、乡镇、县城、小城市、大城市，这样一级接着一级因繁荣程度不同而推上去的。距离乡土中国最近的市是城镇，城镇发展得好可以成为城市，因而中国将农民城市化的进程叫做城镇化。小镇是农村和城市的过渡地带，强化镇区的发展更易于吸收农民向城市化的迈进。
城市化不是目的，过上惬意的生活，才是目的。人类目前惬意地生活在这个时代，这种情形被誉为现代化的状态。在人类已经走过的道路中，借助工业化大生产而发展大城市并迈向现代化的西方模式，有别于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西方工业化促成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也远远超越了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规模和水平。
中国躬身学世界城市化，欣然兴起建城革命，处处都搞经营城市，处处尽现“圈地运动”。
走在中国城市的大地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高楼。建成的、在建的……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人人都会说——“市场经济”。不论官员学者，还是贩夫走卒。
“在市场经济中，有一条众所周知的真理：自由地买和卖，等价交换。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因为尊重和适用这条规律，得到巨大的发展，但是却在影响人口最多的土地问题上有了一些例外。”这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征地破局》节目开栏的一句话。1
围绕着土地的疼痛，国家电视台制作了一期大胆的新闻报道。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上演的“圈地建城运动”作了全面的透析与探讨。
建城成了发展的标志，发展成了膜拜的教条，地方政府在发展和开发土地之间画上了不平行的等号，等号之间就埋下了祸害。
“这块土地，对于一个中国农民来说，寒来暑往春耕秋收，是他全部的生活来源，也是他老了以后的保障。但是如果在这上面要建一个商品房，出不出让，他说了不算，村集体说了也不算，他也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力，政府从他的手中把这块土地征走之后，再批租给商人，不管土地要增值多少钱，农民拿到的都只是一个固定的数字。”主持人柴静的这一句话揭示了所有的内幕。
城市不断扩大，“圈地运动”让良田面积不断缩小，商品房、工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圈就是一大片。商品房盖得多，炒得凶，人人抱怨买不起房；工业园有的企业圈了地不生产，只盖一个钢架结构的简易房，再搞一些绿化带，大门一锁，无人问津。
失地农民一开始拿了一点补偿还暗自庆幸自己成了城里人，到后头钱用光了，种地无地，上班没班，养老无社保，勤劳的可以打打零工，懒惰的只会赌博酗酒闹事。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再强调，改革让一部分人付出代价是正常的、必要的，但失地农民问题不解决将导致的不稳定因素同时又是经济成果难以消化的。
从1978年到2000年之间，中国新增城市400多个，城镇人口增加了将近三个亿。没有便宜的农地，就没有这样的规模和速度，但是农民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农民土地上的相当部分收益，实际上变成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城市的美化。
报道说，情况在1998年10月30日以前还没有恶化，因为当时的中国农村实施的是“协议征地”，也就是说，用地的人与农民直接见面，双方协商土地价格，政府在其中只起一个中介作用，农民得到的补偿还多一些。但是1998年“公告征地”实行，我们都知道公告是什么意思，贴出一张纸，通知你，你的地我收了，收多少？多少钱？不用商量，因为纸上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甚至经常连这张纸也被省略了。
在高速城镇化的氛围中，个别地方政府恨不得一夜之间消灭所有的农村。土地财政能给地方政府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和实惠，故而对经营城市趋之若鹜。经营城市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在商人的倒卖下，一步步升值。有的地方成立了城市投资公司，由行政长官直接担任董事长。所谓经营城市实则圈地，就是把城市中间的市民以公益性建设的名义赶到郊区，再把拆迁圈来的地高价拍卖。或者，把城中村、城郊村农民的土地征收，用商品房进行安置，土地倒卖给开发商，变作土地财政收入。这种做法变得名正言顺，毫无节制。
政府，这个代表公众利益的机构，也卷入了分利的行列。“嘉禾事件”2之后，野蛮拆迁成了热门的新词。拆迁与被拆迁斗争持续不断，愈演愈烈。有的地方，直接发生了血案，征地纠纷已占到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
中国的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是130多平方米，比发达国家还多40多平方米。而全国人均占有土地只有一亩三分八，对于土地和开发建设，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提出耕地要保住18亿亩的红线，否则全国人的吃饭将成问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每次接受采访都是神情冷峻、言辞犀利。
接任中农办主任以来，他的声音屡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痛批农地增加挂钩，声讨“农民上楼”，反对突破耕地红线改变农地用途。在他背后，城镇化的机器轰然作响，每年有2100万人涌进城市定居，房地产疯狂生长，土地供应日益紧张。随着城镇化成为当下中国的焦点，他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市长们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经营土地的主意，都被陈锡文识破和抨击。一次调研中，一位地级市领导告诉陈锡文，准备用3到5年时间把所辖村庄全部拆迁，省出100万亩建设用地。
——“哪来这么多钱？”陈锡文很惊讶。
——“100万户农民让他住楼，至少省出70万亩地，50万一亩就是3500亿，100万亩就是7000亿，什么事干不了？！”
——“你真是了不起，将来出了问题哭都来不及！”
陈锡文阻力重重，“市长们反对他。挡住一些人的财路了。”一名受访者说。3
有勇气反思固然可歌可赞，能及时发现弊病，找到良药才是治病的根本。出路在何方？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说要“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也就是说，经营性用地，政府会逐渐退出征地。这的确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1998年的时候违法批地，已经被列入刑事犯罪，但无数的违法批地案，却没有一个官员因此而入狱。
新的政策，并未遏制征地困局。强拆和征地导致的冲突不断刷新媒体的关注度，2014年，平度拆迁血案再度把征地问题推到风口浪尖。4
城市化率提高20个百分点，我们只用了22年时间，而美国用了80年，英国用了120年。中国的城市化已经是“大跃进”式的，再加快的话势必会出麻烦。靠经营发展起来的城市普遍存在亏空，赤字惊人。既欠债又伤人的造城运动实在是恶行累累、罪责深重。这样的城镇化实在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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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出节目，2008年11月22日，http://news.cctv.com/china/20081122/103418.shtml。
2 . 湖南省嘉禾县在实施珠泉商贸城房地产开发项目时，县委、县政府滥用行政权力强制推进房屋拆迁，先后对11名公职人员进行了降职、调离原工作岗位到边远乡镇工作等错误处理，并错误拘捕李会明等3人，资料来源：http://news.sina.com.cn/c/2004-06-04/20442719546s.shtml。
3 . 林姗姗、杜强：《九号院的年轻人》，见《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8月26日。
4 . “3月21号凌晨，山东平度市杜家疃村发生一起火灾。四名杜家疃村的村民在帐篷里居住时，所在的帐篷突然着火，这起火灾最终造成了一名村民被烧死，三人被烧伤。经过当地警方的调查，这是一起人为的纵火案件，幕后的主使者是当地的村委会主任和一名房地产承建商。这起恶性的暴力事件把公众目光的焦点聚焦在了平度的拆迁问题上。”见凤凰卫视2014年4月3日《社会能见度》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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