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突发事件新闻报道中单兵作战的记者素质

◎中央电视台　张泉灵

张泉灵

1996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当记者最大的乐趣是去了一些别人没去过的地方，经历了一些别人没经历过的事情，见过一些很有趣的人。中国新闻奖、金话筒奖、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抗震救灾英模、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是对我的肯定，也让我更感到了记者的责任。

“5·12”汶川特大地震很可能是我们这一代记者生涯中所能记录的最惨烈的灾难了。这次地震对我们的新闻报道提出了空前的挑战：一方面是观众对信息的巨大需求；一方面是道路、通讯中断而使记者面临不易抵达现场、不易搞清情况、不易传回消息的困境。

我是较早抵达灾区的记者之一，经历了最危急最困难的时刻。在灾区的11个日日夜夜让我深深思考：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中，单兵作战的记者应该以怎样的素质去完成报道。我想，至少得梳理以下六个问题。

一、判断大局

5月12日，得知地震消息，刚刚完成珠峰奥运圣火传递报道的我决定直接从拉萨奔赴灾区。撇开记者的责任意识，我只想谈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发生普通地震并不罕见。而这次地震使我真正意识到其严重性在于，居然相隔遥远的北京、台湾，甚至日本都有震感！唐山大地震曾影响到14个省份，那么这完全有可能是比32年前唐山大地震更大的一次灾难。唐山大地震在30余年后的今天仍有人关注，而此时此刻，在这样一个大灾面前，作为临近事发地的新闻工作者，如果没能在第一时间进入现场，那简直是一种罪过。我一直关注着电视里的新闻报道，但却发现前方灾情不明。这意味着灾情严重到通讯完全中断而不是简单拥堵，而这种情势下，记者发掘新闻的空间会很大。

一连串的判断让我做出决定——去前方。做出这样的判断基于新闻职业敏感和地震知识的积累，而这样的敏感和积累在有些时候甚至可以成为领导决策和制订整个报道计划的有力支撑。

二、到哪里去

对于最先进入灾区的记者而言，选择是没有必要的。能到哪里，看见什么说什么就是了。反正所有的信息都不清楚，大量的内容都是空白。但是，随着报道的展开、前方记者人数的增加和观众需求的明确，报道的针对性开始凸显。

我在5月13日下午抵达北川，当天就做了北川的公路和转移北川灾民的绵阳九洲体育馆两条报道。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无论是聚源中学还是北川公路及绵阳九洲体育馆，我们的报道队伍都落后于温总理的步伐。绵阳九洲体育馆是我们的车在路过时发现的。这里灯火通明，在一片黑暗中很显眼，我们停下询问才清楚这是什么地方。再一细问，才发现温总理下午已经来过了。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这批记者和政府的主信息渠道是割裂的；第二，虽然有时政报道组跟着总理，但整个报道团队之间的信息却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甚至，前方和后方的信息也割裂了，此时后方应该已经接到了有关总理的新闻素材片子。这种情况与前方通讯不畅、救灾体系尚未建立有直接的关系。

那天夜里，我发现“明天应该去哪里？ 报道什么？”成了一个问题。我给丈夫打了一个电话，问他看了一天的新闻，最急于知道什么，什么问题还不清楚。他的回答是，总理都下了死命令了，为什么那条通往汶川的道路还不能够打通？ 为什么飞机降不下去？

两个选择：飞机和路。飞机为什么降不下去要问部队，搭上飞机要公关，可能会不那么容易，而路是容易搞清楚的。那个时候，大家只知道到汶川去的213国道断了，所以只能留在都江堰。但是，路断了，断成什么样子？ 为什么一天多了打不通？ 这些问题没有人回答，据说网上因此在骂救灾不力。不过，只要开车上这条路开到不能走的地方不就能够解疑释惑，不也就是报道现场吗？ 直到上了213国道，我才清楚地知道，路为什么打不通了。七八米宽的道路，一边在塌方，一边是临着岷江的悬崖，只容一台挖掘机作业，工作人员上得去，展不开。由此，我们做的一条8分多钟的报道解开了人们的疑惑，网上的谩骂声平息了。

“我该去哪里”还包含两个问题：当大量的记者在同一个地方的时候，我能说点什么别人没说过的？ 我还能去哪些别人没去的地方？

5月15日，都江堰营地又迎来增援的记者。道路中断，大量记者被困在都江堰，而这里本身又灾情较重，记者们就干脆驻扎在这里，就地展开报道，这当然是办法。但是，毕竟受灾的面积如此之大，只在都江堰是不够的。路断了，可大批的战士可以徒步进去，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只要能进去，就不仅能知道里面的情况，部队行军本身也有新闻价值。

事实证明，我们9个小时的徒步相当值得。我们实地看到了213国道公路损毁之严重，短期内根本没有修好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重新打通的是建水库之前的老国道的原因；沿途塌方不断，战士们进入要冒着生命危险；轻装进入的战士们后勤补给堪忧，漩口的武警喝一顿粥干一天活儿；我们也成为第一家进入漩口的电视媒体；漩口损失惨重，老百姓的房子都塌了。但是基层党组织和政府没有被震垮，我们拍到了破帐篷外党委、人大、政府的三块牌子；通讯不畅也同样给救援带来了麻烦，好不容易徒步进去的医疗队带去了急救药品，但是到达后才知道，重伤员前一天夜里从水路被转运走了，现在当地更缺少消杀药品。

上述这些，全都是新闻点。我们编成了一个18分钟的片子传回台里。后来得知这个片子被处理成几段短片播出。

20日，我再次来到都江堰。表层的新闻到这个时候几乎已经被众多记者翻遍了。我要尝试的是大家都知道却不敢轻易触碰的遗体寻找和处理的过程。对这个选题，我相当谨慎。我从未在节目里说过一句遗体腐烂的话，我用大家可以自己判断的“这已经是灾后的第九天”来替代。我把它处理成了一个相当有人情味的片子，充满了爱的语言。但在这个过程中，把遗体处理的方法程序也交代清楚了。

由此而来，“该到哪里去”是由三个问题组成的，即：能判断哪里是最有价值的地方吗？ 能去大家觉得不能到的地方吗？ 能触碰大家不敢触碰的话题吗？

三、把话说清楚

把话说清楚是记者的基本素质。

现场记者基本上是复述者、观察者、分析者的集合体。记者在现场肯定接触到了大量的人讲了大量的事情，需要理清头绪，建立自己的报道内容；恰当的采访，让现场不能开口的物品、场景说话，这都是观察者的功能；记者要结合复述和观察以及自身积累的相关知识、经验给出判断。这三者都是可以训练的，像复述故事、看图说话、阅读都是简单有效的训练方法。

当然，把话说清楚，不仅仅是指语言的流利。有些电视记者流利地说了一大段话，却让人记不住。除了在表达上缺少重点之外，常常是因为没有很好地利用镜头说话。和摄像的默契配合，尤为重要。最简单的方式是，说到哪里，把镜头给到哪里，因为现场永远比记者的脸更有魅力。

四、为共有平台工作

平时，我们是某个部门、某个小组或者某个栏目的人。但是，汶川地震后每天24小时的开放式直播，完全打破了原有的架构，大量的栏目被取消，我们都在为一个共有的平台而工作。

新的新闻系统下，单兵作战记者的功能和以前不同了。我们不再需要做好一道道“菜”送上“桌子”，而是变成采购员和初加工者，将材料传回后方制作，因为后方更知道观众还需要什么，更知道已有新闻中还缺少什么。这种情况下，纠缠于应该把这条新闻做成消息、特写还是专题是相当无意义的一件事情。将足够的素材传回后方，把事情说清楚交代给后方，让他们决定怎样做是最妥当的，才能最大化整合资源，才不会在一个地点出现几拨记者，也不会发生记者为自己所在的栏目首发而捂素材的现象了，时效性才会空前提高。

此次汶川地震报道，我们的播出状态是大多数国外电视台的常态方式。如果有一天这也成为我们的常态，作为前方记者，我们必须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掌握了多种形态的新闻了吗？ 虽然采购员不用炒菜，但是采购员需要知道大师傅炒菜不能缺少什么。我们能应对简单的小型化直播吗？ 因为在这样的架构下，小型化直播也会成为常态。这样的方式如果成为常态，前方记者还要熟悉目前不同的技术支持，比如小型化适合单兵的直播、传送设备，方便的无线上网的笔记本电脑等。

五、知道什么不该做

我曾经在成都儿童医院的病房里，看见一个莽撞的记者闯进病房大声问：“你们这里没有妈妈的那个孩子是谁？”于是七个孩子看着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是如此地无助；为完成一个镜头的拍摄，警察蒋晓娟不止一次地被闻讯而来的记者要求再奶一次孩子；大人孩子被记者追着一遍遍回忆噩梦一般的灾情；甚至还有影响救援的行动。

我们要自律，可是没有详尽的自律条款可以告诉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过，采访之前可以问自己：在这里，我是最重要的吗？ 我会影响谁？被采访者如果是我的父母兄弟，我会这么问吗？

同情同样需要知识和技巧。参加2008年的中央电视台六一晚会，我负责采访很多孩子。当时教育部已经发出通知，不要再在采访中刺激孩子，不要让他们回忆和地震有关的内容。编导们陷入困境，开始编一些完全不着边际的话题。我请教了心理学家杨凤池老师。杨老师说，孩子不想说的绝不能追问，不要主动问孩子地震时悲惨的事情，但是可以问别人帮助他、鼓励他的事情。采访难题迎刃而解。

六、应该有怎样的精神

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通常会伴随着危险、艰苦而来。在很大程度上，精神有时候比技巧还重要。我完全不怀疑记者能冲上去的精神。不过，关于这点我们尚需经常提醒自己，是否挖掘了自己全部的潜力？

这里我要着重谈一下沉下来的精神。需要思考的有很多，比如：我急于一战成名吗？ 我是否愿意花很长时间获得行内认同？ 我取得了大家（领导、合作者、观众）的信任了吗？

以直播为例。直播是一个系统，直播的成功很大程度建立在系统中各个环节的配合和相互信任上。其中，直播现场记者和导演、导播以及演播室主播的信任尤为重要。一个平时不合群的人，可能很难成为好的直播记者，而破坏合作的罪魁祸首通常是记者不合时宜地想出风头的做法。比如，直播的时间概念非常强，一段现场报道应该花多长时间通常有事先的安排。直播中，由于各个报道点本身是分散的，会形成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要说的非常重要，希望多说的情况。总演播室是协调者，直播记者如果不服从调度，在普通的报道里坚持超时，就会失去导播和总演播室的信任，从而压缩其报道时间，在突发事件到来时也不会完全放手让这样的记者操作。一旦直播点和总演播室的关系失去信任，直播就会陷入僵局，不仅灵活性大打折扣，而且真正重要的内容不能得到充分报道。

突发事件中，记者们都很希望冲在最前面。但是如果不顾一切，不听劝阻，鲁莽向前，也可能适得其反，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最终可能失去观众。所以，冲得上去，还要沉得下来。这是危险的突发事件报道中，更需要的谨慎态度和工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