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灾难面前彰显职业精神

◎法制日报社　居 杨

居 杨

女，1995年起在法制日报任摄影记者，现任摄影部主任。中国女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曾获得范长江新闻奖、摄影艺术个人成就“金像奖”、全国十佳新闻摄影记者“金眼奖”，以及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等荣誉。作品先后在五十多个全国比赛和评选中获奖，包括中国新闻奖、年度新闻摄影作品评选杰出图片专题奖等。

汶川特大地震作为新中国建立以来一次巨大的自然灾害，震惊全世界。我们不能选择灾难的降临，但可以选择面对灾难的方式。在这突如其来的灾难中，中国媒体选择了前所未有的方式来面对，为新闻报道带来了一次观念和实践上的变革。

作为曾经参与了地震采访报道的摄影记者，每当回望那段面对着生离死别、血泪横飞，滚滚尘埃中战场般的日日夜夜，总会有许多刻骨铭心的感动涌上心头。汶川地震的采访让我见证了祖国和人民的伟大，也见证了新闻工作者群体的勇敢无畏和高尚的职业精神。

采访实践证明，在前所未有的灾难面前，在采访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在海量信息汹涌而来的时刻，新闻记者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是影响采访质量的关键所在。

一、职业要求快速反映，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克服一切困难，不惜一切代价，用最短的时间到达灾难现场”，应该是记者职业要求的第一选择，也是面对灾难事件摄影记者争取最佳采访先机和增强照片传播效果的基本前提。一般情况下，灾难事件发生后，越快越便于记录真实，越快越便于捕捉更加鲜活的新闻形象。在汶川地震中，我国一大批摄影记者用自身的行动践行了这一原则。我作为他们中的一员，也于5月13日乘坐震后开通的第一班北京至成都的飞机赶到四川采访。我看到大家冒着一天上百次的余震，冒着随时会发生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行进在陡峭山路上，在断水、断电、失去通讯信号的情况下尽了最大的可能赶往现场。其间，有年近六旬的老记者因体力不支而数度虚脱，有从喜马拉雅山刚刚完成奥运圣火传递采访的年轻记者带着满身征尘直接而来，有平日坐镇后方指挥的图片总监风风火火投入采访……

总之，由于同行们不计“成本”地抢时间，才为汶川地震的摄影报道争取到了宝贵的先决条件。从震后28分钟就有第一张新闻图片的发出，到此后数以万计新闻图片占据了报纸、杂志、网络的版面，均为摄影记者遵循这一前提的丰硕成果。

二、镜头揭示人性之美，过程关注生存状态

在赶往抗灾一线前的思想准备中，我心里一直在重复着一个问题：面对这由数十万人参与救援的十万多平方公里的灾区，作为一名摄影记者应该去拍摄些什么、记录些什么呢？ 当我沿着崎岖山路，经过三个多小时徒步走进被山体滑坡阻路、失去通讯信号的震中映秀镇后，便找到了答案。

5月15日我到达映秀镇时，正赶上军用直升机迫降下来紧急转移重伤员。每架飞机只停留10多分钟，为节省时间，飞机马达不停、螺旋桨飞转，战士们争分夺秒运送伤员。这时，我发现一名受伤的10多岁男孩被战士抱着跑向机舱，孩子腰部受伤一直在哭，他的母亲跑在后面。在血腥的视觉痛苦中，我在内心想，或许是这个孩子伤太重，他的妈妈会被特许一起登机带走？ 但是，当男孩被安置在机舱内以后，这位母亲迟疑了一下就退了下来，让别人上飞机，自己默默地转到机舱的另一面，透过机窗望着儿子。她的举动引起我的注意，我始终跟着她并进行拍摄，就在飞机将要起飞的一刻，这位母亲突然上前一步趴在窗口与不断哭喊的儿子告别，我迅速地按动了快门。后来那位母亲告诉我，他的儿子是映秀中学四年级一班40多个同学中仅获救的4个人之一。她没有上飞机是因为她是当地一名医生，她觉得自己留下来还可以救护更多的人，而她的丈夫因为一直忙着抢险，始终没来得及看儿子一眼。

那一刻，刚刚做了母亲的我从心底里对面前这另一位母亲产生了由衷的敬意。天灾面前，她和她丈夫的忍耐和厚道蕴藏着一种巨大的坚韧和人性之美。由此我感悟到应该集中有限的器材条件和身体条件，用自己的镜头去对准灾难当中的人，记录人的生存状态，记录人与人之间在共渡难关、相互救援中自然流露的真情，通过这些镜头的过程性记录，见证我国人民面对大灾时的大感情、大爱及大美。

三、努力缩短心灵距离，发现捕捉感人细节

在前线，摄影记者们不但拍摄诸如搜寻生者、挖人救人、转移伤员等气势磅礴的场景，而且大家还在努力挖掘许多感人的细节。著名战地记者卡帕说：“如果你拍的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我理解，他说的这个距离更重要指的还是心灵的距离。而要达到心灵的“近距离”，只有具备了对抢救生命的涵义有更深刻的理解时才能真正做到，也是人文关怀精神的具体体现。

在都江堰新建小学，我拍摄了这样一位父亲。当时，那里的教学楼全部倒塌，几百名孩子被压在下面，救援官兵争分夺秒地工作，但挖出来的大多是孩子们小小的尸体。现场有一个着便衣的中年男人一直在埋头干活，开始我想可能是学校工作人员，直到下午挖到一个穿红T恤的小男孩，他和另一个同学在一起，弓着身子依然保持着逃生的姿势，但已经没有了呼吸。这名男子喃喃地念着“是他”，并掏出手机照相。我拍下这个过程，以为是学校要留资料，直到救援人员要将孩子从废墟中清理出来时，他才低声说：“拜托大家小心一点，我在这儿干了两天两夜，拜托大家了，这是我的儿子。”我的神经骤然紧张起来，原来他没日没夜地干活，就是抱着能救出儿子的一线希望，但得到的还是最坏的结果。救援人员安静地做着最后的工作，消毒，然后用棉被将小小的身体包裹起来。那位父亲曾试图想把儿子弓着的身体放平，让他能平躺下来，但没有成功，于是默默地从兜里拿出一根小绳将裹着孩子的棉被两端系好，小心地好像怕把他吵醒。我的心被绞着般痛，预感到有事情要发生。最后他坚持要自己抱儿子上车，就在他抱起儿子走向汽车的那一刻，这个中年汉子突然仰起头，用尽力气大吼了一声“儿啊，爸爸最后再抱你这一回”，便再也忍不住泪如雨下。虽然，我还在本能地按着快门，但取景框里已经一片模糊，我的眼泪涌了出来，这位父亲的脸在那一刻永远地刻进了我的心里，这是我在十多年采访经历中第一次产生要放下相机不忍拍摄的一刻，也是我穷尽所有摄影语言摄影技法都无法完全表述出的悲苦细节。

此后，我的镜头总会不由自主地对准一个个被救出的生命奇迹和不幸遇难的人们，并努力告诉自己除了流泪还有许多事情必须要去做，我始终被一种力量推动着，不断拍摄，舍不得吃饭睡觉，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10天里拍了一万多张照片。其中，我拍了100多个灾区孩子的肖像，拍摄时放弃了原来用得很熟练的摄影技巧，仅作直接记录，其中许多细节都真实展现在镜头前。他们中有一个叫马聪的孩子，12岁，在废墟中被埋了72个小时后获救，但是他的左腿因为坏死不得不截肢，两天后当他发现这个事实时，曾抱着头哭着说：“我的腿，我的腿呢？ 我一直以为自己还有腿……”马聪在医院期间始终没有父母陪伴，他的父亲失踪，母亲还留在山上，妹妹也遇难了。虽然夜里病友们常听到他捂着被子小声哭泣，但是白天他总是向所有人露出笑容。当我提出给他拍一张照片时，这个12岁刚刚截肢又失去亲人的孩子突如其来地高高举起了一个胜利的手势，我实在不忍心拍他的残肢，只拍了他的笑容和那个手势……

从汶川地震新闻图片的传播效果来看，那些由一个个普通人组成的凸现人性的细节画面更能唤起人们心底的情怀，从而引起广泛反响，而我觉得，那一张张让人过目难忘和充满人性细节的发现，则都是摄影记者在具备了心灵接近的前提下才按动快门的。

我始终记得一句话：“记者是社会的良知。”地震发生后，我们需要完整真实地记录那里发生的状况，告诉公众所需要的帮助，为救灾赢得宝贵时机，所以采访和拍摄本身就是摄影记者救人的另一种方式。因此，摄影记者需要具备准确的判断力和宽广的视野，永不放弃发现。虽然千里战线上每个人都看似孤军奋战，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同行们都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段，以不同的侧重点、不同的角度书写着完整的视觉文献。所以，一定意义上说，这既是在完成媒体交付的任务，同时也是履行历史赋予摄影记者的崇高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