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道德高于一切

◎劳动报社　赵竺安

赵竺安

1994年进劳动报社，民主人士，初级编辑职称，目前被聘报社首席记者。其新闻作品多次荣获上海市好新闻奖、上海市五一好新闻奖等奖项，其采编的劳动关系维权批评类栏目《小赵出击》专栏，在上海职工中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三百六十行中，记者这一职业，具有鲜明的独立性。它既受到新闻纪律的规范和约束，又有相当的采访自由度；它既要具有思维的敏锐性和对文字的驾驭力，又要体现“讲真话”的职业道德。而记者这一行中，担任批评稿采访、写作的记者，其对政策的把握要求更严，采访要求更高，职业风险更大。

2004年，因工作关系，我调入劳动报刚成立的《劳权周刊》。调动的原因，是让我担任该周刊头版的批评稿采访、撰写与编辑。虽然从事记者这一行已有十多年，但初次接受这一工作，我还是感到十分棘手：每周一篇，所有的批评稿，都需要对被批评对象予以点名；每篇批评稿，字数2800字，属于重量级。由于是撰写劳动争议类的批评，需要具备专业法律知识。而领导对这项能够充分体现劳动报特性的工作也寄予厚望，特别把批评稿栏目设立为《小赵出击》。

面对挑战，我认为，只要坚守职业道德这一底线，通过努力和学习，《小赵出击》终究会成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新闻舆论的一个亮点。

数年匆匆过去了，面对劳动者送来的表扬信和锦旗，面对劳动者的深切寄望，我告慰自己：职业道德让我战胜了自我，把握了方向。

威胁利诱皆不惧

至今，我已撰写《小赵出击》批评稿数百篇。每一篇批评稿的采写，不仅考验着记者的采写能力，更多的，还是拷问记者的良知、良心和勇气。

2004年夏天，一个转辗十多个部门、30多次上访的河南籍农民工周幸福来到劳动报，他跪在地上哭诉：在某区一工地施工中，他的眼睛被喷枪砸伤，企业却不给他申报工伤认定。他自己申报，企业又不给出证明。当时，他已经处于绝望的境地。

翻阅着他提供的病卡，作为记者，我也感到左右为难：周幸福自己去看病的医院说他眼睛确有严重伤患，但企业指定的医院却认为，周幸福的眼睛无大碍。

那么，我应该从何处着手呢？ 我告诉周幸福，让我们找一个具有权威的第三方医院确诊。

带着这位农民工，我找到上海五官科医院。检查之前，我告诉医院方：最好能用物理方法来判断。经过仪器的严格检查，确诊周幸福的眼睛患有五种眼患。由于企业未与周幸福签订劳动合同，他与企业之间是否具备劳动关系？ 为了获取证据，我进入工地，采访了多位民工，拿到了第一手资料。

拿着医院的证明和资料，我找到了那家施工单位。这家上市公司的领导一手拉开抽屉，指着里面厚厚的人民币说，如果你不管这件案子，甚至写周幸福这个河南人是骗子，这些钱就归你。接着，他又拉开一只抽屉，指着厚厚的名片说，如果你胆敢写企业不给周幸福报工伤，那么，企业会组织这些律师与你打官司。

面对威胁与利诱，我好言相劝，并要求与工地负责人见面。再进工地，工地负责人不仅组织了十多人对我游说，负责人还扼着我的脖子，强行要求我共进“午宴”。然而，在职业道德面前，我坚守了底线。

不久，《周幸福，我现在过得一点都不幸福》这篇批评稿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在读者中引起良好的反响。企业迫于舆论压力，最终也给周幸福申报了工伤，并作了数万元的赔偿。

在多年的批评稿采访经历中，我多次历险。在市郊，我被狼狗追咬；在一家转制企业，我被厂长妻子指着鼻子责骂十多分钟；家中经常接到威胁电话……特别是在浦东川沙的一条小河边，8名搞地下运输的彪形大汉围着孤身采访的我。

然而，凭借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凭借上海良好的法制环境，每一次，我都能安然脱险。

一身正气上法庭

批评稿记者难当，主要还在于查找证据难。劳动争议案件，劳动者手中的证据往往有限，有的甚至什么证据都没有。这就需要记者从细微之处着手，找到确凿的证据。

2006年盛夏，一位年轻的女士在七旬高龄的祖母陪同下找到我。她说：她在一家著名的台资企业工作，前不久，因家中有事请假，企业在网上准假。假毕上班，刚进单位，企业就向她出示了律师函，函告：她请了4天病假，经查，病假单是伪造的，企业认为她严重违纪，决定辞退她。很显然，按记者的权限，要查清这个案子的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看着劳动者一脸的委屈、焦急，职业道德的崇高使命感促使我决定一试。

我先前往“假病假单”出具的医院，该医院的部分医护工作者要求我提供原始凭证，否则，不回答任何问题。但“假病假单”在企业手中，我只能做思想工作。整整一个上午，经过我的反复说明，该医院领导才说，企业与律师事务所并没有找过院方。

我马上前往该企业，该企业派了一名律师匆匆说了几句，迅即离开。翌日，我再次前往该企业，该企业总经理带着4名律师接待了我。在我的要求下，这位总经理拿着证明假病假单的医院证明在我眼前一晃，立即收回，并告知：他们手上有证据，如果我仍然要报道此案，他们将与我对簿公堂。就在那张证明惊鸿一瞥之间，我发现了疑点：这张证明是夜急诊室开具的，夜急诊室有此权利吗？

我不动声色地追问，当初那张假病假单是不是职工亲手交给企业人事的？在得到总经理明确的答复后，我离开企业，再次赶往医院。这一次，我请医院解释夜急诊室有否权限出具类似证明，医院作了明确的否定。我根据采访，撰写了《职工与企业，到底谁在撒谎》，并在文章中指出，由于企业认定职工亲手把假病假单交给企业人事，因此，只要做指纹鉴定，真相就能一目了然。

果然，在庭审中，职工提出做指纹鉴定，企业不同意，职工要求我作证，我拿着录音机慨然出庭。经过仲裁、一审、二审和指纹鉴定，职工最终赢得了官司。

类似为职工作证的事，我还做了多起。一名农民工在一家保洁公司工作不满一个月，上班途中交通事故死亡，但家属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位职工与企业存在劳动关系。我深入企业，采访到企业与她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据，撰写了文章，并出庭作证。最终，仲裁、一审、二审法院根据我的公开录音，为死者家属讨回了公道。

每一次，当我看到经手的案件得以水落石出，我总是感到由衷的高兴：记者，也应该为社会公平正义服务。

甘当普法宣传者

多年来，我撰写的批评稿创造了数个上海第一：上海最高经济补偿金——某著名外资企业赔偿职工135万巨款案在我手上产生；上海获得社保补缴年龄最大者——58岁的女工企业为其开具账户、补缴社保案在我手上产生……这些批评稿，不仅体现了劳动报作为一张职工报纸的特性，也为我赢得了历年上海市好新闻奖。

荣誉面前，我在思索：《小赵出击》别具一格的“记者手记”写法，敢于“亮剑”的批评精神，应该是劳动报记者的真实写照，是报社领导扶植、培养的结果。荣誉面前，我也在思索：为什么劳动争议案持续走高？ 原因就在于法律需要进一步的普及。

从2007年开始，我也自觉地加入到普法行列中。我先后在三个区、多家企业免费为农民工举行讲座，仅2009年，我就先后在普陀区、杨浦区、静安区、外高桥造船厂开设了劳动法讲座。为了让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工也能知法守法用法，我还自行编写了《农民工维权三十六计》，将农民工容易碰到的侵权案例，结合法律条款，以通俗易通的方式，讲解给农民工。记得我在一家街道给农民工上课后，老板急着上台解释，说企业未给农民工缴纳综合保险费，是因为企业刚开张。企业承诺，下个月补缴。事后，老板对我埋怨：你上一次课，我一个月要花掉几万元。我幽默地对她说，农民工给你热烈的掌声，就是最好的回报；遵守法律，你就没有了麻烦。

2009年，为了让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法律服务队伍中，我为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十佳农民工朱雪芹筹划了“朱雪芹工作室”，为其了解民情、贴近民生、倾听民意，开辟了一条通道。

做一名批评稿记者，生活中处处有压力。但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又是批评稿记者一生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