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此刻我放弃采访

◎重庆晨报社　涂 源

涂 源

先后供职于重庆法制报、重庆经济报、重庆晨报，现在重庆晨报时政财经新闻中心工作，2009年度为重庆晨报首席记者。2009年以地震新闻作品《高二八班 一个人的复课》获第十九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二等奖，该文同时荣获年度全国晚报、都市报好新闻奖一等奖、重庆新闻奖一等奖。多次荣获重庆新闻奖一、二等奖。

一幕悲剧，让我不忍心坚持采访，采访有可能让被采访者的心灵受到伤害——假如此刻我放弃采访，可以吗？

一次暗访，让我深陷不法分子包围，继续采访将有性命之忧——假如此刻我放弃采访，可以吗？

一桩突发事件，周遭环境险象环生，奔赴现场就意味着让自己身处险境——假如此刻我放弃采访，可以吗？

新闻从业11年，多半时间是在做记者。当记者，写之前首先要做的是采，每天我们都在采集新闻素材。每天的一张报纸就是读者的一份阅读盛宴，而记者的工作就像是为一桌宴席挑选菜品的原料，我们以新闻敏感和职业道德，选出最好的原料，保证它的新鲜干净，让它可以变为美味的视觉大餐。

我们不能因危险、压力而放弃采访，我们也不能因会给被采访者带来心灵伤害而强行采访，我们的采访要对得起读者，也要对得起自己的内心。

地震中，我放弃了采访

这么多年的采访，让我最记忆犹新的，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汶川大地震让每个国人刻骨铭心，它给震区大地刻画了巨大的伤痕，夺去了太多的生命，而它给灾区同胞带来的深深的心理伤痕，则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

我是在5·12地震发生4天后，随着重庆心理志愿者咨询团奔赴绵阳的，地震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市就是绵阳。

在灾区的采访，我只关注了心理救援问题，我觉得，在废墟救援之后，心理救援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心灵的伤痛会比身体的伤痛更难治愈。

震区采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北川中学“高二八班”的采访，职业道德的标尺，让我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放弃采访。

北川中学是这次大地震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学校，全校有上千师生遇难，温家宝总理多次前往，写下了“多难兴邦”的大字。在这座学校找寻典型案例，讲述地震带来的伤痛和不屈，是我从新闻敏感上首先想到的。

在北川中学安置点，也就是绵阳长虹培训中心，我寻找着地震中受损最严重的班级，很快，我获知：高二八班只有一个学生因病未去上课而幸存，其余52个学生全部遇难了。

一定要找到这个学生！想了很多办法，我终于找到了这个名叫张壤的学生亲戚的电话号码，他一直未返校，而学校即将复课，因班主任受伤同班同学全部遇难，无人告诉他学校复课的消息。

我料想这名学生心灵上肯定有巨大的伤痛，因为他成了一个没有任何同班同学的学生了。我打电话去他亲戚家，请其转告张壤，学校就要复课了，该返校了，我并未提出采访。

次日，张壤果然返校了，我找到他，告诉他，我就是那个告知他学校复课消息的人。其他同学都在上课了，他独自在临时帐篷里面发呆，不愿到新班级上课，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出了他内心正受着巨大的折磨，这种伤痛比他自己身体受伤更严重。

跟着心理志愿者在震区工作了几天的我知道，伤痛巨大的人需要一次倾诉，这样他就会好过许多，但如果他第一次不能完全倾诉，或者被迫进行反复倾诉，就会加重心灵伤痛。

此刻，我明白，如果我坚持采访他，他可能会因为对陌生人的排斥，而将伤痛憋在内心，采访可能对他造成难以补救的伤害。

我也知道，一个班级只有1名学生幸存，这个故事足以让这篇稿件全国闻名。

究竟怎样选择？ 职业道德告诉我，我应该在此刻放弃采访，否则我会因为一篇让我出名的稿子，而让另外一个人深陷内心的折磨。

于是，我把采访本和笔放回了包里，试着以心理志愿者的真诚，和他谈心，对他劝慰。

我们成为朋友后，他渐渐把他为何幸存、5·12之前高二八班如何温暖、5·12之后他内心的变化等，全部告诉了我，但是我一个字都没有记。

虽然没有笔记，但这些都印刻在了我脑海里。因为我真心和他做朋友，我也记住了每一个细节。

尽管我当时放弃了采访，但最终我了解到了比采访所能得到的更多的真情实感。在我后来在余震中摇晃的旅店中，写出这篇有全国影响力的文章的同时，我又找到了身在绵阳的重庆心理咨询师上门和他交朋友，我还辗转找到了他在重庆疗伤的班主任老师，随即我返回重庆，驱车把这位班主任老师送到绵阳，让他们这对患难师生得以团聚。

这对师生和我都成为了好朋友，多次见面相聚，但我都不再进行“采访”。在全国众多媒体找我要这对师生的电话的时候，我都婉言告知：他们更需要平静的生活。

我想，假如当时我不顾被采访者的心情坚持不人性化的“采访”，那这些后文可能都没有了，而如果我把他们的电话告知了其他媒体，也许作为最初采写此事的我能“更出名”，但这会让这对师生反复剥开心中尚未结疤的伤口，这也是我绝对不能去做的。

危险中，我坚持着采访

在一些重大事件的采访中，特别是一些带有危险的事件的采访中，假如我们放弃了采访，那对于读者来说，对于自己内心来说，都是不负责任的。

2003年上半年，“非典”成为了公众谈之色变的焦点社会问题，在“非典”发生的前期，由于大家对于这种疾病的恐惧，一些人甚至都不敢上班，不敢去医院，不敢咳嗽。

综合考虑之后，单位将编号为17号的重庆市“非典”新闻采访证交给我了，让我每天前往医院、入境关口、毒株研究中心等地方进行采访。由于害怕，单位同事甚至暗示我最好不要到单位去上班，写了稿子传回去就是了，以免“传播病毒”。

当时大家对这种疾病都缺乏了解，我也相当害怕，出入医院都要带着专用的口罩，家里人看到每天报纸头版上我对“非典”的报道，对我非常担心，害怕我也染病或者被隔离了。

强烈的新闻责任感告诉我，我不可能在此时将17号证件交给他人——假如交给别人，别人一样地天天面对危险，他们的家人同样担心不已，而且我跑“非典”已经有一定的经验了，我得继续跑下去，直到战胜“非典”。

在报社关心地询问我是否希望换人来跑的时候，我表示，此事危险，我已经了解了一定的防范知识，还是我继续跑完为好。报社最后一直让我完整地进行了“非典”新闻的采访，每天傍晚将固定版面留给了我。

类似的危险事件的例子还有很多——

2004年4月16日，这一天重庆江北的天原化工厂发生了氯气泄漏事故，警戒线设立在了离事故两公里远的地方，而这天晚上，江北区有10万居民紧急转移，事故现场造成了9人死亡，很多现场工作人员的呼吸道被灼伤，脸部出现红疹。

这可能是我市主城迄今最严重的一次泄露事故。

当天白天，我一直坚持在离泄露源仅有200米远的地方采访。当我回到家吃晚饭的时候，忽然听闻现场发生了爆炸，当场炸死多人，强烈的腐蚀性物质甚至让现场的死者尸骨无存。

报社告知我这一消息，询问我是否去现场，我当场表示：马上去！

家人得知我要去现场，当时就哭了，因为从电视画面可以看到，所有的人都在撤离到离现场两公里外的地方，10万人都在大转移，而我却要冲到离现场只有200米的地方进行守候，这样的举动是相当危险的。

尽管危险，但我是一个新闻人，我有义务告知读者现场发生了什么，我绝对不会因为胆怯而让报社派其他记者前往现场，而假如我不去现场，我将无法面对我的内心。

最终我去了现场，在没有任何车辆愿意往现场开进的情况下，我步行前往了事发地，坚持到深夜，完成了这一重大突发事件的采访。

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新闻人，越是困难的采访越是要在现场，此刻，不能“假如我不去”。

新闻每天在更新，而我们的新闻责任感、新闻热情和新闻道德底线不能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