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社 曹 笑
曹 笑
1998年从某大学中文系辞职，进入媒体。从见习记者、记者、机动记者，做到首席记者，现为华西都市报地方新闻部主任。新闻作品代表作有《威远冷漠运政》系列追踪报道、《成都火车北站警匪勾结》系列报道、《成都中院一案阴阳两判》、《乐山老宅 在拆与不拆之间游走》、《方碑村试验》等。
到2009年11月4日，我到全国第一张都市报——华西都市报，就整整11年了。短暂而漫长的岁月里，我从实习记者做起，然后转正为记者、一级记者，一直到机动记者组组长、首席记者，一直坚守在新闻第一线，从一个职业新闻人的角度，体会了前所未有的艰辛、危险和情感的折磨，也感受到了罕见的激情、感动与感恩；更在“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中，见证了新闻职业道德的日渐坚定，见证了新闻改革的坚实进程。
无意间闯进最危险境地
有人说和平年代“矿工、警察、记者”三种职业最为危险，而我是无意间闯进新闻这个危险境地的。大学毕业后，我先在一个中学教书三年，后调到一所大学。1998年10月底，事先没告诉任何人包括妻子，我断然从那所大学辞职，怀揣着激情与梦想，只身一人来到陌生成都。在成都一周，住在水碾河的那家小旅馆，每天做的，就是买所有报纸、看招聘启事，参加各种公司的笔试、面试。结果有两家公司，乐意让我去做公关部经理助理。可在回家的路上，我买了当天的华西都市报。一版，显著位置，有则启事：“在全国范围内招聘15名一等一高手。”我血管里原始奔涌着的，是文学，我曾经那么渴望着加入新闻团队——看到启事那一刻，我决定：去试试。在高速路中途下车，徒步跑了几公里，拦下一辆出租车——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我踏进川报大楼17楼的华西报总编室，一进门，就给了总编室里几个年轻人深刻印象：这个人身上有股匪气，长发、风衣、西服套装；看了我填的表，又有新的印象：这人的钢笔字，写得好。1998年的11月4日，我第二次走进总编室：“席总要亲自面试你。”——也是N年之后我才得知：全国第一张都市报的创始人、我们永远的精神教父与偶像、华西都市报当时的总编辑席文举先生，听说有个匪气很重的大学老师报名应聘，老爷子就好奇，要见见。见面不过两分钟，老爷子就问：“想去哪个部门？”就这样，当天，我正式加入华西报团队，在社会新闻部刚成立的热线记者组做实习记者。就这样，我无意中干起了和平年代最危险的职业。
路见不平一声吼
第一次采访，是跟随记者赵晓梦，去采访一个知青回城20周年的纪念活动。那稿子，我写了整整6000字，但几乎一个字没用。那以后，我逐渐悟出来，新闻和作文、文学创作，有区别。
找准了自己在新闻行业的定位，走上几乎专业的舆论监督之路，具体过程已难以叙述，只知道我亲手将很多执法败类、贪官、强奸犯、社会渣子，丢进了监狱或拉下马来。如果说记者是最危险的职业之一，那么舆论监督就是危险中的最危险。我从中感受到的，除了酣畅淋漓和快意恩仇，就是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尤其是法制进程的坚实而稳健。
2000年，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威远冷漠运政”事件。当年7月16日凌晨4时，威远21岁的孕妇徐文英临盆了，丈夫和堂兄一前一后抬着她，在山涧田埂上一路疾跑。早晨6时10分，跑到公路边的一家汽配部门前时，孕妇已宫口大开，汽配部主人陶帮华，开着自己那辆白色面包车，拉着孕妇向医院狂奔。十分钟后，在距医院500米处，4名运政执法人员，将车拦下检查，强行熄火、拔车钥匙，反复寻找非法载客的证据。孕妇母亲给执法者们下跪：“叔叔，我女儿是去生娃娃，不是其他事，我求求你们！”老母亲的哭喊，没能打动冷漠的执法者。要命的时间被耽误了：7时15分，孕妇和婴儿，双双惨死。那是一次长达九天九夜的新闻追踪大战，结局是4名“冷漠运政”全部被判刑。9年后的现在想来，那真是一次极其艰难、充满悬念，甚至惊心动魄、斗智斗勇的追踪采访，前方记者的愤怒、汗水和泪水，与后方报社领导的气魄、胆识与智慧，让人至今难忘那种关于生命的特殊体验，那种感悟人性善恶美丑的另类洗礼。作为尖刀型的记者，之后的日子，我一直在拼命与社会败类的搏杀中艰难前行。为了找到证据，可以通宵暗访，也可以调查几个月；为查出真相与内幕，化装成公司老板、律师助手、工地小工、大学教师，也曾假扮成赌徒、嫖客、同性恋人；为接近突发事件核心地带，去过共和国的大江南北，冰天雪地或者赤日炎炎，也翻过围墙、钻过排水沟。鼻梁被打断那次，是我和全国各地媒体20余名特派记者，为进入审判大厅而与当地70余名法警，发生了肢体接触。采访时激情澎湃、斗志昂扬，写稿时又冷静理智、讲究逻辑关联。因此，即使做了那么多的重大监督报道，却没惹来一件官司。
2005年5月，成都火车北站《勾结小偷警察大偷》，如超级重磅炸弹，在全国引起强烈震荡。这是我和同事调查整整8个月之久的结果，有11名警察先后受审被判刑，另有数十名警察被监视居住、开除公安队伍。这么多年的舆论监督，我没有接受过任何公开或私下的红包；而因此遭受的压力，是无孔不入的。一直到2008年，我还在舆论监督的第一线坚守着，也一如既往拒绝着所有的威逼和利诱。只是，我能更真切地感受和见证着中国政府职能大转变、司法制度的逐渐透明与完善；只是，“三项学习教育活动”，让我更明白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我，已没了年少时的癫狂，唯有职业新闻人的稳重与冷峻。
大地震中的北线总指挥
2008年年初，我走上地方新闻部负责人岗位。1月19日，当我以这个身份第一次出差时，在高速路上发生了车祸：一辆警车在高速路上违法掉头，发生了两车相撞严重事故，我受伤最重：颈椎五六节骨折。在医院躺了几个月后，我戴着颈托上班。
上班一周后，汶川发生了8.0级特大地震。绝大部分地震极重灾区，都在我的部门辖区，包括汶川、北川、青川、江油、平武、什邡、汉旺。灾害如此惨烈！
我第一时间申请上地震前线。因我当时伤情还未彻底痊愈，报社编委会全面考虑后，决定让我在后方指挥。在十分强烈的余震中，我立刻调配川南、川东记者，增援地震灾区。我们部门因此创下三个第一：记者廖兴友，5月13日徒步跋涉，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进入重灾区绵竹清平乡的媒体记者；记者青兴海，在13日拿到通行证，冒雨前往，成为第一个到达北川的记者；驻守川东的记者汪仁洪、李罡、苏定伟，连夜长途奔波500公里，于14日到达青川，发回了青川灾情的稿件，让华西报成为了第一家刊登青川灾情的纸质媒体。
作为地震灾区的主要媒体，华西报制定了应急方案，抽调了包括专刊部等5个部门的几十名记者，赶赴重灾区支援，紧急成立了华西都市报北线报道指挥部，下设绵阳指挥部、德阳指挥部和青川报道组，由我统一指挥。那段时间，没有白天黑夜之分，只有灾情灾情！救援救援！前线的记者兄弟冒险前行、拼死采访，后方的我们也没安稳。我的家，在地震中遭受重创，墙体开裂、阳台下沉，强余震不断，不能住了。白天，冒着余震指挥前线、编辑稿件；晚上，抱床被子，随便找个建筑工地的空地，躺下就睡。住过露天坝，也去过寺庙避雨。一天之内数次跑余震的惊恐，现在想来，乃是人生一笔难得的财富。
虽然没能在第一时间上前线，但在余震最强烈的时期，也多次找借口，去慰问极重灾区的兄弟姐妹。我所负责的地方新闻部，是华西都市报坚守地震灾区时间最长、上前线人数最多、发稿最多的部门。在这次罕见的新闻遭遇战中，展示出了地方新闻部记者能打仗、能打胜仗的实力，更彰显了党的新闻工作者优秀的职业道德素养和舍生忘死的工作作风。后来，新闻报道的重点，转向了灾后重建。我先后四次到重灾区安县方碑村，写出了深度调查报道《方碑村试验》，向全社会展现了灾后重建的感人事例。地震周年祭奠期间，我长时间驻扎灾区，策划了《寻找“微笑中宝贝”》等。
大地震，是一次惨烈的灾难，其间的人和事，感动与感恩，乃至点点滴滴，需要太多太多的文字才能表述。我多次以新闻工作者身份，重返地震极重灾区汶川、青川、北川，看到那些拔地而起的崭新学校、住宅，看到人们脸上的微笑，每当这时，我肯定：这是坚强的四川人民，给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最好的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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