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日报社 龚新生
龚新生
遵义日报社副总编辑、主任记者，1983年从事新闻工作以来，当过记者、编辑、新华社驻站特约记者，共计发表各类新闻稿件4000余篇，曾三度获得贵州新闻奖。2000年被中共遵义市委、市人民政府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白条子”让我流下委屈的泪
我是地方媒体记者，1993年3月，又兼任新华社贵州分社驻站记者。
1993年6月，我在遵义县农村采访时，听该县松林镇许多种烟的农民反映，他们拿着1992年烤烟收购码单（农民称为“白条子”）去烟叶站兑现烤烟生产扶持款时，除抵得一些肥料外，余下的就被一条条的香烟所充抵。这种不打“白条”而变相抵香烟的做法和“白条”坑农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同样让广大烟农苦不堪言。
那年，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不准给农民打“白条”。我很快将这方面的情况写成了一篇记者调查，同时发给了新华社和报社。分社领导收到稿件后，立即转送总社。稿件发出第二天，《中国青年报》便以“遵义有奇招，不打白条给香烟”为题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发了这篇稿件，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报纸上作出重要批示，责令贵州省委、省政府严肃查处。
然而，让我始料不及的是，这篇不足800字的小稿，竟然受到各路“围剿”。
在遵义县召开的全县干部大会上，该县的一位主要领导宣称我这是小题大做，要各部门各乡镇将我“扫地出门”。遵义地委宣传部长找我“个别谈话”，“告诫”我“端着地方上的饭碗，屁股不要坐歪了”。遵义地区烟草公司要我交出采访笔记和录音，否则将和我“法庭相见”……
我感到非常委屈，泪流满面。但是，来自社会各界的关爱和支持，像一缕缕春风温暖着我的心。
有一天，该县烟草公司办公室主任悄悄地对我叮嘱道：“龚记者，你可千万当心啊！我们老板（指他的经理）恨死你了，你的那篇报道让他丢掉了地区烟草公司经理的宝座，他已放出狠话来，你要再敢和他作对，他早晚得叫人砍下你的一只手来。”我淡然一笑：“他砍掉我的右手，我还有左手！”
“黑条子”让我流下悲愤的泪
1994年深秋的一个黄昏，我和省报的一位记者赶往遵义县团溪镇采访，刚下客车，我们便被不远处烟叶站上空卷起的股股浓烟所吸引，一些农民上前和烟叶站的工作人员高声理论着，旁边不远处的一个角落里，几位农民正从烟担里抱起几捆烟叶狠命地向一口正燃烧着烟叶的大铁锅砸去，在那口燃烧的大铁锅边上，已有两口大铁锅盛满了燃尽的烤烟灰。
看见这一幕，我们快步上前，抱住了其中的一位农民：“老乡，不忙烧呀！这可是你们一年的‘血汗’啊！”“烧！烧！老子为什么不烧？！烧光了轻松！”这位农民含着悲愤的泪水冲我俩大声地吼道。
得知我们是记者，烟农们一下子围了上来，他们七嘴八舌向我们诉起苦来。
“记者同志，我们本不想种烤烟，是村里的干部硬逼着我们种的呀！我们种烟时是蹲在地上种，摘烟叶、烤烟叶时是弯着腰摘、弯着腰烤，可到现在卖烟叶时却是跪着求情式地卖呀！”
烟农们那一双双乞求的目光，烧烟农民那悲愤的泪水，那两口盛满烟灰的大铁锅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
夜深了，我向店家借了一支手电，独自一人来到了烟叶站一探究竟。烟叶站守门的大爷告诉我，烟叶站里的“名堂”多得很！你去找镇里的官书记吧。
第二天一大早，我找到了官书记，提及农民卖烟难一事他就直摇头，据他介绍，由于贵州山区经济落后，产业单一，所以许多地方都是“烟财政”格局。为了多抓点票子在手上，各地都拼命地盲目扩大种植面积，强迫农民种烤烟，多年积累下来，就形成了如今烟叶大量积压，有烟难卖，烟贱伤农的恶性循环局面。
说到烟叶站存在坑农黑幕的问题，官书记显得一脸的无奈，他长叹道：“这是个公开的‘秘密’了，最直接的就是‘黑条子’坑农。”据他介绍，烟叶站一些职工为了中饱私囊，一边有意拖延农民的交烟时间或故意找岔对农民的烟叶压级压价，一边则和烟叶贩子暗中勾结，他们每天用纸条制作成号单（农民称之为“黑条子”）发给烟叶贩子，由烟叶贩子等在农民折返的路上，低价从农民手中收购那些被“压级压价”下来的烟叶，然后这些烟叶贩子凭着手中握有的号单随到、随验、随卖。由于有这帮持“特别通行证”的特殊人物的频繁插队，无端增加了农民排队交售时间。官书记哀叹道：“农民卖烟本身就够难的了，烟叶站里这些人再和烟叶贩子这么一串通勾结，无疑是给农民身上‘雪上加霜’啊！”
回到报社，我流着泪将采访中的所见所闻，以《遵义县农民含愤烧烤烟》为题写成了内参。此事迅即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遵义地委、行署立即派出工作组奔赴全区各烤烟生产县实地调研，认真倾听基层和农民意见，随后推出了一系列整改措施，确保了遵义地区四五百万种烟农民的切身利益，遵义地区这个全国的烤烟生产主产区由此步入了一个良性、有序的健康发展轨道。
“绿条子”让我流下喜悦的泪
1995年春耕大忙之际，我和报社的一位记者前往桐梓县新站镇采访那里的春耕生产，刚跨进镇政府办公室，便遇上了一桩咄咄怪事，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拿着一张捏得皱巴巴的邮局汇款单，要求政府办副主任张黔华再给他开一次证明。张黔华为那位农民开了一张急需用款的证明后，气愤地对我们说道：“取款有证件就行了，哪有一而再、再而三打证明的道理？”
张黔华接着向我们介绍道，我们这里邮局有个做法，农民每取一笔款，必须拿出一半转存定期，才能取走另一半，你要不愿意，邮局就会找各种借口不让你取钱。张黔华拿出一个本子说：我都登了记的，从去年初到现在，先后就有70多万元的汇款是在我这里打证明的，其实打了证明也不一定取得了款。
县邮电局一位副局长解释说，“各支局的储蓄任务都很重，而且都是与奖金工资挂钩的，总不能让职工们饭都吃不起嘛。”
回到报社，我们立即将成稿交到了值班总编的手里，看完稿件，他决定刊发第二天头版头条。后来由于遇到干扰，报社决定让我改写内参，并附加了一条规定，如我要去新华社公开发表，则必须“隐姓埋名”。
内参送出后，邮局仍旧我行我素。后来，我又继续反映情况，直接将稿件和相关材料交到了分社总编室主任周晓农手中。看完稿件，周晓农激动地说：“好稿啊！”
据周晓农介绍，当年全国各地进城打工的农民已逾6200万人，如按每个农民工每年仅寄1000元回家，邮局每年的汇款量就高达620亿元，而从内部掌握的情况看，全国各地的大小邮局都开展了揽储业务，如按他们现行的这种做法，各地邮局就在农民身上截留了310亿元资金，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一笔数据啊！我这篇稿件的送达无疑是“雪中送炭”。
邮电部虚心接受媒体监督，部长吴基传在《经济参考报》作出批示，派出调查组主动上门倾听媒体和广大农民的批评建议，从上到下严肃查处了一批责任人，同时还向全国发出通报，要求各地引以为戒，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农民汇转存。从此，亿万中国农民以及他们进城务工的亲人永远告别了“绿条子”对他们的困扰。
看到这样一个结果，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两行热泪流进了嘴里，它是那么地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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